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教人学坏？其实马基雅维利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许多人对《君主论》并不陌生，这本被认为惊世骇俗的小册子，在中国人看来并不那么耀眼，毕竟对于人性、权势的洞察，在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已经得以充分展开。于是真正令人过目不忘的，倒是马基雅维利狡诈恶徒的印象，鼓励君主不择手段，利用目的证明手段正当，彻底否定道德价值，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然而这并不能充分概括马基雅维利。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对于所谓的君主德性，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提出那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即你应该对遵循这些德性保持警惕。危险不在于遵循慷慨和仁慈的德性，而在于遵循了一种对于究竟何谓这些德性的腐败和错误的理解。

当他在第十五章开篇问到“一位君主对待其臣民和盟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举止是什么”，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提出那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即为了维持你的地位和国家，在遵循为它们所规定的东西时，你必须小心谨慎。他说的是，在遵循通常被认为或被视为它们所规定的东西时，你必须小心谨慎。在第十六章开头，他谈到有一些统治者被认为是慷慨的。而且他在第十七章起首继续谈到，一些人是如何相似地被认为或被视作是仁慈和怜悯的。

此外，这些评论还伴随着另外一个观察，即在我们生活其中的腐败世界，德性与恶行（vice）的语言已经受制于如此巨大的操纵，以致现在许多被视作是有德性的行为实际上是恶行，而许多其他被谴责的恶行则是德性的实例。其结果正如他在第十五章中所抱怨的那样，许多事情看起来是有德性的而其实不然，而其他许多事情则仅仅看起来是恶行。

这一论断首先在第十六章关于慷慨的讨论中得到了详细铺展。马基雅维利首先讨论了最适宜——按照他的表述——使得一个君主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慷慨的人的那类举止。那类现今被认为是慷慨的君主，“会为了维系他的慷慨名声，而在各类大方的举动中耗光他的全部财富”。

现在看起来，马基雅维利好像是在建议你对这一德性保持谨慎，因为他紧接着讨论道，这种行为方式无疑是危险的，而且会使你极有可能失去而非维持你的地位和国家。原因在于，任何统治者通过消耗他的财富来维系慷慨的名声，将很快堕入贫穷之中，而为了避免那一危险，并且希望保住慷慨这一名声，他将发现不可避免地要对他的民众横征暴敛。但这反过来会使他显得贪婪，并逐步使他为其臣民所憎恨。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在他的臣民中激起了憎恨的君主，将很快失去他的地位和国家，甚至极有可能失去他的生命。

但是，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在告诉你要提防慷慨，因为他的观点是，一个以如此方式行动的君主，事实上并非是在慷慨行事。他确实展示了通常被认为的慷慨的举止。但事实上，如马基雅维利所表述的，他实则是呈现了sontuosità的恶行，即奢侈（extravagance）这一恶行。一个君主的真正的慷慨德性，在于从不对你的臣民横征暴敛，而这将要求你确保避免各种奢侈的表现。可以承认的是，这或许在最初会赋予你吝啬之名。但如马基雅维利所说，终有一天人们会逐渐明白，你表面上的吝啬会是真正的慷慨。

马基雅维利在下一章检视仁慈这一德性时，呈现了一种相似的论证。同样，他关注现今被认为是仁慈的那类行为，即拒绝惩罚坏的行为。他提供了一个佛罗伦萨人的例子，当邻近的城市皮斯托亚（Pistoria）爆发内部骚乱时，因为害怕若施加干预或许会被视作残酷，佛罗伦萨便什么也没有做。而在这一章后面，他又补充了罗马将领大西庇阿（ScipioAfricanus）的例子，他因仁慈而被称道。马基雅维利提供了两个据称是大西庇阿仁慈行为的例子。一个是，当他在西班牙率领罗马军队时，他放弃了通常严格的罗马军事纪律观念，并给予他的士兵以很大的自由。另一个是，当他的一个使节毁灭了洛克里城（cityofLocri），为避免显得残酷，大西庇阿拒绝惩罚他。

再一次，马基雅维利似乎是在警告我们避免仁慈，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地位和国家的话。因为，在上述情况中，对相关各方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佛罗伦萨拒绝干预皮斯托亚，并且拒绝为了恢复和平而惩罚骚乱的领导者，其结果是使他们对皮斯托亚的控制变得极不稳固，而骚乱带来的大屠杀使许多无辜的人丧命。大西庇阿在对待其军队时被称颂的仁慈同样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与军事纪律的要求严重背道而驰，以致军队发生了暴动，因而在一个危险的时间点削弱了罗马的力量。

但是，马基雅维利事实上说的是，所有这些都并非是仁慈的真正实例。在我们这个腐败的时代，它们的确是那些逐渐被视为仁慈的行为的例子，也即从不施加惩罚以便避免残酷之名。但是“如果我们考虑正确的话”，如马基雅维利所表述的，我们将看到，佛罗伦萨人对皮斯托亚骚乱的反应，是过分放纵的实例。同样，对于大西庇阿，他据称的仁慈只是马基雅维利不无轻蔑地称为一种软弱个性的反映。

雅维利在第十八章这个最具爆炸性章节的末尾，总结了他的学说。“必须理解：一位统治者，特别是一位新的统治者，不能总是以良善的方式来行动，因为，为了维持他的地位和国家，他会经常被迫违背诚信，违背仁慈，违背人道，违背宗教来行动。……只要可能的话，他不应该背离良善之道，但当必要时，他必须知道如何走上邪恶之途。”

那么，相对于整个西塞罗和人文主义传统对政治德性的思考，上述观点将马基雅维利置于何种位置呢？特别地，该如何看待西塞罗的如下反驳？他认为，拥抱这种关于德性的看法，是将我们降低到兽类的水准，并且具体来说就是去模仿狮子残酷的暴力和狐狸可鄙的狡诈。正是在这里，马基雅维利真正地宣告了他在政治道德领域的革命。首先，他回答道，“对一个君主来说，不仅必须懂得运用人类的行为方式，更应懂得妥善运用野兽的行为方式”。这个教诲，他补充到，为谈论治国术的古代作家所熟谙，他们谈到阿基里斯被半人半兽的马人咯戎（Chironthecentaur）抚养教育。“这不外乎是说，”马基雅维利解释道，“君主必须知道如何同时使用兽性和人性，因为两者任缺其一都不会维持得长久。”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知道模仿何种兽类便显得极为重要。而在这里，马基雅维利讽刺性地翻转了西塞罗对非男子气概方法（unmanlymethods）的郑重批判。“在兽类之中”，他宣称，“君主应该选择狐狸和狮子”，因而承认如果你希望维持你的地位和国家，那么暴力和欺诈不可避免。

马基雅维利再一次援引了塞维鲁这一形象和他所说的塞维鲁对“如何妥善运用狮子和狐狸的伪装”这一点的完备理解，来完善他对人文主义虔敬作风的批判。马基雅维利将塞维鲁欣然运用兽类方法视作他是“一个具备杰出virtù的人”的一个表征。他领会到的恰是，不仅是人类的方法，而且兽类的方法对于试图维持其地位和国家的君主来说同样都是不可或缺的。

要注意的是，这绝不是说，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将始终运用残暴和兽类的方法而非更具德性的方式来统治他的国家。马基雅维利在第八章便考察了这样一个统治者，他讨论了阿加托克勒斯（Agathocles）的例子，一个西西里的古代僭主。他说，阿加托克勒斯是从最为低贱的命运中成为统治者的，并在之后面对他的所有敌人，成功地维持了他的地位和国家。但是，马基雅维利说，阿加托克勒斯达成这一切所依靠的，都是最令人不齿的残暴的方法。所以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尽管阿加托克勒斯始终是成功的，但他却不能被称为一个有virtù的统治者，或是被列入那些伟大的统治者之列。他为什么不能？因为他从不曾想到将他的残暴限制在为维持其统治所必要的范围内，而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暴虐地统治。

但是这些手段，马基雅维利说，使他获取了权力，尽管并非荣耀。而使他毫无光彩因而并非一个具备真正virtù的统治者的原因，是他没有通过关于统治者职权（rulership）的主要测试。这项测试——同时也是马基雅维利论证的核心——便是，即使你必须准备好忽视传统德性，当你发现这为维持你的地位和国家所必需，你仍必须尽可能地去试着遵循传统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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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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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自由：斯金纳访华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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