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气候变化导致的瘟疫,左右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作为历史的隐形玩家的病毒细菌,对人类历史起着一锤定音的效果。

撰文/尼德罗,专栏作家

1776年,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共同发布了《独立宣言》。同年,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在其宗主国英国出版了两本煌煌巨著。一本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另一本则是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近代化的开端,启蒙运动方兴未艾。吉本对罗马帝国的研究,与其说是对欧洲历史的探索,不如说是对启蒙运动的助力。他对自由平等的推崇,对基督教的批评,宛如一把刺向宗教专制观念的尖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而具体到吉本对罗马衰亡原因的探究本身,则可以归结为四点:时间和自然的侵蚀、蛮族和基督教充满敌意的攻击、对建材的使用和滥用和罗马人内部的纷争。其中,吉本主要侧重对帝王将相,即罗马皇帝个人统治策略的探究,以及基督教对罗马帝国影响的评判。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陆续出版后的两个半世纪里,跟随吉本考察、探究罗马帝国兴衰的学者不在少数。进入20世纪后半叶,很多研究者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开始增加社会、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视角。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哈珀,正是试图提供新解释的学者之一。

2017年,哈珀出版了《罗马的命运》一书,从气候、疾病等环境史的角度切入,重新梳理帝国兴旺与衰败的原因。尽管哈珀并不是首位从气候、疾病等原因探寻罗马衰亡的历史,但是他在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大量详实气候、水文、卫生材料,也足以让人钦佩。此外,作者将这些环境史的数据和罗马政权的迭代、帝国的命运变化进行逻辑上的严密整合,其过程也十分精彩。

可以说,阅读哈珀的著作,令人掌握了打开了理解罗马帝国之门的新钥匙。甚至,在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时,哈珀也在更新我们的理解框架。

从“罗马气候最优期”到“晚古小冰期”

“大部分讲述罗马衰落的历史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默认假设之上,即环境是一个稳定、惰性的故事背景......由于获取古气候和基因历史数据的能力取得极大进步,我们得知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错误,而且是大错特错。”

尽管哈珀是一个古典文学教授,但是他对罗马时期详细气候资料的掌握,使他可以看到罗马兴衰与气候变化之间的惊人重叠。约公元前200—公元150年,这是罗马气候最优期。之后,约公元150—450年则是罗马过渡期;到了约公元450—700年,则到了晚古小冰期。

在罗马气候最优期,罗马帝国达到了国力巅峰时期,而在气候过渡期,罗马城被哥特人洗劫一空,帝国的象征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到了晚古小冰期,西罗马分崩离析,东罗马领土日益缩小,虽延续千年,但荣光早已不在。

当然,如果只是简单将气候状况和罗马帝国国力进行对应,那么这样的解释也称不上有太强的说服力。但事实上,哈珀展示的是一个包含气象水文、火山喷发、森林面积、粮食供给、疾病状况等等方面的综合性解释框架。

在罗马气候最优时期,整个帝国境内的气候更为温暖湿润,树木的年轮、洞穴的矿产堆积物,以及生活在该年代的哲学家、《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都证明这一点。而在气候最优期,风调雨顺确保耕地扩大、粮食增收,并以此供养极度奢华的罗马和更为强大的军队。

到了过渡时期,发生于165年的安东尼瘟疫率先给了罗马沉重一击。虽然说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77年,都有过爆发瘟疫的文字记载。但165年爆发的天花,则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杀伤力。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其规模达到7500万人。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死亡人数应该在10%—20%之间,也就是说,这场瘟疫造成了700万—1500万之间的死亡人数。

之后的249年,罗马再度爆发“西普里安瘟疫”。这场瘟疫其实是一个“疾病包”,包含了众多传染性疾病,瘟疫一直持续到262年,才算是减少了传染规模。到了晚古小冰期,541—543年期间爆发了查士丁尼大瘟疫,黑死病在帝国疆域内横冲直撞,这场瘟疫很可能导致了一半左右人口的消失。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瘟疫一直持续了200年之久。

最强帝国兴衰:一种非线性的视角

早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城的居民就达到了70万人。在罗马城内,共有28个图书馆、19座引水渠、2座竞技场、46602座公寓楼、856个浴场、256家面包房、46家妓院和144座公共厕所。在人口最多的时候,罗马居住了超过100万的人口。作为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还有几十座人口在10万—50万之间的城市。

颇为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5世纪,罗马商船的规模才被后来者超越,而如果单单看谷物货船,则要迟至19世纪。毕竟,100万罗马居民,每天的粮食都需要专门的运粮舰队从帝国的各个粮仓运输而来。

除了粮食运输体系,罗马人还创造了贸易上的黄金时代。罗马城每年消耗的葡萄酒高达1.5亿升。罗马人建立的信用体系,直到17—18世纪,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才能赶上。和平、法律和交通基础设施,让每一个城镇都成为地方性的贸易枢纽。贸易市场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现代化往往呈现出一种“线性进步”的状态,这也使得身处在现代社会的人会不自觉地认为,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之后的帝国会比罗马更为强大,尽管这样的增长极其缓慢。

对此,哈珀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把前现代的经济发展想象成一条位于生存边缘的直线,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加速发展。相反,哈珀认为“(农耕)文明的历程是一波又一波的起起伏伏,巩固和瓦解……在现代性造就的不断上升的波峰之前,罗马帝国可能是这些发展浪潮中最宽阔、最强劲的一个”

作为古代世界里最强的帝国,罗马的命运与气候、疾病息息相关,但又不直接相关。在罗马气候最优期,罗马的版图疆域达到了历史最大,罗马的粮食产量、贸易规模也处于巅峰。从表面来看,罗马人控制了更大的经济、贸易网络,但是,庞大的人流网络也为细菌和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完美的渠道。

一旦气候发生变化,例如从5世纪中叶开始的晚古小冰期为鼠疫的肆虐提供了温床,帝国的命运就开始走向黑暗。气候变化一方面加剧了瘟疫的流传,另一方面改变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这带来了连个后果:粮食开始减产和蛮族部落为了生存开始进攻罗马。

如果说165年安东尼瘟疫爆发之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还能够调集帝国的资源,成功地进行了应对;那么在3世纪西普里安瘟疫到来之后,帝国的储备能量已经接近枯竭。到了6世纪的查士丁尼时代,“瘟疫和气候变化结合在一起,耗尽了帝国的气力”

作为历史隐形玩家的气候与疾病

对于不少中国读者来说,在以色列青年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畅销全球之前,最熟悉的人类历史解读著作可能是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后者从地理环境、技术发展、疾病传播等角度展开对人类社会的解释,所引发的议论之声至今犹存。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戴蒙德在写作《枪炮、病菌和钢铁》之前受到了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深度影响。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了《瘟疫与人》一书,首次从传染病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如何受到病毒、细菌的塑造。这些我们肉眼看不见,古代人也完全意识不到的东西,他们在不经意间与气候、地理、贸易网络产生关联,并且在历次重要历史事件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到欧洲人迅速征服美洲大陆,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小得不能再小的微生物,他们作为历史的隐形玩家,起到的却是一锤定音的效果。这些病毒、细菌有自身的作用逻辑,人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供它们寄生的宿主。

在《罗马的命运》中,哈珀提到了6世纪的黑死病让帝国损失了1000万左右的人口。而这也为基督教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人试图以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来保持生存希望。而在700年之后的14世纪中叶,蒙古人因为中亚气候干燥、草原面积缩小而向西发动进攻,他们带来的黑死病最终导致欧洲三分之一的人死亡。这场灾难又令许多信徒开始怀疑基督教本身,尤其是教皇克雷芒六世在法国的家乡阿维尼翁,也确定不能在这场灾难中幸免之后,更多人产生了对基督教的重新思考。而这,也构成了文艺复兴最早的社会思潮准备。

从太阳黑子运动,到太阳辐射地球的总量,再到局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宏观环境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在此基础上,人类与环境的交互促使瘟疫开始爆发和流程,正如猪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驯化带来了大部分疾病,而人类贸易网络的扩散则给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温床。以罗马帝国为切口,哈珀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大历史观,即历史的操盘者并不仅仅有王侯将相,更有他们背后的气候、疾病因素,正是这些宏观与微观因素的糅合,才形成了今天的人类社会。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