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评分还以为是一部讲金智英绑架杀害男人的犯罪电影呢，就那么害怕女性发出声音吗？”
“就是被害妄想症的综合体，80年代出生的你们享受到了那么好的待遇，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
以上两句话分别是韩国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观众对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评论。
电影中的金智英，是一个普通的韩国家庭女性，她延续妈妈、外婆的生活，为家人和孩子放弃了自己想做的事。但这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她成了别人眼里花丈夫的钱买咖啡喝的“好命”主妇。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 网络
这样的形象在韩国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女性认为这是韩国女性地位的真实写照，而男性则如上述评论所说，认为女性夸张了自己的处境，患上了“被害妄想症”。在韩国最大门户网站NAVER上，《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评分鲜明地依照性别分化为两极：女性打分高达9.49分，男性则只有2.92分。
与其说这是对电影本身的评价，不如说这是对女性议题的评价——《82年生的金智英》勾勒出了“女性权利”这一话题在韩国社会当下的处境：对女性权利的争取日渐普遍，但与此同时男性的不平衡感也在不断加剧。两性在这一话题上，似乎永远没有共识。
“厌男症”和“厌女症”群体越来越多，男女间的问题也愈发像一场零和博弈——你的平等是否意味着我的不平等？
脱下束身衣
韩国女性运动广泛爆发的导火索出现在2016年。当年5月，首尔最繁华的江南区地铁站附近一户商家的厕所里，一名女性被无端杀害。被证实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罪犯在口供中承认，决定杀人是因为平时被女性看不起，所以怀恨在心。
尽管警方以“精神分裂症导致的无故杀人”为案件盖棺定论，但韩国女性的看法显然不同。
“因为是女人，所以被杀害”，江南站出口贴满了哀悼被害人的便贴纸，大部分表达了对因身为女性而遭受暴力的抗议和悲伤：“我今天偶然活了下来”。
事发后，人们在江南站出口贴满了便贴纸 / 网络
江南站杀人案件成为了韩国女性主义大众化的起点。它促使韩国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开始有意识地反省：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和规范是否真的公平？
2018年，女检察官徐志贤在电视新闻中公开遭遇上司性骚扰的经历，这位精英女性的告白拉开了震动韩国政界、艺术界和娱乐界的Me Too运动。
2010年出席一次葬礼时，徐志贤遭到时任法务部政策企划团长安兑根抚摸腰部和臀部。事后徐志贤向直属上司报告了该事件，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第二年，徐志贤在人事调动中还遭遇了不利。之后她饱受羞耻感和屈辱感的折磨，经历了两次流产。
徐志贤 / 网络
同年7月，6万余名身穿红色T恤的女性聚集在首尔市中心的惠化站附近，这是韩国历史上女性参与的集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一集会先后举行了多次，一直持续到今年7月。12月底，惠化站集会又将重新举行，这次的主题是谴责女性杀害（femicide），女权主义者们将最近接连发生的艺人崔雪莉、具荷拉自杀事件定性为女性杀害，认为隐藏在网络暴力背后的对女性的社会性压迫才是导致二人自杀的原因。
而与此同时，大众的参与也使韩国女性诉求的范围较以往更为广泛，女权运动直指扎根于整个社会体系的性别不平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惯例。
社交媒体上发起的“脱下束身衣”运动从去年一直持续至今，“束身衣”这一比喻包含了长发、化妆、裙装等所有男性视线下的女性装束元素。
“我认为很多韩国女性穿着外貌束身衣。”21岁的韩国视频博主裴丽娜在Youtube上有14万粉丝，有一天，裴丽娜在视频中素颜出镜，并给自己的视频起了“我并不美”（I’m not pretty）的标题。这则视频至今收获了800万的观看量。
裴丽娜“我并不美”视频截图。发出这则视频后，裴丽娜收到了死亡威胁 / 网页截图
不仅裴丽娜，更多的年轻女孩在Facebook和Instagram晒出了剪短发、卸妆的照片。
收获点赞数最多的女孩这样写道：“我决定与我的过去告别，我曾经为我的漂亮感到高兴，错觉我在与男人的关系中占据了优势。但是现在才醒悟，我曾不得不生活在与我的性感身材、漂亮脸蛋相符的形象之中。权力并不属于漂亮的我，而是属于说我很漂亮的人。”
患上“厌女症”的男性
对于韩国女性的强烈诉求，韩国男性的态度并不那么友好。“女权主义是癌！”，“榆木脑袋女权！”针对女权主义者的仇恨发言在男性论坛上很容易就能看见。
特别在年轻的韩国男性中，“厌女症“比想象中更加普遍。根据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51.3%的20-29岁韩国男性“积极反对女权主义”，仅有4.1%表示积极支持。
表面上看，“厌女症”似乎是年轻男性对极端女权主义的条件反射。有不少人认为，韩国的女权运动已经从单纯地争取性别平等演化成了对男性的逆向歧视和仇恨。
最初在韩国引发争议的女权主义网站“Megalian“中的用户，就主张将男性贬低女性的称呼”回敬“给男性。后来由Megalian成员建立的另外一个网站”WOMAD“则更加过火，她们排斥所有男性，包括婴幼儿、残疾人、同性恋等群体，推崇生理性别上的女性优越主义和男性厌恶。
WOMAD首页 / 网页截图
而从更深层意义上说，网上的仇恨情绪、极端的言论主张恐怕并不能完全解释“厌女症”的出现。
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曾经最主流的男性“一人养家”模式逐步瓦解，男性的“家长地位”也随之弱化。与此同时，参与经济生活的女性增多，早期的女权运动又使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得到了法律保障，地位大幅提高。
2019年韩国首尔，男性群体抗议法庭在性侵案中对男性不利的裁决 / 网络
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男性能够对母亲一辈女性的牺牲和痛苦产生共鸣，但对同辈女性的诉求则缺乏理解基础。在他们看来，这个时代的女性享有和男性同样的权利和机会，早已不是受压迫的弱势群体。
而与此同时，韩国的社会资源也逐步向女性倾斜，年轻男性的不平衡感前所未有地爆发了。
至今争论不休的军队服役人员加分制度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在公务员考试中向完成服役的人员予以一定比例的加分。最初将这一制度告上法庭的是一名因残疾未能服役的男性，但是在整个诉讼中女性团体予以了大力的支持。
事实证明，1999年制度被判违宪并废除后，最大受益者也是女性。在韩国九级公务员和一般行政职位等部分考试中，女性的合格率扶摇直上，超过了70%。这激起了逆向歧视男性的争议。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在国会、民间持续发酵，两性的看法也愈发针锋相对，男性主张女性也应尽国防义务，女性则提出应该有“母亲加分制”。
2018年国际妇女节当日，韩国首尔的一场声援“Me Too”的游行 / 网络
类似的情况在今后韩国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出台女性相关政策时都会反复上演，从几年前的地铁女性专用车厢、女性专用停车场和女性回家护送服务等保障女性安全的措施，到近期的企业女性高管配额制等提高女性话语权的制度，无一例外都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了到底是两性平等还是对男性的逆向歧视的激烈讨论。
男性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显然是偏向后者的，根据韩国总统直属政策企划委员会面向20-39岁男性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除了35-39岁男性，在其余所有年龄段中，均有四成以上受访者认为社会对男性不平等。
“母亲那一辈的女性是弱者，她们需要平等，这我同意；但是现在在所有方面都已经是在优待女性。这个时代只要有能力，无论男女都能成功，不能因为是女性而获得快速通道”，一名年轻男性接受调查时说。
走出一小步
因女权激化的两性矛盾已经成为当前韩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统计显示，从2017年下半年到去年底，与两性矛盾有关的话题占据了韩国社会矛盾类型话题的70%。
在这种似乎找不到出口的氛围里，女权主义本身也成为了人们误会甚至攻击的对象。
最近延世大学将人权和性别课程指定为2020年本科必修课，该课程包括了人权、性别、社会正义、难民等主题，未想到却招来了抗议。一个市民团体在学校门口举行集会，要求废除该课程，称不恰当的人权和性别教育将促成对特定、少数群体的保障，使普通国民遭到逆向歧视。
市民团体的这一主张，揭开了韩国社会围绕女权主义争议背后的逻辑基础：大多数与少数、普通与特定的不相容。
2018年7月，韩国首尔一场抗议堕胎禁令的游行 / 网络
这与父权制下男性主流对女性等少数群体的边缘化一脉相通：将主流价值无限放大，认为认可少数将对主流造成损害。而这一逻辑的缺陷在于，大多数、主流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根据状况不同，任何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少数、特定，因此给予少数平等，实际上是对主流的一种补充。
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看，女权主义争议中的各方都存在一定的误区。极端女权主义者对所有男性的排斥，实际上是将女权视为与父权对称的权力，仍然囿于父权制的框架；男性对于女权的厌恶显然是因为并未看到在社会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影响；政府的女性政策也未能走出将女性视为需要保护的弱者的家长式视角。
而韩国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打破父权制的一元化框架，使所有群体都能站到一个平等的地位上。
这一过程无疑将经过漫长艰难的博弈，对身处其中的各方，最理想的方式或许可以在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找到答案：金智英的身边人都知道自己不是她，无法给予她完全的帮助，所以能做的只是从自己的立场走出一小步，尽可能地去理解她。正是这一小步，可以帮助金智英们大步往前。（文/葛静怡 责编/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