回忆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1909—1997)

苏秉琦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博闻广识,他给我们开设的战国秦汉考古的课程对我的影响很大。苏先生为人谦和热情,他是那种看就让人感到亲切可敬、如沐春风的人。他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ー。他毕生从事考古学研究,培养了许多考古学的人才,取得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就。

苏先生曾经参加、主持和领导过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比如30年代他参加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这是我国考古学初期的一项重要发掘工程。50年代他曾经协助夏鼐、郭宝钧主持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进行的辉县发掘,亲自发掘结构复杂的固围村2号战国大墓。他亲自主持西安附近考古调查,首次辨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并判定其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他还曾主持洛阳附近考古发掘,勘查东周时代的“王城”遗址,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

据说就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在回填墓土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一位民工不幸被碰身亡。善后工作完毕后经费所剩无几,如果没有钱的话,发掘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苏先生就写了一封信,让他非常信任的好友,也是考古队成员白万玉从宝鸡到西安,向自己的哥哥苏秉璋筹款。原来苏家是华北地区开纺织厂的有名的实业家,在西安还有自己家的棉纺厂,家族企业是由苏先生的哥哥苏秉璋打理的。信送到后,苏秉璋就立刻准备了五百现大洋,让白万玉带回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负责的。

对于自筹经费用于考古发掘的事情,苏先生自己只字不提。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才知道苏先生原来有如此显赫的家族背景。他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读书、考古、埋头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家事和背景。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他所在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一度经费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当时的一些研究所人员将重要的研究资料秘密裝箱转移到其他地方妥善保管,后来又统运往昆明。这批资料包括斗鸡台遗址发掘的全部田野记录、图纸、稿件、卡片和照片:还有关于北平庙宇的调查资料和响山堂石窟寺的调查资料,包括大量文字记录、测绘图、照片和拓片。他后来在昆明的研究工作,就是集中編写《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报告。这本考古报告在1948年出版,大16开本,正文289页,约20万字,100多幅插图。报告总共印了400本,很多照片都没有刊印出来。

苏先生有一个“绝活”:闭着眼睛摸陶片,摸得特别准。他在考古发掘现场,反复强调做考古的人要亲手摸陶片,这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他太神奇了。摸陶片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爱好。他对陶器有很深的研究,摸了一辈子的陶片,看陶片的功夫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1977年,苏秉琦在河姆渡遗址,休息期间摸陶片

牛河梁发现五千年前的玉猪龙之后,有个当地文化馆的负责人想起从前出土的一件玉器,就取出来请他鉴定。苏先生摸过后,判定这是一件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种功夫都是长年在野外考古实践中锤炼出来的。考古一定要有野外实践的经验,考古的功夫不是光躲在书斋里做学问就可以的。

苏秉琦先生曾经考察了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兴城遗址、姜女石秦宫遗址,他还多次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察,为这一震惊中外的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燕山南北地区考古》《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化与文明》《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玉龙故乡 文明发端一一谈查海遗址》等著作、学术报告和论文,对于建设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体系,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意义重大。他的早期著作《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及《瓦鬲的研究》是考古学的基本文献。

苏秉琦在琉璃河遗址(摄于1983年11月)

苏秉琦先生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文,是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苏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他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谱系研究,论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提出我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六大文化区系。

这个观点是在1975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这篇论文直到1981年才公开发表。这篇论文提出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对原有的“中原中心论”是一个挑战。他通过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国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论”,指导了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阐明了我国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的社会发展史实。他的“多元一体论”,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多源一统论”即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古国、方国、帝国”的学术理论,对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具有指导性的系统理论著作。费孝通称赞这本书是承前启后的世纪之书:“代表了我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这是一本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他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了考古学界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苏先生提出了关于学术界存在着“两个怪圈”的问题。“第一个怪圈”涉及中华文化的大一统观念,以及那些被视为正统和普遍适用的理论。他用考古学研究所得的证据批驳了相关的谬误。他认为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表述需要给予新的解释,黄河中游地区也不应再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唯一发源地。

“第二个怪圈”涉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观的片面理解。他认为,以往世界史学界对于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发展史研究,不能照搬过来说明中国的历史沿革。他不同意那种总是把前朝贬斥为异邦的观点,中国的现代文明在他看来,是融合六大地区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的结果。苏先生始终认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由此,考古研究才能上升为历史研究。

苏先生还较早利用类型学的方法,成功地进行周秦墓葬和瓦鬲的分期研究,提出周文化渊源等问题。他根据楚墓中具有鲜明特征的,并有自己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的陶鬲,将其列为认识楚文化的典型器物。他认为这些携带楚文化特点的“楚式鬲”“鼎式隔”“斝式鬲”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与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殷式隔”“周式隔”不同,自成体系。他不仅对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独到见解,而且对晋文化研究也有系统的理论。

“晋文化”的概念就是由他率先提出的。关于晋文化,他还有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苏先生很谦虚,自嘲为“四句歪诗”,但其实这四句诗简明清晰地概括了晋文化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晋文化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在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裂变而成的,指出晋文化的研究不要受“曲村一天马、上马、侯马”这“三马”的束缚。他认为“周代到平王东迁已经名存实亡,东周几百年重心,特别是政治上最稳定的力量,已经转移到晋国”。苏先生开创的区系类型学理论,把中国考古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还提出了“中国史前史”的目标,他说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而应当是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合为一体的研究。这样的理想其实是把古今文化连成一体来探究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这是考古学的根本价值所在。他认为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

他曾在《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中说:

假如我们不肯甘心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像我们的先民一样,继续对于人类的文明生活有所贡献,我们就需要好好地保护我们先民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从这里边去吸取经验,看他们是如何地发明和改进了农业和陶业,征服了森林,驯养了家畜,发明了文字、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以及笔墨纸砚,看他们又是如何地由活剥生吃到煎炒烹调,由山洞土容到楼台亭榭,从树叶兽皮到锦绣衣冠,由轮子的发明到机械的使用,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切物质生活方面的发明和改进对于当时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就是研究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任务。

苏秉琦先生主持北大考古专业工作历时三十年。他参与了考古专业的创建,从无到有,建设起了一套完整的考古教学计划,还参与主持了考古学培训班。苏先生还领导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进行邯郸涧沟和龟台、华县泉护村和元君庙、洛阳王湾等项目的发掘实习。

苏先生有非常敏锐的科学头脑,思考问题总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还能够抓住重点,所以每次听他讲课都能给学生们莫大的启示。苏乗琦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诲,他非常乐于帮助他人排忧解难,为人光明磊落、可亲可敬。

苏秉琦先生的遗嘱是回归自然,他希望自己的骨灰撒在渤海湾。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考古。

文本出自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整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译林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