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的老漂:往前一步是漂泊,退后一步是空巢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温汤镇的文化长廊内,李有土和妻子带着小孙女在休息(2018年2月28日摄)彭昭之摄/本刊

“往前一步是漂泊,退后一步是空巢”,这是横亘在许多老漂面前的两难选择

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

饮食和气候上的不习惯不值一提,城市现代化生活的融入、人际关系网络的重建、育儿观念的磨合等都对老漂的生活提出挑战

他们何以为家?

原题《彷徨的老漂》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剑锋 秦宏 陈旺

下午4点,福建厦门领翔国际小区,67岁的河南老人张秀梅推着婴儿车,将刚刚睡醒的孙子送到小区的滑梯上玩耍。此时,她的老伴靳国柱正疾步朝外走去,他得赶着下课铃响,接孙女回家吃饭。

买菜、做饭、带孩子……老靳两口子的生活是整个小区大部分家庭和老人的缩影。身处寸土寸金的城市,几乎没有哪个年轻人能专职在家带孩子,远道而来的老漂替儿女承担起了看管和照料第三代的任务。

老漂,是指那些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离乡背井,来到子女工作的大城市生活的老年人。年轻一代的漂泊造就了这个群体的迁徙,也造就了他们复杂的心理:希望融入城市又止不住怀念故乡、渴望得到子女养老又怕成为累赘……

因为自身生活习惯、知识水平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交织在老漂身上的矛盾情绪,往往比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更加复杂。

被动城市化的老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的大背景下,数亿流动人口从中西部涌到东南沿海省份。从出门求学到在异地成家定居,老靳的儿子是亿万流动大军中的一员。为了减轻孩子压力,7年前,孙女一出生,退休的老两口经过合计,决定到厦门给孩子当“家庭保姆”。

“没办法,现在的年轻夫妻,只要有一个不上班,家庭经济就紧张。”老靳说,请保姆又贵又不放心,由老人来带孩子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除了帮子女看管小孩,养老需要也是老漂族形成的原因。两年前,临近退休的江西人陈先生在厦门买了一套小房子,准备搬过来和子女同住。“我们只有一个小孩。她在厦门定居,我们将来养老肯定要跟过来。”陈先生说,除了必要的生活辅助,在子女身边,老人也能得到更多心理陪伴。

国家卫健委动态监测数据显示,老年流动人口规模在2000年以后增长较快,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老年人口流动持续上升。

难以磨合的齿轮

7年过去,老靳逐渐适应了厦门的生活,却仍没找到在此扎根的感觉。初来厦门时,他觉得哪都比不上河南周口。最直观的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老家馒头面条,这里顿顿米饭。”老靳掰扯着手指,“一到夏天还热得不行,风也大。”

饮食和气候上的不习惯,仅仅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城市现代化生活的融入、人际关系网络的重建、育儿观念的磨合等方面,都对老漂的生活提出挑战。

家住厦门的公务员曾先生今年为婆媳战争忙得焦头烂额。对他而言,母亲的支援一方面解除了一家人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带来无处不在的“火药味”。

曾先生从小生活在农村,老人秉承“牛不喝水强按头”的观点,一路将几兄弟拉扯大。这种粗放的育儿模式与城市出生的儿媳格格不入,于是,小到孩子能不能喝饮料,大到值不值得花大钱学舞蹈,婆媳在许多育儿问题上总是无法达成共识。曾先生很无奈:“不让老人管,又会让她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最终这场纷争以母亲回老家,重新请保姆告终。

家庭生活之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城市生活对于老人们来说,也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出生于1949年的老秦来自安徽宿州农村,今年初,经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他和老伴到厦门帮忙带孙子。刚来一个月,他就因为把电磁炉放在煤气灶上烧,险些酿成火灾。事后他责备自己“老糊涂了”,但事实上,子女也知道,这是由于生活模式变化造成的结果,老家从来都是烧柴火灶、煤球炉,天然气都很少用,更别提电磁炉。

在高铁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许多城市的距离拉近到数小时即可到达,对老漂而言,时差却客观存在。从家中分不清的洗衣液、洁厕灵、洗洁精,到出门认不准的地铁、公交,城市生活在年轻人看来是新奇和充满活力的,对多数老漂而言,却处处是障碍。

如果说功能齐全的小区可以让老人们暂时躲避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那么由人际关系网络的隔离带来的孤独感则让老人无处可躲。

多位受访老漂认为,虽然城市小区中住着上千户人家,但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集,邻里关系远不如农村那般密切。以往在老家走街串巷都是朋友,出门遛弯唠嗑轻车熟路,但在城市里,孩子上班后,老漂往往只能选择蜗居在家。

“往前一步是漂泊,退后一步是空巢”,这是横亘在许多老漂面前的两难选择。尽管和子女共同生活能够免受别离之苦,但离开熟悉的家乡,孤独感却也难以避免。

何以为家

“饥苦了儿时,荒废了学时,辛苦了壮年,困惑了老年。”

“不支持隔代照顾孩子,儿女的事让他们自己去承担,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是自己的权利,不当免费保姆,不参与儿女的家务事。”

“退休二十余年,前十年照顾偏瘫的母亲,以后照顾孙子。如今八十有余,仍然脱不开手。”

去年,在社交媒体上一篇关于随迁老人的文章下,数百名老漂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却仍要像春蚕一样工作,不少老漂萌生了回家的念头。

今年以来,老靳见证了小区同乡老漂的“大撤离”,有的不到两个月就走了。“说到底大城市面向老人的文化娱乐活动还是太少了。”老靳说,“如果能增加一些针对老人的文娱设施和活动场所,相信很多老漂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除了充实精神世界,尽快解决老漂健康和就医的顾虑更是当务之急。

记者采访发现,因为社会保障机制仍不完善,异地报销费时费力。不少老漂要么常年拿着门诊卡奔波于两座城市之间,要么为了不给孩子留下过重的经济负担,回到老家成为留守老人。

老靳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抓紧落实和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让老漂们能在异省他乡享受到便利的医保就医服务。

“中国人口流动正经历着从家庭成员分离到家庭成员团聚的转变,由此造成的农村随迁老人需要引起关注。”福建江夏学院副教授陈盛淦表示,子女在提供老人必要的经济、生活照料的同时,也应给予情感支持,理解老人在隔代照料上的付出,包容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理念。同时,社区居委会可对随迁老人的心理问题、家庭关系进行疏导,帮助他们适应城市。LW

刊于《瞭望》2019年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