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一号沉船,看看我大南宋有多豪

2019年8月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我国南宋初期古沉船“南海一号”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至今为止“南海一号”共出水18万余件文物精品,被誉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里程碑”。那么这艘在海底沉睡了八百年的古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它又承载了怎样的文明?

5 月 18 日至 8 月 25 日,“大海道 — ‘南海一号’沉船与南宋海贸”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该展览由广东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共同主办。展出400 余件“南海一号”沉船文物及馆藏相关南宋时期文物,这批文物涵盖了从 1987 年第一批调查发现搜集的代表性器物到 2019 年最新发现的成果。

展品类别涵盖了陶瓷器、金属器、碑拓、自然标本等。展览分为五个部分:南宋中兴 — “南海一号”沉船所处的时代;万贯珍品 — “南海一号”沉船所载货物;万里行舟 — “南海一号”沉船的船员生活;船沉南海 — “南海一号”沉船的发现;卅载寻踪 — “南海一号”沉船发掘保护实录。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博物馆参加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第二季)》的宋金项饰,也将在展览中呈现。

“南海一号”沉船沉没于广东上川岛西南方向海域,1987 年 8 月被发现,经过 20 年的调查及相关考古工作,2007 年 12 月整体打捞出水,并移驻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相关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持续进行。“南海一号”沉船,船体保存情况良好,船货堆放有序,按类归置,其中不乏异域风格浓郁的产品。现已发掘出水的器物逾 14件。专家通过比对船载金页和银铤的铭文,比对船载的景德镇窑、磁灶窑瓷器及相关窑址、墓葬、沉船材料,指出“南海一号”沉船是南宋中晚期,约为 12 世纪末至 13世纪初的沉船。根据“南海一号”沉船及船货的特点,初步推断是从福建泉州港始发。“南海一号”沉船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

龙泉窑青釉

内出筋葵口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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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青白釉

印花宽折沿花口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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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这么大量的货物,并非孤例。中国进入南宋时期,受北方的金国掠夺而需缴纳大量岁币,政府开支日益增大。因此王朝统治者倡导“江海求利,以资国用”,积极发展海上交通,经营海外贸易。早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泉州市舶司设立,从政治上确立了泉州在对外贸易的地位。到了南宋时期,政治中心南移至临安(今杭州),泉州港的地位一度上升,成为最大的港口。“南海一号”就从泉州扬帆出海,不幸的是,尚未远航,便已沉没。

“南海一号”出水货物,展现了南宋中国热销海外的商品。装载的货物量大,类别丰富。船载有10余万件的器物,船货的大宗是陶瓷器,还有金属器及金属货币、金银首饰、漆木器、朱砂等。10 余万件船货的包装方式特别讲究,沉船遗址船货包装方式清晰可见,由之可感受到货物的庞大数量和古人包装货物的智慧。

据《宋史》《诸蕃志》等史料记载,中国商人行贩于东南亚一带,行销货品最多者为瓷器。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极为繁盛,在海外也出土了大量中国外销的瓷器。南宋时期,北方几个制瓷中心因战争破坏和工匠大批南迁而衰落,南方制瓷业蓬勃发展。

德化窑青白釉

印牡丹纹六棱带盖执壶

德化窑青白釉

印花花卉纹军持

华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泉州、广州、福州、明州等贸易口岸,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的窑场,“南海一号”出水的大部分陶瓷器均来自于这些窑口,如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 、福建德化窑、福建磁灶窑等。他们是纯典雅的单色釉瓷器;除了传统器型,还有异域风格的器型。比如军持,最初是佛教僧人使用的贮水器,后来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军持成为伊斯兰教徒使用的器具而大为兴盛。宋代开始,军持成为了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器型之一。出水瓷器的装饰方法以胎装饰为主,在胎上刻画或印花,花纹舒朗俊美。墨书瓷器也是一大特色,在“南海一号”出土的遗物中,个别瓷器底部楷体、行书、草书等书写文字。用墨书瓷器虽然是较少部分,但是墨书传递的信息对于船货管理、船员构成和陶瓷贸易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初步解读出土的墨书,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八类,分别为:姓名类、“直”字类、“纲”字类、器物用途、地名、花押、符号类等。

磁灶窑绿釉印花卉纹折沿菱口碟

铜镜

金属器是仅次于瓷器的大宗出水器物,他们的类别较为丰富,有金、银、铜(图 7)、铁、锡(图 8)、铅锌等。在古代海外贸易中,金属原材料或金属制品是国际市场的重要商品,用以制作武器或农具;同时,金属也是上佳的压舱物。有宋一代,禁止私存铜器、禁止私造铜器、禁止铜器交易。铜铁器在船上却数量不少,反映了海外有巨大需求,商船为了利润铤而走险。如船上出水的铁器坯件,据专家推测,是铁器半成品,呈弯刀形,一侧厚一侧薄,尖部锐利,明显具有刀身特征,适合再次锻打。铁器坯件的数量较大,30 多个铁条用竹篾绑缚成捆,两捆用竹篾绑缚为一组,铁器坯件捆、组之间垫草席、竹席等编织物,整齐码放船上,故不排除是运送到目的地后作为刀具使用。铜环是本船铜器的大宗,数量多,且不适合佩戴,故也可能是作为源材料外销到国外的。

锡牌饰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船载有的锡器,特别是一些锡珠,锡盘、锡碗,反映了锡在宋代的普遍使用和销售“南海一号”沉船还发现有为数不多的金器,他们光艳夺目,风格独特,制作精巧,不由得令人惊叹。器型有腰带、项链、戒指、手镯、耳环、缠钏等六类。金器风格独特,主要有阿拉伯风格、宋地风格和辽地风格,雕工精巧,无不显示出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手艺。

金项链

细丝圆圈形金耳环

镶宝石空心金镯

贸易离不开货币,宋代张方平《乐全集》中记载,“钱本中国宝货,近乃与四夷共用”。从“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钱来看,其品种有银质货币(图 13)、金质货币(图14)和铜钱(图 15)几大类。截至 2016 年 1 月,“南海一号”共出水铜钱约 15000 枚。铜钱最早的是东汉“货泉”,最晚为南宋孝宗时期的乾道元宝(1165 ~ 1173),这是确定沉船年代上的重要依据。

其他货物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漆器及朱砂( 图 16)。“ 南 海 一号”沉船共出水漆器 66件,有一色漆器和雕饰漆器,器型有漆碟、漆盒、漆盘、漆勺、漆簪等。其中装载金器的漆盒,昭示着金器主人的不凡身份和高贵地位。朱砂为双向贸易品种,进出口都有。“南海一号”沉船已出水朱砂 20公斤。古人用朱砂入药,也可以用于抄写经书、画符;把朱砂撒入墓葬,用于辟邪。

万里行舟,勤劳而智慧的人们在漫长而艰险的航行中,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南海一号”沉船丰富的船员生活用品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它们为我们拼凑出 800 多年前的这个“流动的小型社会”。民以食为天,船员发展出一套适合远洋需要的“餐单”。由于海上航行时间较长,船上一般需储备大量酒水、粮食、水果、坚果,豢养牲畜,或捕获野生动物,或靠岸后补充物资,确保航行食物的供应。

船上发现的水果残骸有:梅核、槟榔果核、橄榄核、枣核、滇刺枣核、南酸枣核、葡萄籽、荔枝核。坚果有:锥栗、银杏、香榧子、松子;粮食作物有:稻谷壳、冬瓜子、花椒籽、胡椒籽。装载食物的容器,也五花八门,独具特色,有铜碗、锡杯、锡壶、茶盏等。单调的航海,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的生活,船上还发现有端砚、铜镜、水晶坠饰、铜盘等生活器具。船上出水了观音等小饰件,体现船员祈求海上航行顺利平安的愿望。“南海一号”考古队孙键队长称“南海一号”完整展示了宋代社会,这以说法实不为过。

面对这艘满载船货的大型巨舶,我们不由得赞叹宋代的造船航海水平之高超。吴自牧《梦粱录》谓:“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南海一号”沉船残长 22.15 米,最大宽度 9.9 米,分布轮廓面积约 179.15 平方米,设 14 道舱壁分隔成 15 舱,是目前所见舱数最多者,甚至超过元初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所说“若干最大船舶有最大舱十三所”的标准。宋代,海员能熟练掌握信风规律,罗盘导航,还掌握了阿拉伯人发明的“牵星术”、深水探测技术,并编制详细的海道图。

纵使如此,船终归沉没,而“南海一号”的打捞、发掘和保护方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守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智慧。在国家的支持下,“南海一号”沉船利用的是整体打捞,即把沉船、船载文物以及沉船周围的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定的钢结构箱体内,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并迁移到可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中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和保护。

“南海一号”有诸多世界之最:世界首创的沉箱法整体打捞技术、集多种功能和复杂工艺于一体的巨型钢沉井设计技术、水下 30 米的钢底托梁穿引技术、沉井定位技术和下沉过程监测技术、确保沉船原始环境不发生变化的保泥、保水技术、沉船存环境的构建与维持技术。所有这些,无不彰显着祖国的繁荣强大和文博人、打捞专业人员等各行各业工作者鞠躬尽瘁的工匠精神。

“南海一号”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和珍贵水下文化遗产,为中国海外贸易史、造船史、陶瓷史和航海技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发掘和保护工作也正在进行,新发现、新课题层出不穷,相信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