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水滴筹扫楼提成的业务员是悬壶济世的天使

水滴筹真实的问题,是在业绩的刺激之下剑走偏锋,把筹款变成套路,抛弃了诚信。

撰文/姚瑶,专栏作家

水滴筹的地推人员在医院拉项目被视频曝光了。一时间,诸多批评指向了公司地推人员为了按单提成而扫楼。

水滴筹有功有过,唯独批判扫楼提成这件事情,只配得上五个大字,“何不食肉糜”。

2019年两会期间有个数字,我国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占总贫困人口比例超40%。多少普通家庭,遇到重大疾病来袭,家庭财富一夜蒸发,重压之下,无路可走。

在各大医院里,有人不辞辛劳地推介一款互联网产品,不让人额外花钱,不骗人吃亏上当,不卖虚假伪劣医疗技术,苦口婆心劝人接受新鲜事物,不厌其烦地辅导人如何将自己的故事包装成文案,放在网络上,就有机会得到社会的援助,让人摆脱交不起医药费的恐惧,告别因病致贫返贫的阴影。

这样雪中送炭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不被人叫做天使,还被人鄙夷每单收取了80块到150块的提成费,这句评价,真对不起良心。

这种地推拉客劝人求助的模式不是没有问题,但扫楼按单提成一定不是问题。没有这点金钱的刺激,也没有那么多人能像蒲公英一般,把白求恩精神洒满社会的每一个空隙,挽救诸多家庭的苦难。

水滴筹真实的问题,是在业绩的刺激之下,剑走偏锋,把这事变成套路,抛弃了诚信,将不符合社会对求助认同的案例,包装到了互联网之上,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

践踏诚信,病人家庭的私心和公司对高速增长的贪婪,合谋割取善良的韭菜。这二者基于畸形审美的共谋,营造了今天令人窒息的困境。

(一)

个人求助与慈善救助,常常被混为一谈。在法律上被严格区分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二者是一体的。

借三不借二,救急不救穷。治病借钱,被列为必借之首。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有车有房的殷实家庭,也不一定架得住短时间掏出一大笔现金交给医院。

对疾病家庭救助的热情高涨,很快,我们被自己的热情给吓到了。

十年前的时候,正是传统媒体高潮的末期,和互联网传播的早期,个人的大病求助案例是常常被热炒的一个话题。

当时淳朴的媒体人们,非常热心的介入到诸多遭遇大病的困难家庭。一不小心,就用力过猛。热心媒体联合报道,一个只需要十多万就能解决的案例,动不动就募集到百万量级的善款。

那个时候的人们,还很淳朴,看到那么多的钱来了,并不敢辜负社会的热情。于是,常见的情形是,一个大病求助的案例做完不久,媒体开始了第二轮报道,认真的反思,资金多了该怎么办。病人家庭不敢把多了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退钱没有好的办法退回去,再捐出去又不一定找得到合适的去处,也怕辜负了捐赠人的心。

那时我也常常被邀请去发表评论,如同当时各个秉持专业主义的行业一样,每次我都咬定一个观点,出现这样尴尬的结局,就在于媒体热心太多,专业度不够。如果这样的事情交给专业的慈善组织运营,他们可以在一个议题下面对社会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不是一次就一个个案行动。这样,最终不仅能避免个案筹款超过的问题,还能更多顾及没有被媒体关注到的那些弱势个体。

有一天,一个敏锐的主持人反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当时这个家庭找到了你们基金会,你们能接接受他们的求助吗?”

我回答,我在的基金会确实不能,但我相信他们能找到对口的慈善基金会解决这个问题。

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心虚了半截。在海量的求助面前,慈善基金会不过沧海一粟。媒体固然做得不够专业,容易闹出用力过猛的问题。但没有媒体介入,这些家庭求助无门,是更加令人困扰的道德尴尬。

尤其几年后,我回顾慈善事业发展数据时,看到国内当时不过六千家基金会,能对口疾病救助的活跃慈善基金会更是屈指可数。如果将希望放在仅有慈善基金会之上,不过是个专业的笑话。

个人求助这件事情,社会需求实在是太大了,慈善组织少到疲于回应。专业可持续的道路解决不完,社会必须寻找其他渠道解决。

(二)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商机。即便是互联网兴起后带动的慈善浪潮,广泛拉动了网民的热情与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在嗷嗷待哺的人群面前,依然不过沧海一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门服务个体求助者的互联网商业平台趁虚而入。他们用不专业的方法,回应了真实的需求,得到了急剧快速的发展。对这些商业平台而言,并不需要从求助者本身去收钱,在互联网逻辑下,用户就是金钱。

轻松筹、水滴筹等在社交圈内屡屡出现的产物,就这样变得流行起来,而且增长惊人。轻松筹五年流转总额超过360亿,后起之秀水滴筹四年总额超过235亿,大病类个人求助金额占据了绝对的大头。

坚持与正规慈善基金会合作的腾讯公益等平台,2019年上半年捐赠增长迅猛,总额超过18亿。

即便在慈善基金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相对程序规范和操作严谨的慈善基金会,在社会动员能力与回应社会需求方面,远远不如商业平台之上汹涌的个人求助。举全国慈善组织之力,远不及商业平台支持的个人求助。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个人求助汹涌蓬勃,也同时泥沙俱下。

个人求助不是有专业主义依托的媒体来背书,完全依靠个体的自觉,最终在比底线的游戏中,逐步沦为不自觉。

没有了自觉的信息,演化为套路。通过文字渲染能力打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本是一种美好,如今成为了收割机。很久没有听说,有人得到超过需求的捐助以后,会反省不安,会主动退款,会因为发布不实信息而内疚。大概是道德底线已经变了,大爷我凭本事得到的捐款,凭什么要讲良心吐出来。

更有甚者,自然是平台的助推,地推人员在最熟悉规则的情况下,协助病人家庭造假,包装不实信息,鼓励病人家庭无需担心反馈信息,裹挟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场收割善意的狂欢中去。

慈善本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商业为了逐利必然强调效率优先。当两种价值观嫁接在同一个商业主体之上的时候,渴求逐利效率的欲望,压倒了恪守诚信与公平的道德。

民政部也多次提出,平台应明确告知用户及社会公众,个人求助、网络互助不属于慈善募捐,真实性由信息提供方负责。

很遗憾,道德底线普遍被突破的情况下,善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三)

上个月的时候,水滴筹公司推出了积极地一步,起诉隐瞒财产发起求助的个体。法院支持了原告,判决将被告所筹集到的资金和利息原路返回。

同时,法院提出司法建议,建议民政部加强立法和监管。建议水滴筹公司等网络平台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审核机制。法院的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办法是有效的,最终也是极难落地结果的。

遇到疾病而发起个体求助的问题依然庞大,立法严管容易堵塞了求助的道路。慈善组织解决能力依然有限,短期内不会爆炸性增长。对于公司而言,如果他们也做到如同专业慈善组织一样的审核与监管,解决效率也会如同现有的慈善组织一样,难以更高更快更强,会极大地降低平台扩张的速度。

政府严管和企业加强审核责任,正确但无效。解决个体求助中的虚假信息,问题根源还是解决因病致贫返贫数量过大的问题,当问题总数缩减以后,社会就有足够资源来从容解决个案的困难。当总量太大的时候,任何看起来很好的办法,控制了虚假求助的情况,也必然会耽误有真实需求的家庭。

解决问题的思路变了,真实的路径是建立三层保障网。

第一层,国家从社会保障角度扩大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目前国家不断加大健康扶贫政策,收获了积极地成效。这一层工作做得越好,需要通过社会补充支持的案例就越少。

第二层,国家和社会对法律框架内的慈善活动和社会公募组织放开更多空间。从慈善组织筹款和个案网络求助资金量级对比来看,社会整体对慈善的捐赠并不小,但是慈善组织能够有效吸纳社会资源的能力偏弱,远不如打法灵活的个人求助。法律对慈善公募组织管理过严,留下了太多的社会空白。社会舆论对慈善组织恶意过重,然后转手将资金捐到不明就里的地方。法定的慈善组织无力充分回应社会的需求,这个空白总会由一个更加让人泪流满面的力量占领。

第三层,对商业平台支持的个人求助,本就不应成为接受社会资源的主要流向,这不是企业积极追求的目标,不是企业应当从事的工作,也不是企业擅长的事务。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回应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主要交给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和慈善组织办理。再有漏网之鱼的时候,商业平台担任一个积极地补充就游刃有余。

回头想来,如今的现状,是二线替补队员被架到了决赛场上当主力,场上局面乱糟糟。舆论苦苦的逼着企业把慈善做到最专业,然后慈善组织苦苦得不到更大发力的空间。

共享单车风起云涌的时候,有人高呼,这是最佳实践环保的社会责任担当。直到企业倒闭,押金退还遥遥无期,废弃单车遍地都是,如日中天之时领取的各路社会责任奖、环保奖不知被扔在哪个角落。

如今,又到了期望公司的地推不领取提成,成为拯救大病救助的守护神。

我们怎么就能保有如此畸形的审美,从而对真实的世界充满了莫名的期待,与扭曲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