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 | 因为关人容易放人难,这才有了大公司的霹雳手段

刑事程序不能保证完全不抓错人,证据不足不起诉,乃至因为错误的逮捕决定而进行赔偿本身也都是正常的现象。一切都是合法的,但就是有个地方不太对劲。那就是嫌疑人被羁押长达251天之久。刑事强制措施变味了,从侦查手段变成了一种惩罚手段。

特约作者 | 郭墨墨

“李洪元事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进入任何法律程序。李洪元的回应不时让人感到困惑,而华为的一纸逻辑力满分的回应,主要收获的也是“没有同理心,让人害怕”的批评。

事实其实是清楚的,但这种清楚并不令人感到释然和放松,反而让人感受到了某种比冬天的土地更加坚硬的气息。事情的不平到底在什么地方?

一种合法伤害?

11月29日,一份关于华为离职员工李洪元的刑事赔偿决定书被网友曝光。该决定书显示,李洪元为华为前员工,在离职获得赔偿后,被公司以敲诈勒索罪名举报,在被深圳司法机关羁押251天后,近日因证据不足不起诉而被释放。

华为针对社会质疑回应称:“华为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基于事实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我们尊重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这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坦率说,从法律角度看,这个回应是无懈可击的。

另外,法律还规定,诬告陷害罪的主体不包括单位。所以让前员工李洪元无辜坐牢251天的举报,即使最终证明存在捏造事实,也可能因为“单位犯罪不适格”,只能说是一起涉嫌诬告陷害事件,都不能说涉嫌诬告陷害犯罪。

李洪元涉嫌敲诈勒索案,最后结论是因证据不足被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李洪元虽然被关了251天,但是案件的办案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包括最后的赔偿过程。

因为证据不足不起诉是个常见的情况,根据澎湃报道,最高检消息,去年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共计34398人。

李洪元坐牢251天严格的说不叫坐牢,应该叫做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审前羁押。

依据刑诉法,刑事强制措施是为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其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是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刑拘、逮捕等羁押措施。

刑事程序不能保证完全不抓错人,证据不足不起诉,乃至因为错误的逮捕决定而进行赔偿本身也都是正常的现象。一切都是合法的,但就是有个地方不太对劲。

那就是嫌疑人被羁押长达251天之久。刑事强制措施变味了,从侦查手段变成了一种惩罚手段。即使最后定不了罪,也足够让人脱层皮。251天的羁押不止意味着丧失自由,更意味着长期承受恐惧和人格尊严的丧失,它对人的不公待遇,是难以用经济赔偿抚平的。

这个代价是合理的吗?

为什么关人容易放人难

审前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可以防止嫌疑人脱逃,防止发生串供,防止消灭证据、防止社会危险性扩大,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继续进行。这是刑事强制措施存在的本意。

审前羁押对办案有好处,但是审前羁押应当受到限制,这是法治观念的要求。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确立了“审前羁押不能成为常态”原则。

从法治观念出发,刑事羁押是一种国家为了打击犯罪保护公民而不得不实施的恶,作为国之重器,它的动用非得到了不得不用的程度不可;它动用的程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它的动用还必须严格遵照法定程序。

依据刑事诉讼法,刑事强制措施很多种,不止有刑拘、逮捕这种羁押措施,还也有监视居住、取保候审这种不需要羁押的措施。

从保护公民的角度出发,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更多选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在家候审,应该是最合理的选择,也最有利于避免对无辜造成伤害。这就是审前应以羁押为例外,取保为普遍的法治观念。

但是现实是什么情况呢?据《中国法律年鉴》数据,20年来,全国范围内审前羁押率从高峰时1993年的110.94%下降至2013年的66.4%(审前羁押率=羁押人数/起诉人数),下降近44个百分点。可以说取得巨大进步,但“羁押是一般原则”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郭烁《徘徊中前行:新刑诉法背景下的高羁押率分析》)

司法机关倾向于关人而不是放人背后有多重的因素,这和办案环境有具体的关系。

第一层因素是侦查机关承受着办案的压力。羁押利于办案,利于突破嫌疑人心理防线,把人取保放掉和关进看守所是完全不同的强制效果。

第二,放人容易导致脱逃。当下人口流动频繁,一旦取保释放,很难保证嫌疑人再次到案。案件将无法办结。因此侦查机关并不乐于批准取保。

第三,避嫌。对于办案人来说,关人意味着办案工作勤勉,放人则可能暗示着懒惰甚至腐败的嫌疑。

第四,关人更是绩效。有学者观察记述,实践中不少办案机关在涉案嫌疑人被批捕后据此给承办人加分、奖励。批捕率本身是一个业绩标准。

第五,缺少针对社会危险性的第三方报告机构,以及针对社会危险性进行控制的手段。

对于取保,社会危险性是个特别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依据刑诉法,可以取保的条件之一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而刑诉法中,需要逮捕的情况有三个: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社会危险性”条件是:“(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该条第2款中还明确规定了“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应当予以逮捕”。

2015年10月,最高检、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要求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应当同时移送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这被视为审慎适用逮捕措施的一个标志。

《规定》对刑诉法进行了细化,比如列举了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认定情形,其中之一是:只要有“多次作案、连续作案、流窜作案的”即可以认定。而现实中这个流窜作案的证明标准,一般就是居住地和户籍地不一致。可以说,要证明社会危险性存在的标准是很低的,而要证明社会危险性不存在,则要难得多。

针对社会危险性问题,有的国家的做法是交给专门机构来做。一些国家的羁押前人格调查基本上是委任于某个专门的组织进行,如缓刑管理处、保释情报部、审前服务机构等,这些机构的工作独立于整个刑事司法机构,仅负责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建议是否应予羁押,并将其提交给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

高羁押率不是一件好事

关人容易放人难,对于打击犯罪有诸多好处,但是高羁押率的社会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居高不下的羁押人数会给本就十分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沉重的负担。羁押场所需要场地、监管人员、后勤保障人员、设备供应等条件,随着羁押人数的增加将不断增长。

第二,在社会层面,高羁押率不利于宽松和谐社会氛围的营造,还助长了社会对抗的情绪。

第三,审前羁押率的高企,不仅直接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也会影响到辩护权的实现,对于实现案件公正不利。

2016年,《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由最高检下发。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向检察机关申请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不需要羁押的,将建议办案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根据《规定》,评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继续羁押必要性时采取量化方式,设置加分项目、减分项目、否决项目等具体标准,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得分情况作为评估是否继续羁押的参考。《规定》规定,公开审查可以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参加。

审前羁押的必要性,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李洪元案也再次警示,羁押可能被滥用,应当警惕羁押的滥用。

第46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