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把读书当成休闲娱乐的人,不是真读书人

越是没有人读书的时候,越是有很多人把读书说得好像非常轻松愉快、情趣盎然。

撰文/陈季冰

“消遣”与“求知”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刻意标榜他们读书时的“闲适”心态。他们会说,他们读书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充满了随意,毫无计划性。

他们常常是随手拿起一本,觉得有趣就读下去,觉得没劲就扔在一边,读书对他们来说是休闲和消遣……他们似乎是为了帮人卸包袱,想让人们不要把读书这件事看得太一本正经。

越是没有人读书的时候,越是有很多人把读书说得好像非常轻松愉快、情趣盎然。这其实折射出爱书人的一种自以为是且又焦虑不安的微妙心态。

应该说,读书的确可以成为一件情趣盎然的事情。但这是有很高门槛的,只有跨过了这道门槛,读书才会情趣盎然,否则它就是苦差事。读书永远都不会像看电视和打游戏那样从头就那么轻松愉快。

我读书的目的可以说与此完全相反。我读书几乎都是为了求知,很少把读书当成一种休闲消遣。因此我读书非常有系统性。

但我并不认为我的这种读书模式含有太多一般意义上的“功利”诉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是因为一本书里的知识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才去读它的。我读书也是出于兴趣,但那不是为了放松心情或欣赏陶冶,而是对某一些知识的兴趣。

比如说,我对经济问题一直很感兴趣,会经常系统地读一些经济实务和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书;有一段时间,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感兴趣,可能就会系统地读一些晚清以来这方面的名著;还有一段时间,我对于宗教问题特别感兴趣,就读了一大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方面的书……

这种求知型的读书与将读书当作一种休闲娱乐的最大区别是:这是比较累的。因为你希望充分地理解书里的内容,而不完全是获得文字审美上的愉悦。

当你带着一个或一连串的问题去读一本书,你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之前你尚未储备好的其他知识。为了要理解这本书的内容,你可能还需要掌握这些知识。于是,原来的一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解答,又产生出许多新的问题……有许多时候,一本书会把你带到另一本书或另几本书。

所以我经常说,这样的读书就像是探险或侦探破案,一个个岔路口、一条条线索时刻都在考验着你的耐力和判断力。

如果你的方法是得当的,那么你的知识网络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拓宽和加深。而且你的知识结构会更加有机和有系统,看许多问题也更加有条理。

这种读书是比较累的。然而,世界上最令人愉悦的事情难道不是获得新知吗?

宗教改革之旅

在真正的求知之路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缺一不可。

2017年是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500周年,那一年里德国各地举办了与这个主题相关的许多文化活动。在德国旅游局的安排和帮助下,当年6月,我和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花一周时间探访了与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密切相关的几处胜地。其中包括:

——马丁·路德曾经担任神学教授并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维滕堡(Wittenberg,现位于萨克森-安哈特州,当时是萨克森选侯国的首府),那天是1517年10月31日,万灵节。维滕堡也被认为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

维滕堡的市场广场,中间亭子内是路德的雕像

——马丁·路德避难并将《圣经·新约》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成德文的瓦尔特堡(Wartburg),以及它所在的爱森纳赫(Eisenach,现位于图林根州,也曾是萨克森选侯国的领地;这里还是伟大的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出生地)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内新教诸侯同盟与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现位于图林根州。马丁·路德曾多次来到这里。旧城中有一幢据说是当年路德曾居住过的老房子,位于市政广场中心的教堂密室里还珍藏着一幅路德的等身油画,是当年一位路德的画家朋友所作)

——受到通缉的马丁·路德度过了6个月流亡生活的科堡(Coburg,现位于巴伐利亚州北部的法兰克地区,这个城市差不多正好处于今日德国的地理中心。但它之所以闻名遐迩,更多还是因为拥有近千年历史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德语为Sachsen-Coburg und Gotha,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就出自这里)

——马丁·路德的好友、新教改革家菲利普·梅兰希顿起草并宣读《奥格斯堡信纲》以及后来神圣罗马帝国发布《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的奥格斯堡(Augsburg,现位于巴伐利亚境内,始建于公元前15年,神圣罗马帝国中后期一度曾富甲一方)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的封面

因为这次旅行的缘故,在此前几个月和此后两年里我阅读了大量关于宗教改革主题的书。2018年的9月,我再次踏上欧洲大陆,在宗教改革的重要基地瑞士呆了一周。我先去苏黎世探访了瑞士宗教改革家乌尔里希·茨温利布道的“水上教堂”;随后去日内瓦看了史上最杰出的新教改革家和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在那里活动时留下的遗迹,我还参观了日内瓦老城里的宗教改革博物馆。如果说维滕堡是500年前那场宗教革命的特里尔的话,日内瓦稍后就是当时的莫斯科,源源不断地全欧洲输出颠覆性的革命和革命领袖。

我试图结合亲身实地探访的所见所闻,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获得一个更加全面整体、客观细致和实事求是的认知。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从古代(或中世纪)迈进近代和现代的转折过程中的三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有人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也列入其中,但我认为,一则,工业革命是科学革命的重要结果,而科学革命又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之一,它们与启蒙运动不可分割;二则,它们虽然对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本身并不属于思想文化运动。而从我的角度说,时间上居于中间的宗教改革可能是意义和影响最为深远的。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堡的教堂门口张贴批判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由此引发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图为《九十五条论纲》的书影。

路德张贴论纲的大门

文艺复兴是划破所谓“黑暗时代”的第一道曙光,然而旨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和文学艺术的文艺复兴是一场没有什么明确目标的松散的文化运动。还原到当时的现实语境中去,它局限于欧洲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和艺术家圈子里,并没有对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产生影响,也没有导致什么直接的政治后果。

启蒙运动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很大程度上说,现代世界就是对启蒙理想的追求。但是,启蒙运动本身却是宗教改革的逻辑结果。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没有宗教改革,就不会有启蒙运动

我觉得,要想正确理解宗教改革,就必须清晰回答下述几个问题:

1,宗教改革时代欧洲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宗教改革何以发生?

2,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关系(人文主义思潮如何影响了宗教改革?

3,新教与天主教的根本分歧(宗教改革家希望达成什么目的?

4,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欧洲格局(宗教改革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后果?

5,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新教促进了资本主义吗?又是如何促进的?

我的观察还告诉我,最近20年里出现的一系列征兆显示,2000年的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与1500年的欧洲(宗教改革前夜)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点在于: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促成了既有权威的崩塌——当时是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如今是互联网的无孔不入;当时的权威是罗马教会和各国君主,今日的权威是社会各领域中的“专家”及各国政府。

古登堡与印刷术

主题阅读书目:

1.《基督教简史》,【美】G.F.穆尔著,郭舜平、郑德超、项星耀、林纪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1版。

2.《基督教概论(第二版)》,【英】阿利斯特 E 麦格拉斯著,孙毅、马树林、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3.《基督教与西方思想》,【美】科林·布朗著,查常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版。

4.《重建范型:21世纪科学与信仰》,【英】丹尼斯·亚历山大著,钱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5.《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美】阿尔文·J·斯密特著,汪晓旦 赵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6.《基督教会史》(第三版)【美】布鲁斯·L. 雪莱著,刘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注:上述开列的书并不全是我在2019年里读的,也包括了2017和2018年里读的。另外,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也更为人所知的一些专著,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等,因为是之前早就读过的,我没有列在里面。)

两种不同的启蒙理性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一次颇耐人寻味的转折:或许是因为80年代席卷中国大地的“新启蒙”运动及其戏剧性的戛然而止,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对启蒙精神展开沉痛的反思。这就必然要追溯到“启蒙”的源头——发生在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的欧洲的启蒙运动。

可能也由于一些机缘巧合,他们与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兼思想家哈耶克不期而遇。这给这场“启蒙反思”打上了鲜明的哈耶克烙印。至少在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主流中间,哈耶克对法国与英国启蒙运动所作出的泾渭分明的区分及论断深入人心。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

我依稀记得哈耶克写过类似这样的话(可能不是很准确):关于启蒙运动,最遗憾的事情是,后人大多是通过法国思想家的眼睛来了解它的。

鉴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圈内的主流现状,我想模仿哈耶克的句式说另一句话:关于卢梭和法国启蒙运动,最遗憾的事情是,当代中国知识人大多是通过哈耶克的眼睛来了解它们的。

但千万不要误解,我自己其实也是哈耶克的忠实粉丝,我读过他所有已经翻译成汉语的著作。但我与中国的大多数哈耶克死忠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我没有将他的理论当成新的“红宝书”。并且在我看来,“红宝书”与“白宝书”的要害不在于“红”、“白”立场的尖锐对立,而在于“宝书”思维的高度同构。

按照哈耶克的两分法,虽然表面上同样是高扬理性的作用,法国启蒙运动(基本涵盖整个欧洲大陆)与英国启蒙运动(集中于当时的苏格兰)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基础,并存在着根本分歧和对立。

法国启蒙精神是一种“建构论理性主义”。它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有意识的“设计”和“规划”,对业已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进行全盘“改造”。它的发展和实践直接导致了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实践,酿成了史无前例的人类悲剧,因而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这种一手导致了“法国道路”的“法国精神”的主要代表,自笛卡尔始,至卢梭集其大成。

英国启蒙精神则是一种“经验论理性主义”。它虽然对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抱有乐观期待,但同时对人类理性的极限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警惕。它坚决反对对社会进行任何整体性的、有意识的“计划”和“改造”,深信只有凭藉过往经验,通过局部的、零敲碎打式的改进,才有可能推动社会取得真正进步。这是通往人类自由繁荣的唯一可取之路,但它在当代遭遇了极大的威胁。这一“英国道路”背后的“英国精神”的代表人物,则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群体,尤以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人为其杰出代表。

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

除了经验演化论与理性建构论的区别之外,“法国思维”与“英国思维”还分别同“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有极其密切的关联。

我自己高度认同“法国道路”与“英国道路”之间的分野,也同意哈耶克用“理性建构”与“经验演化”来分别概括这两种不同道路是相当合适的。但我对于哈耶克及其追随者认定的促成它们的原因——即“法国启蒙理性”与“英国启蒙理性”——却一直将信将疑。

因为我研读西方思想史的经历告诉我,法国思想家里除了有哈耶克批判的笛卡尔、孔德、卢梭,也有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那样浑身上下散发着“英国思维”的人;反之,英国思想家中除了哈耶克赞誉的休谟、斯密、伯克,也有霍布斯、边沁、密尔……那样满脑子“法国思维”的人。甚至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式人物伏尔泰就是标准的“精英一族”。在他眼里嘴里,英国就连月亮都比法国的圆。而托克维尔则是公认的“比英美人”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但他也是法国人。

如果你列出一张比较完整的启蒙思想家的谱系表的话,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上面具有“英国思维”的法国人同具有“法国思维”的英国人一样多,反之亦然。然而,前者并没有能够阻止“法国道路”,并把法国引上“英国道路”;后者也没有阻碍“英国道路”,并把英国带上“法国道路”。

伏尔泰的《哲学家的晚餐》

由此我认识到,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哈耶克将所谓“英式经验主义”和“法式建构主义”两种不同的启蒙理性从丰富而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来,可能是必要和有益的。但若有意无意地将“英国道路”和“法国道路”视作上述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现实结果,则是大有问题的。就像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一脉相承的“社会契约论”那样,它或许是一个很有用的分析问题的工具,但真实的人类历史中从没有存在过真实的“社会契约”。顺便提一下,在学术史上,马克斯·韦伯是最善于使用这一类标准化“范式”的。

我的观点毋宁是,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真实的“英国思维”和“法国思维”。这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路线斗争”更是全然凭空臆想出来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休谟和斯密都在法国长期学习、工作和生活过,与当时法国知识精英们交从过密。相反,卢梭倒是与当时大多数法国思想家关系紧张(如今紧挨着躺在先贤祠里的卢梭与伏尔泰就是一对死敌,两人都用恶毒的话语攻击过对方),但他在英国却有众多拥趸。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亚里克谢·德·托克维尔和伊曼纽尔·康德都是卢梭最坚定的崇拜者……

进一步的研读还告诉我,进入现代以后,英国与欧洲大陆(法国是其典型)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主要不是由不同的启蒙思想观念(即所谓“英国思想”与“法国思想”)决定的。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后,一系列客观原因促使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就已经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命运。许多人倒因为果了,是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土壤选择了不同的“思想观念”,而不是不同的“思想观念”导致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今年8月中下旬,我在英国作了半个月的旅行,其中有好几天时间呆在苏格兰。我拜谒了大卫·休谟的墓地,参观了亚当·斯密曾经执教过的格拉斯哥大学……这些见闻更坚定了我的看法:事实上,自17世纪初以后,苏格兰就一直是整个不列颠岛上与欧洲大陆交往最密切的一块地方。18世纪的时候,许多苏格兰人甚至更熟悉荷兰和法国而不是英格兰,他们对巴黎的了解也比对伦敦的了解要多。

格拉斯哥大学

今天,流连在爱丁堡、格拉斯哥和阿伯丁的大街上,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举目四望,都会发现十分眼熟的欧陆风情。仅仅从景观上说,这些苏格兰城市就都要比伦敦和利物浦更像欧洲大陆城市。不仅如此,今日苏格兰人在思想和情感上也是所有英国人中最亲欧的,他们是最反对英国脱欧的。

我当然并不是想要以此否定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及其思想观念之间的区别,但我想说,他们绝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与许多哈耶克的中国学生的想象完全相反,这两组璀璨的群星曾经频繁交往、互通有无,不少人之间(例如伏尔泰与休谟)还亲密无间,他们携手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辉煌一幕。

我还想进一步指出,将所谓“英国启蒙理性”与“法国启蒙理性”截然对立起来、并视之为“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的根源,不过是过去一百年来盛行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文化决定论”的最新版本而已。尽管它看上去与过去的旧版本在唱反调,但思维模式上是孪生兄弟,因而也不会比它所要批判的旧版本的决定论离真理更进一步。

要对启蒙展开真正有意义的反思,首要任务就是破除这种根深蒂固的决定论迷思,还原真实历史,将思想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恰如其分地安放好。只有当我们能够抹去遮在自己双眼上的意识形态蜘蛛网,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主题阅读书目:

1.《哈耶克文选》,【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2版。

2.《致命的自负》,【英】F.A.哈耶克著,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3.《自由宪章》,【英】费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4.《卢梭与休谟:他们时代的恩怨》,【英】大卫·埃德蒙兹、约翰·艾丁诺著,周保巍、杨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5.《苏格兰启蒙运动》,【英】亚历山大·布罗迪编,贾宁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6.《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美】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著,郭台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2版。

(注:这份书目中的几本哈耶克的书我许多年以前就读过,今年又重读了一遍,所以列在上面。另外,为了研究这个题目,我今年还翻阅了一些欧洲思想史方面的通史类著作,这里就不专门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