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自由 人与书的彼此拯救

《偷书人》

作者:大卫·E.费什曼 译者:姚丽蓉

版本:西苑出版社 2019年1月

1943年7月的一天,年轻的基特尔打算做做运动,他在街道上拦下一个人,拿出一根香烟问:“要火吗?”对方点点头。于是他掏出手枪,朝那人头上开了枪。

基特尔的身份是纳粹党卫军二级小队队长,时常站在犹太聚居区的大门口,负责检查进入聚居区的犹太人身上是否藏着食物,一个土豆,或者几片面包。当吟游诗人施默克·卡奇金斯基排在缓缓前行的队伍中时,他和那些藏有土豆的人同样恐惧——我们知道,头上挨一枪是不会有第二种结果的,不同的是他还感到坚毅和兴奋,因为他身上藏的是袖珍本《妥拉》,以及另外四本小书。队伍在向前,犹如死亡在靠近。忽然,有人说,基特尔进聚居区了。队伍快速涌进大门,施默克跟了进去,并且再一次成功了:首先是避免被枪杀,其次是把几本书转移到秘密地堡。

大卫·E.费什曼用七年时间写成的《偷书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隐秘的历史,一个施默克们偷书的故事。

维尔诺被德国占领期间,大批的犹太人被送到树木丛生的波纳尔,在那里成为尸体,并持续堆积。这自然远远不够,这些犹太人还有书,有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纳粹政府成立了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负责劫掠欧洲文化财产,而抢劫犹太文物是该组织的“一个特殊兴趣”。劫掠来的文物30%要送到负责“犹太研究”的人手中,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从文字中找出足以证明“犹太人的堕落”的证据;余下的70%则只配被送进垃圾焚烧炉或造纸厂,变成灰烬或白纸,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没有文字。总之,纳粹想要的不只是犹太“人”的消失,还想在地球上擦除犹太“文化”的痕迹,不留一丝一毫。

可能是需要对付的人和文化实在太多,德国人忙不过来,1941年第一次文化劫掠后,他们在维尔诺围建了犹太人聚居区。突如其来的死亡早已司空见惯(四万人慢慢减少到不到两万),幸存的人更加痛苦,他们必须想办法活下去,而饥饿只是威胁的一种,精神的崩溃更折磨人。在一段“稳定时期”里,犹太人建起了医院、卫生服务、学校,以及图书馆——一个偶然的奇迹。

图书馆管理员是个名叫赫尔曼·克鲁克人,曾是“全波兰最受尊敬的图书管理员”。他徒步穿过荒野,从华沙逃至维尔诺,意外接手了聚居区图书馆。进入聚居区的第一天他便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因为他把书从垃圾中拽出,“并试图抓住被风吹走的几页纸”。正是他,在意识到书籍、宗教用品、艺术品将会遭遇再次劫掠后,决定偷书,建立地下藏书点。

克鲁克决定当一名偷书人无疑是出于一位学者对文化延续的责任,可能也受到现实的震撼:那些饿着肚子的人居然还需要阅读。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在经过1941年10月的一次“清洗”后,人少了,注册的读者人数却多了几百。统计数据显示,外借图书中,78.3%是小说,17.7%是儿童文学,4%是非虚构作品。那些爱情小说、犯罪小说适时地展现出文学最基础的功能,为经受苦难的犹太人提供了一处想象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酗酒般的麻醉感,暂时忘记脑袋附近的那支枪,避免了精神崩溃。也有人从书中得到精神力量的充实,但只有少数“成熟读者”才做得到。

既然书可以在战争中拯救人,那施默克们拯救书,则带有回馈的意味。或者不如说,人和书正像两个生死与共的人,彼此掩护。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自己随时会消失于世间的命运,他们看到的是未来,“只是想为未来的人做些事情”。

短期的未来同样艰苦。当1944年7月,苏联从德国那里“夺回”维尔诺后,那些书和它们所代表的犹太文化依然不受欢迎。他们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下的偷书人。

这些书有的被偷运到波兰,有的被运到美国,但也许有些书没那么走运,散落在各个角落,比如垃圾堆中。这也没关系,只要没被送进焚烧炉或变成白纸,它的价值就还存在;更何况,“总会有一个孩子,他将在垃圾堆里拣起一本书来。我就曾是这样一个孩子。”多年后,布罗茨基(生于1940年,犹太人,1987年诺奖得主)在《一个不温和的建议》中说。

撰文/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