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超越了知识的给予，是人和人之间的爱”
吴青教授出示母亲冰心使用过的《宪法》（张玥/图）
一只布袋，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册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日志，吴青随身携带着。她82岁了。2019年11月15日清晨8时，她出发前往40公里外的农家女学校上课，这堂课已经讲了21年。
这所学校全称“北京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是面向农村妇女的公益性培训机构，吴青多年辗转国内外各地为这所学校筹款，被调侃作“国际叫花子”。在校长办公室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作家冰心的题字“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是吴青的母亲，她与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都曾在燕京大学教书。吴青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正是传承燕大精神。父母的经历，更令这种精神清晰可辨。
“什么是燕大精神？就是爱，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这个世界才会好。”吴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9年是燕京大学建校百年。这所存在于1919至1952年期间的大学，总注册学生仅9353人，却培养出了4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5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不到300位医学生中，产生了11名院士、19名学科奠基人、72名学科带头人，以及一批不同领域的重要专业人士。
通过采访燕京大学（注：下称燕大）学人的子女，南方周末记者希望描绘他们共有的精神世界。采访中，他们提到最多的是燕大校训，“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简明的词汇仿佛精神密码，关联着那些珍贵的生命历程。
“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1939年，一位教会人士在给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信中说。
由司徒雷登募资筹建的燕大校园，就是如今北京大学的校址。从外观看，它是中式的，划定中轴线的对称设计，红墙、飞檐、三合院。在内部，它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最现代的设施，冷热自来水、浴缸、淋浴花洒、水厕、直饮水、电灯、风扇、电炉、暖气……“本校师生所享受的舒适生活及种种便利，实在远远超过前皇宫里的帝王。”《燕京大学1919-1952》一书形容。
更珍贵的是校园里的人。司徒雷登曾说：“我同成千的燕京校友之间的友谊，使我有着说不出的愉快。中国生活中的一个美好传统，就是师生关系融洽。”
“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冰心曾写道。事实上，司徒雷登就是她的证婚人。在吴青看来，司徒雷登做到了“人人平等”，因而产生着“燕大一家”的爱的氛围。在燕大，司徒雷登能用中文叫出每一个报到新生的名字，叫得出扫地人和敲钟人的名字。
张宛佳的父亲张定于1942年考入燕大。1946年圣诞节，张定在未名湖滑冰，不幸摔成腿部骨折。社会学教授严景耀和美籍教授夏仁德特意赶到校医院，用担架抬着他到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家过节。
1940年代的燕大，为了追求民主和抗日救亡，众多青年学生选择跟随共产党。北平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前往解放区，由张定带队。其中一位优秀学生汤放杰刚刚考上哈佛大学研究生，但决定放弃这个机会。生活节俭的夏仁德听到消息，找到张定，交给他40美元说：“汤放杰身体不好，解放区生活条件艰苦，你到那里兑换成法币，买些鸡蛋和红枣，给他补补身体。”
“燕大师生的情谊超越了知识的给予，是人和人之间的爱。”讲到这里，年逾七旬的张宛佳落泪了。
“他们拥有过自由温暖的青春时光”
在燕大，中外教师都在授课。据1934年的统计，燕大111名正副教授，外籍44人，中国籍67人。燕大老师经常全英文授课，奠定了学生们的外语功底。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中三分之一是燕大毕业生。
国学功底在燕大也格外受重视。有一年，燕大的英文入学考题是“翻译《桃花源记》”，并不给出原文，旨在挑出中英文俱佳的学生。
杨壮记得，母亲有一个小白本，上面写着诗词和古文名篇。她想要提点孩子时，也是写给孩子看，失落时写“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看到孩子骄傲就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递过来。他现在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父母都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据他的母亲回忆，燕大学生不论专业，都要学两年国学。
燕大也非常注重体育和美育。1920年代，校园里就建有分别供男女生使用的两座体育馆，女生体育馆里还有游泳池。学生去吃饭的路上也设置锻炼设备，必须弯着腰甚至趴下动一动，他们才能走到食堂。
歌声更是常常飘荡在校园中，很多燕大学人终生喜爱音乐。杨壮父亲的葬礼上播放了古典音乐。他回忆，这是父亲去世前特意安排的，“要放‘贝五’（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亦称《命运交响曲》），每次听到这首乐曲，他都很激动”。跟“贝五”的豪迈壮阔不同，母亲去世时，他们选择放“贝六”（注：贝多芬《第六交响曲》，亦称《田园交响曲》），抒情优雅，她生前也喜欢。
两位燕大校友生前都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去世时是八九十岁。长寿几乎是燕大毕业生的共性，有采访对象解释，“很多一般人在乎的东西，不在他们心里”。
“我见到的很多燕京人，真的是无欲无求。”杨壮认为，燕大校训影响深远，“他们并不看重权力、财富、欲望，他们很多人受到过很大挫折，但一辈子像孩子一样单纯，因为心里一直有一种理念。”
司徒雷登希望培养国家栋梁，学生们要精通中英文，懂中国，也懂外国，更要精于自己的专业。学校的考评机制严格，考试不合格的学生会被退学，有一年400多名学生中被迫退学的高达93人。
在《我从燕京大学来》一书中，中科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第一次论文训练。洪业教授让每个学生抽一道题，然后去图书馆做功课，写成论文，必须引用原始资料。他强调：“只有出自源头的水，才是清洁可以饮用的，愈到下游，污染愈重，愈不可用。”他还叮嘱大家，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这次习作，侯仁之得到了“甚佳”的评语，55年后手稿仍珍藏在家中。这形成了他学术规范的起点。
每个专业都精益求精。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一分为八，分出去的每个专业都成了新学校的支柱：机械、土木、化工系调入清华大学；教育系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劳动系调入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入中央政法学院；经济系调入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系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其余各系并入北京大学。
“在外人眼中，燕园埋藏了一段消失了的传奇，但是对于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在燕园，他们拥有过自由温暖的青春时光。”
“他们喜欢自己的专业”
徐泓的父母都毕业于燕大，亲戚中还有九人也是燕大校友。她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住所位于“燕东园”。2019年11月22日晚间，南方周末记者在那里采访了徐泓教授。
“燕东园”位于北大与清华两所大学之间。与北大校内的“燕南园”相似，它是22栋美式别墅小楼组成的住宅区，建于1920年代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供教员住宿。徐泓住所古朴雅致，木地板踩上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家中有两架钢琴，一架是1940年代的旧琴，还有一架摆在书房里，琴架上摊开一册《车尔尼钢琴流畅练习曲》。
徐泓今年73岁，出生100天就搬到了这里。书桌旁的角落，几排半人高的资料摞放着，她正书写父母、家族及母亲的姑父梅贻琦的故事。与司徒雷登同期，梅贻琦在清华大学任校长17年，一手促其成为国际一流大学。
“当时清华大学的办学方针和燕京大学其实是一样的，主张教授治校，重视通识教育。”徐泓说。
在燕大，文科生入学第一年必须选修理科课程，理科生反之。
徐泓的母亲韩德常就读于燕大音乐系。在燕大留存的资料中，她找到一份1939年5月8日贝公楼礼堂举行的音乐会节目单，母亲上台演奏了《勃拉姆斯g小调狂想曲》。1940年的毕业音乐会上，母亲把西洋音乐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结合起来，改编创作并演奏了钢琴与管弦乐队幻想曲《阳关三叠》。当年校刊评论：“中西合璧，灵秀之作。”
韩德常的不少同学成为了闻名中外的音乐家，但她选择从事幼儿音乐教育。毕业后，她在工作中创作了近百首儿童歌曲。“文革”期间，她因家族被批判，再度恢复工作已经是退休的年纪。晚年她仍然致力于幼儿音乐教材写作，创作的《幼儿音乐》一书被广泛应用。
“他们喜欢自己的专业。”徐泓说，“总想着用自己的专业为整个人类服务。母亲看到没人重视幼儿音乐了，就赶快去做、赶快去写，这背后是燕大‘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中‘以服务’的精神。”
徐泓的父亲徐献瑜也是如此。他是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1939年从美国留学归来于燕大任教，后任数学系主任。院系调整后，他成为北京大学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
“文革”期间，徐献瑜被诬告为“美国特务”，原因之一是赴美留学时司徒雷登为他写过八封介绍信。“文革”过后他已年过七旬，仍然期待在有生之年再为国家出力。他力主建立中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90岁以后，凭借1950年代访问苏联的记忆，他又在老式方格稿纸上写出了被视为中国第一个完整完成的计算程序。95岁时，他开设博客，连载写给中学生的数学科普文章。
过完100岁生日后的第三个月，徐献瑜病危，临终之际要来笔和纸，一笔一画写下五个字：“徐献瑜，再见”。
“这一代人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先后赴欧美留学，国难的时候回来了，国运转折的时候留下了，历次政治运动经受了，改革开放以后再尽力了。”徐泓总结道。
徐泓老师家书房一角（张玥/图）
“希望我能实现自己这点小小的愿望”
同样的赤子情怀也体现在一组挚友通信中。
唐新宇的父亲唐君放是1943年入学的燕大学生。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北大担任助教，其后从事金融工作三十余年。
唐君放与妻子都就读于燕大，他读的是新闻系。《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就曾在这“亚洲第一个完全的新闻系”任教，他把红军介绍给了全世界。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举行的受降仪式上，三名中国记者均毕业于燕大。
在燕大期间，唐君放和同窗好友于谷曾先后担任校园进步刊物《燕京新闻》的主编。这份学生自办的报纸产生了传播革命思想、支持统一抗战等积极影响。1978年，燕大校友会希望他执笔撰写《回忆燕京新闻》。当时他身在病中，回溯这段经历时写到：“不要小看那些峥嵘岁月，我们是在历史中诞生的，我们并没有完全愧对历史。”
1950年代初，唐君放开始在新华社负责对外经济报道，将中国的建设成就展现给世界，常常工作到深夜。“文革”期间，像许多干部一样，他也受到冲击并“靠边站”。恢复工作后，他加倍努力，希望补回损失的那十年。尤其1978年以后，他非常喜悦地全力投入新闻工作。但长期积累而未能及时治疗的疾病让他过早停止了工作。1979年9月，唐君放因癌症去世。
唐君放去世30年后，唐新宇收到了近十封父亲临终前与挚友、新华社同事于谷的通信。于谷将这批信件交到了她手中。在这些信件的开头，他总是先谈国家形势、聊新闻工作，最后才说自己的病情。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以及因病不能继续工作的遗憾。
谈到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他的喜悦之情溢于纸面：“这一个多月来，国内大事甚多，件件使人舒畅……历史迅猛发展，文革中的许多大错误，不需要留在后代去修改了。”“要改变机关衙门化，用办通讯社的办法来办通讯社，要学会写出合乎新闻规律的真正新闻。”
面对日益加重的病情，唐君放一直保持乐观，只是感叹不能为国家做得更多。“尽管我已在走向马克思老人家的住地的路程中，走了百分之八十路程，后来又折回来，现在也不能排除我面临的危险。我并不悲观。即使马克思一定要我去，那是不可抗拒的，我也不丧气。只是我还不算年老，我还要为人民做工作，我过去做得太不够，我需要今后做多一些，做好一些。人生来就是为这个世界做有益的事情，这是我的心愿，希望我能实现自己这点小小的愿望。”他在一次大手术后写道。
重病当中，唐君放最沮丧的是看书的精力不够。他每天只能晨读一小时，晚饭后就读不动了，“岁月蹉跎，年近半百，无知无识，更无所长，后悔莫及”。
唐君放一生忙碌，动乱年代孩子们也上山下乡，远离家庭。唐新宇与父亲的交流很少，但父亲的人生信念仍在家庭教育中传递，她总是记着父亲的教诲：努力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已经退休了。她在曾工作大楼的咖啡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觉得，我没有愧对爸爸。”
采访后，唐新宇转来了哥哥的微信留言：“我们父辈那一代知识分子，年轻时投身革命，抱着最美好愿望建设着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文革结束，他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来临，准备全身心的投入。爸爸是抱着巨大的遗憾离开的。理解了时代，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父辈。”
给于谷的信中，唐君放时常提到对方的儿子，即杨壮教授。杨壮的办公室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曾是燕大一角。2019年11月12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起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一年。92岁的老人已经想不起儿子的名字，却仍喜欢站在敬老院楼道里大声唱出岳飞的《满江红》。那是她最爱的一首歌。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杨壮打起拍子，“嗒啦嘀嗒”地完整哼唱。那时夕阳西下。
“人离开了‘真’，就不是人了”
燕大的故事，吴青有很多可讲，但采访的几小时中她却很少有机会聊起。
当天清晨7时多，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吴青家中。那是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四层楼的老式建筑，屋内陈设朴素。她穿着一身碎花红色小棉袄，拿着两个要带去农家女学校的花篮，准备出门讲课。
吴青一家1955年搬来这里，在院子里住了下来。“本来统战部要给吴文藻和冰心盖小楼，我爸妈说我们不要，干嘛要盖小楼？他们对生活条件根本不在乎，怎么过都是一样过，我们比农村的强多了，跟人比这个有意义吗？”吴青回忆。
1984年，吴青当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一做27年。她依据宪法行事，借了一间办公室，每周二听取民众意见。为沟通方便，她甚至公布家庭电话。每周二，这间办公室门口常常排队。
在去农家女学校的车上，吴青反问记者：“你了解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吗？不去问，是你自己不尊重权利。”
吴青提到1990年代的一个夏天。她去甘肃会宁，看到孩子们脱了补丁加补丁的棉袄，穿着补丁加补丁的棉裤，脱了鞋，就是夏天的衣服。“我一进村就觉得震撼，我没见过，老百姓吃不饱，房子都是漏风的，我觉得我有责任来改变。”提到当年这番景象，她流泪了。她相信，改变中国就要改变中国农村，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农村妇女，一个妇女会影响一家人甚至几代人。
当时，吴青回到大学，老师们说好久不见。她说自己去农村了，人家问：“你教英语？”她回应：“不是，培训妇女。”她因此得到了“狗拿耗子”的评价。“我妈从小就说我爱管闲事，哈哈哈，没闲事，这是责任。如果人家遇到困难你不管，将来你遇到困难人家也不说话。”她回忆道。
司机一路沉默，听到这里忍不住接话：“您再多讲几句吧，感觉好多年没听到过这样的话，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说的是真话。”吴青回答。
吴青腿脚不便，但讲课次日她还要去沈阳的“太极禅”，争取再为农家女学校募集资金。她在这所学校讲课21年，听课学生超过2万人。
吴文藻在燕大社会学系教书，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翻译引进“社区”这个常用词汇，教出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文革”期间，夫妻两人终日挨斗，冰心出门都不确定是否能活着回家。当时，学校举办“吴文藻、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把学校里很多人家上缴的东西都算成他们的。里面有些金银玉器，夫妇两人还要反驳：“这不是我们家的，我们家只有书。”
父母去世，吴青都分别捐书。“现在去我家看，我家里还是只有书。”在她看来，父母教她的是“真”。“人离开了‘真’，就不是人了，你只是为了活。一个人就是要坚持说真话、做真事、做真人，但太难了。”
“文革”期间，吴青的孩子常被老师威胁，因而做噩梦，除非她肯附和说假话。最终，她妥协了一次。上课的两小时中，讲到这里，她唯一一次哽咽了：“从此以后我就发誓，再也不说假话！”
课堂上，57位学生围坐一圈。吴青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她们要读书、思考独立。“人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想法，那就要看书。多看书之后，我懂得了，而且我坚持住，这才是人。”
吴青希望学生们懂法，上课时总带着两本宪法，新版的都已经翻得破烂了。她给学生们每人发一册，一起朗诵其中段落。另一本是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是冰心用过的，她逐一拿给在场学生看。课堂上，学生们几次抹眼泪。
吴青教授上课（张玥/图）
课后，吴青提到，司徒雷登是一位“世界公民”。他的理念和冰心的思想相通，就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如今，冰心一家住过的“燕南园66号”还在北大校园。司徒雷登主持冰心、吴文藻和其他多对伉俪婚礼的“临湖轩”依然发挥着作用。校园里，一些井盖和屋檐上还能见到“燕”字校徽。
2019年10月8日，燕大校友的子女们在朋友圈转发同一条消息。一座司徒雷登的浮雕，终于在校友多方努力下，悄然回到了他深爱的燕园土地上。司徒雷登后来因时局所迫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但内心唯一认可的身份，就明白地镌刻在位于杭州的墓碑上——“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感谢张宇伟、丁舟洋对采访的帮助）
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