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世界上所有的童年回忆,都是平等发光的

《私城记》里的陈思呈,也是喜悦风格的。

撰文/卢小波,专栏作家

(一)

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患有联觉症。他的母亲也是。

这是一种罕见的轻度精神病症。患者的感觉系统中,词语和数字是有颜色、气味和形状的。纳博科夫描述说:“英语字母中的长音a,对我来说是风化的木头的色彩;但是法语的a,唤起的是抛光的乌木。”

他7岁搭积木时,偶然跟妈妈说起字母颜色,才发现母子感觉相同。此后,母子俩经常探讨各种幻象,诸如双重视觉,木头桌子里的怪声,以及种种不祥的预感。

这样的母子关系,肯定具有神经质般的敏感联结。

纳博科夫(1899年4月22日-1977年7月2日),俄裔美国作家

纳博科夫小时候多病,在发烧时会产生一种膨胀的幻视,把小物体看成大物体。有一次,小纳同学病愈不久,看到妈妈从商店出来,仆人在后面帮她拿着一件东西。小纳观察之后,认定那是一支铅笔,心里就想,这么一个小东西,妈妈怎么也懒得拿?但同时又很开心:这下好了,自己的“头脑膨胀效果”终于消失了。

结果最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发烧,那真的是铅笔,还是一支巨大的铅笔。长度4英尺,粗细度与之相称。这支铅笔,是文具店悬挂的陈列品。妈妈认为,自家的孩子垂涎它,那就干脆买下来呗。小纳同学在醒悟后的一瞬间,居然还想到,不知道笔尖是不是真的用石墨做的?几年后,他在侧面钻了一个洞,满意地看到石墨芯贯穿于整支铅笔。当然,这支铅笔没法使用,而且也不是为了使用而做的。纳博科夫多年后还感叹,这家铅笔厂,真是创造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范例。

纳博科夫家有50个固定仆人,有庄园和大片的土地。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母亲的近亲,全都是贵族,都曾担任国家要职。买一支夸张的大铅笔,当然是小菜一碟。

买下这种铅笔的妈妈,定然有高级文青的气质。她和小纳在一起时,经常会突然指住某处,一边以密谋的口气说“现在记住”,一边要小纳同学留意各种可爱的景物:一只云雀飞向阴沉如奶酪的天空,闪电照亮黑夜的成排树木,枫叶在沙地铺成的调色板,小鸟在新雪上的楔形脚印……

先天的超凡感觉,后天的“强化训练”,纳博科夫不忆旧,简直没有天理。仅凭他那本《说吧,回忆》,这个老俄国人在怀旧文学领域,就有资格坐进头一把交椅(如果我有权力排座次的话)。

纳博科夫自己也说过:“生动地追忆往昔生活的残留片段,似乎是我毕生怀着最大热情来做的一件事。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回顾能力,几近病态的强烈是具有遗传特征的。”

而且!他从1919年逃离俄罗斯后,直到1977年去世,他再也无法回到故乡。童年之地,从此是幻影。

(二)

重读《说吧,回忆》,是因为女作家陈思呈。她最近出了新书《私城记》,回忆童年和少年的潮州城。拿纳博科夫和中国四五线小城的作家来比较,有一点僭越吗?(算挑衅吧,文学批评家们请嗤之以鼻

《私城记》,陈思呈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7

好像是契诃夫说过,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哎,又得罪陈思呈粉丝了:我的偶像怎么是小狗?还让天上的纳博科夫不高兴,连这些频频使用的括号,也是模仿他老人家)我的意思是,世界上所有的童年回忆,都是平等发光的。

纳博科夫的著作,按翻译家陈以侃对纳博科夫的说法,有一种“喜不自胜”的风格。确实奇怪。这个流亡作家,父亲死于刺杀,母亲孤独死于异乡,小他10个半月的弟弟死于纳粹集中营。他自己的前半生,租住过五六十个地方,但他的文字,特别是怀旧文字,非但全无感伤,还有一股藏不住的高兴劲儿。

《私城记》里的陈思呈,也是喜悦风格的。(有些人的幽默,是故作姿态,但喜悦不是)偶尔的感伤,讲的也是童年时的感伤。叙事风格,仍然一派天真浪漫和兴致高昂。

比如那篇《我们去打酱油的那条路》,写大人让孩子上街,去咸杂铺买调味品的细节:

打酱油有两种规格。一是用瓶,二是用碟。用碟的几分钱就够了,用瓶的可能要两毛钱。两毛钱里,一毛八分钱用于打酱油,剩下两分钱买颗糖,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掉,这属于儿童打酱油业的潜规则。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油盐酱醋都是散装卖的。卖酱油的小店,广东潮州叫“咸杂铺”,我幼时的沙县干脆就叫“酱油店”。那个年代,哪个县没有自己的酱油厂?哪个孩子没在路上跌碎过酱油瓶?顺便一说,形容孩子长大,有这么一句话,“孩子都已经会打酱油了”。以后的孩子,定然听不懂这句话了,这个话梗也会在民间语文里消失。

比如,在《花木掩映下的黑陶罐子》里,陈思呈描述潮州城里卖尿与收购尿的场景:

我坐在光线昏暗的客厅里吃早餐,听得巷子深处传来一声尿哎,声音苍凉淡泊,带着无端的厌世和轻微的羞耻。而每一家的祖母或者婶婶,闻声便从花木掩映的天井后面款款而出,端着自家那个黑陶罐子。这样的情景,每每想起,总觉诗意。

他们一边对着那罐尿讨价还价,一边顺便交流一下各家诸事,仿佛一罐尿在那个早晨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比如我祖母正在抱怨我吃早餐如何拖拉,一碗粥吃一个小时:“你不喂她,她就像块抹布粘桌上。”堂伯母正劝她:“你给他吃点蛔虫药。”

尿里乾坤大,罐中岁月长。无聊的儿童眼中,这样优美的家常,便微微透露出喜悦。套一句大话,真是“中国气派潮州风格”啊。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是陈思呈独有的。

(三)

纳博科夫58年不能回到童年之地。他说:“我无法想象,真正再看到我过去的环境,会是什么情景。有时我幻想自己用假护照、假名字重访它们。这是可以做到的。”

幻想久了,童年细节在他天才的反复回忆下,变得愈加精微准确,变得似真似幻。真切如显微镜下的细胞切片,梦幻似教堂穹顶的天堂角色。要知道,《说吧,回忆》这本号称“最纳博科夫”的经典,作者是在1930年代就开始准备材料,打磨到1960年代才成书的。

他这样梳理的最初回忆,自己的儿童床,侧面带有毛茸茸棉线绳网;这个细节回忆,让他想起在小床上把玩一个水晶蛋的快乐。水晶蛋是复活节留下来,是深石榴的红色。小小的纳博科夫,总是把床单一角咬得湿透,然后把那个蛋紧紧包在里面,并且再舔舔,就可以看到紧包起来的温暖闪烁的红色,通过湿布渗透出它神奇完美的光泽。

这种纯粹如水晶的儿童回忆,在他的描写中比比皆是。

他写磨蹭睡觉的仪式。这仪式的一部分,是闭着眼睛走到楼上的卧室:

“迈步,迈步,迈步,”让母亲领着我上楼的时候,传来了她的声音——果然,下一个楼梯就会承接那眼睛看不见的孩子的自信的脚;你只需要把脚抬的比平时高一点,避免脚趾头磕在梯级就行了。这种在自我制造的黑暗中缓慢的、有那么点像梦游的攀登,有着明显的乐趣。其中最强烈的,就是不知道最后一级台阶,什么时候会到来。

在进卫生间前,他特别喜欢把额头紧贴在的门轴位置。他描述说:

稍稍转动我的头,这样门就会来回移动,而门的侧边会令人快意的和我的额头保持接触,梦一般的节奏会弥漫我的全身心。我呼吁父母们:永远、永远不要对一个孩子说“快点”。

纳博科夫就此说:“没有任何东西比回想那些初始的激动,更甜蜜或更奇异的了,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童年的和谐世界。”

我在阅读中回忆自己,四岁时跟妈妈坐绿皮火车,看见车厢下轮子生锈的减震弹簧。它一圈一圈摆在那个独特的位置上,我认为那就是烤饼。而且我还不解地认为,那么多黄橙橙的面饼,干嘛要摞在车底,什么时候才给人吃啊?那是饥饿年代,一个孩子心中有饼,便处处是饼。别管我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小孩子不是什么事都会问妈妈的。

我四五岁时(怎么又是四五岁?心理学家说,人的最早记忆,基本从四岁开始),偶尔能吃上新鲜的海蛏。我总是把剥了壳的蛏子,放在碗里站立着,把米饭想象成一座座高山,把海蛏的头部想象成戴大盖帽的军人模样,尾部是军人的两只脚。他们在我的饭碗里跋山涉水,直到妈妈对我脑壳来上一巴掌。

(四)

童年生活,有一种闪光的“彼岸性”。童年时在此岸,他遥想的成年是彼岸。吊诡的是,到了成年,童年又成了回不去的彼岸。不可逆的渡河过程,每个人都差不多。纳博科夫和陈思呈的神奇,在于他们能够优雅地来回横渡。

比如,他们都把大量笔墨留给了野外的童年。

纳博科夫受父亲的强烈影响,是一个蝴蝶狂人。他在《说吧,回忆》中,口口声声鳞翅目昆虫,他无数次写到,在山野捕捉蝴蝶,以及制作标本的细节。(纳博科夫是正经的鳞翅目昆虫学家,发现和命名过多种珍稀蝴蝶,在昆虫学杂志上有不少论文

小纳10岁时,有一个刚死了爹、家庭破落的好朋友,没钱买票,骑了20英里的单车来看他,并住在他家里。而每天上午,都是小纳固定捕捉蝴蝶的时间。结果,次日上午,他还是逃去捕蝴蝶了。一路上,想到自己冷落了好朋友,他便羞愧得浑身颤抖,满眼泪水,但就是忍不住要逃去捕蝴蝶。

叙及此事不久,他笔锋一转,讲起他举着捕蝶网时,从童年到成年受到的种种怪异歧视。

19岁的时候,一个哨兵要逮捕他,因为他举的那个捕蝶网,像在给外国军舰发信号。29岁时,他在法国村庄被农民围观。39岁时,被一个乡村警察埋伏跟踪。40出头后在美国,农民警告他不得非法捕鱼。人年纪越大,手里拿个捕蝶网,看起来就越古怪。连驶过他身边的汽车里,都传出大声嘲笑。小娃娃们把他指给迷惑不解的妈妈看。游客问他,是不是逮虫子做鱼饵?狗狗看到他,也振作起来,扑过来朝他狂吠。甚至在被鲜花装点得喜气洋洋的荒原上,一只黑色大母马跟着他走了一英里多。

下一节,他笔头又一转,重回童年捕蝴蝶场景:“摆脱了所有跟踪者后……我走上了崎岖的红土路。白昼的振奋和光彩,仿佛是在我周围颤抖着同情。”忆旧大师的切换技巧,平滑如梦。

陈思呈和同伴的野外童年,被她自称为“三无”:无厘头,无禁忌,无所事事。

在《辽阔的想象》中,前两段,她还在讲江上行船人的玩笑谚语:“一贵杉木竹,二贵女人肉。”笔调一扬,便转向码头的喧嚣,江边孩子的哄闹。然后说,“住在江边的童年,乐趣要比住在城里的孩子多”:

住城里的孩子,比如我表妹并不懂得游泳为何物。她客居江边,听人言必称游泳,心生向往,让我外婆带她体验。我外婆不胜其扰答应了,让未满6岁的我表妹光溜溜的站在江边码头上,外婆用脸盆接了一盆水倒在她身上,说:“这就是游泳了。好了!回家吧。”

我表妹带着恍然大悟以及意犹未尽两种心情回家了。于是她的童年时代都以为游泳就是一盆水从头淋到脚的感觉。这就像我的童年时代认为人的牙齿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谁的童年没有被耍过十次八次呢,没被耍过的童年无以语人生。

这简直是中国版纳博科夫的回忆。什么叫“喜不自胜”的风格?读上面这一节就是啊。

接下来她又写:

江边昆虫多,无非是金龟子、蚱蜢、蝈蝈之类——有关诸虫,我只认识它在吾乡的小名,若直呼学名,便有一种儿时一起拉尿和泥的小伙伴突然上了电视的诧异感。

笔头再一荡,又重回江上,写江轮汽笛声,写土耳其诗人歌咏火车,写黄昏时船员如何洗船,写俄国小说《白轮船》里的少年,写自己对童心的理解……这种混杂式的叙述,分明就是纳博科夫喜悦地转世,成了中国潮州百无禁忌的女写手。(我至今未见过这位女版纳博科夫,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崇拜

陈思呈是如此地热爱童年的乡野。以至于她在现实微博里展示,如何帮孩子在客厅里建了两个昆虫生态缸,养蚂蚁、蟋蟀、田螺、蜘蛛、独角仙、九龙虫……让孩子观察昆虫,由她写下口述日记。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陈思呈把孩子送到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到农民、牧民家去小住一段,让他去接受山野草原和异质文化的熏染。

野外的童年,比室内童年要有意义。不然,小朋友为何天然有一种要逃脱成人的意识?在平凡的野外时间,孩子的精神往往更自由的,想象力更丰富。

我小时候,在沙县实验小学念书。刚上一年级的某天下午,我不知为什么逃课了。记得校园里有一座小庙,后门是沙溪河的码头。阳光炽热。我一人走到码头边,下到河里。水面淹没到大腿根,小鱼儿清澈可数,我不断用小手去捕捞。当然是一只也捉不到。

一身湿漉漉回到校园,坐在台阶上。目的是想把衣服晒干,但一坐一起之间,发现每坐一下,屁股就印下一个蝴蝶。于是,我在台阶上使劲挨个坐,印了一长排的蝴蝶。那一个个湿蝴蝶,在强烈的阳光下慢慢淡去,被汽化于我的童年。

谢谢纳博科夫,谢谢陈思呈,帮我把童年阳光下的屁股印给画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