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筑梦人

11月28日,西藏山南市桑日县,23岁的何天顺和两位同事架着仪器在拉隆隧道进行测量。隧道里多处积水,即便穿着两双袜子和长筒雨鞋,时间长了还是觉得冷。“我们测量都是3人一组,万一遇到啥情况或是谁身体不适,方便照顾。”何天顺说,他们还会随身携带氧气瓶,以防万一。

今年4月贯通的拉隆隧道是拉林(拉萨至林芝)铁路重点工程,何天顺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拉林铁路山南项目分部接触网作业班组的测量员。这条“天路”地质条件复杂,桥隧比高达75%以上,建成后将成为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建设关键期。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拉林铁路山南接触网作业班组接触网工人施工结束,去往下一个施工点。本报记者 蒋菡 摄

另一群人也在修“天路”,通向浩瀚太空。12月16日15时22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员下达口令后,一枚火箭托举着北斗双星腾空而起,拖拽着火球逐渐变成一个亮点,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40岁的周天帅是这枚火箭的弹道设计者。这项设计前后总共花了半年时间。从火箭点火起飞到飞行器进入轨道,要经过约2万公里的航程,弹道设计者就是设计这条“天路”的人。“最精准”的发射从“最精准”的弹道设计开始。我国绝大多数火箭弹道的设计者都来自周天帅所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余梦伦班组。

因为工人日报社首届“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这两个班组站到了一起。

一个短视频

3分钟,基本相当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助推器工作的标准时长。3分钟,也是一个包含23个场景、90个镜头的短视频的长度。这个短视频的名字叫《最“精准”的班组》。

2019年12月10日,工人日报社首届“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结果揭晓,《最“精准”的班组》等3个作品荣获一等奖。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600多件参赛作品,一个个“粘着泥土”的镜头揭开了各行各业一线班组的面纱。

“3分钟的火箭飞行背后,浓缩了数万航天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劳动。3分钟视频的背后,则浓缩了余梦伦班组追求‘精准’的漫漫长路。”在拍摄手记中,28岁的余梦伦班组成员张博戎如此概括这个作品的立意。

参赛之初,班组成员围绕拍哪个“最”进行过一场头脑风暴,最后落在最“精准”上。

“我们经常把弹道设计比作是运载火箭的DNA,因为它决定了整个火箭的所有特征。”组长马英介绍,火箭总体方案设计从弹道分析开始,再做总体参数选择优化,做分系统设计,做单机的产品设计,火箭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设计出来的。“弹道就是基准,如果基准就有偏差,后续设计在此基础上再加偏差的话,整个系统就乱了。”

追求“精准”也体现在了拍摄中。

“昨天,我们刚将空间实验室准确送入绕地球飞行的轨道,实现了世界一流的入轨精度,用了585秒。就像在北京扔一个篮球,把它精准投进了昆明的一个指定篮筐里。”这是短视频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旁白。

这是他们为了让行业外的人更容易理解而打的一个比方,而“昆明”这个落点不是随意得来的。“我们的火箭要打到数万公里高的一个轨道上,入轨精度为零点几公里。我们换算了一下,看球投到哪儿合适。算完一看,跟北京到昆明的距离差不多。”张博戎笑着说。

弹道设计专业的特点就是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和仿真,所以可能会实时去打出成千上万条弹道,然后对它进行判断和分析。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个近景镜头,希望通过拍摄班组成员眼镜片上的电脑显示器反光,来体现实时面对海量仿真数据的工作场面。

这个出现在短视频1分46秒的“电影级”镜头整整磨了他们1个小时。“换眼镜、换人、换角度,开灯、关灯,拉开窗帘又拉上窗帘……经过不断尝试和反复调整,我们发现只有在关闭窗帘和灯光,加上偏振片、机位和拍摄方向处在一个绝佳匹配的角度时,才能实现理想的反光效果。”

2018年,中国航天运载火箭发射次数首次超越美俄,居世界第一。以长三甲系列火箭为例,1994年2月至2012年3月,18年完成了50次发射;2012年4月至2019年4月,仅用7年便完成了又一个50次发射。高密度任务的背后,是航天人往来发射基地的一次次奔波。

余梦伦班组共有18人,一年到头要拍个大团圆照片往往得靠“P图”。此次短视频拍摄,想让班组每个成员都能“出镜”也不容易。拍摄期间,组员张博俊正在发射基地执行任务。后来,在短视频第42秒,出现了他在发射现场提取数据的镜头。有人打趣,这个镜头应该是外界能够从《新闻联播》以外渠道看见航天人工作场景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

余梦伦班组共有18人,一年到头要拍个大团圆照往往还得靠“P图”。受访者供图

的确,更多时候,他们“做惊天动事,做隐姓埋名人”。这短短3分钟,让这群修“天路”的人走近了更多人。

一套制度

在余梦伦班组,出数据的时候往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

“数字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有生命的,追求精准意味着要对数字有敬畏心。”余梦伦班组组长马英说, 中国航天的成功率很高,但成功就是差一点点的失败,“我们的心态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副组长李文清刚到班组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大家“好安静”,不太爱说话。时间久了,她发现其实多才多艺的人不少。“安静是这个工作固有的一个特性,你必须保证你出的每一个数据都是对的。所以,至少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得保证一个人安安静静坐着把一项工作做完。”她说。

组里老员工对工作的认真细致令李文清印象深刻。一次,测试中出现了一个小问题,需要查看以往发射实际飞行中是否存在类似情况。“长三甲系列有3个型号,还有不同改型,要统计这个状态就需要查找近百发飞行试验数据。现场查找很费时间,当时朱姐就说她那儿有统计,我们这才知道她对每发火箭每一级的飞行状况都按照分类做了记录和比对。”李文清说,这件事对她触动很大。“没有人要求她做这项工作,但她自己就默默地做了。”

朱姐叫朱冬阁,在班组已经干了21年。

为了确保精准,还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来把控风险、保证质量。自1966年成立以来,余梦伦班组探索出了一套具有航天特色的科研型班组建设制度,形成了独特的班组文化。

“目标管理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本他们想把班组质量目标设定为“零缺陷”,最终定为“树立一个永葆成功的理念”。“从严格的科学理念的角度上来讲,不能说你设计出来的一个复杂系统是完美无缺的。如果那样提,本身就不科学,因为有些东西需要不断修正。”马英说。

对于一个科研型班组而言,创新无疑是重中之重。余梦伦班组特别强调在一个扎实的专业基础上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马英说,好比打篮球,你会很羡慕那些运球行云流水、扣篮特别漂亮的人。但你一上来就想做那些花哨的动作是不行的,你得“先把球拍稳了”。

创新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打基础,把专业上最基础的理论、公式先推算一遍,把所有程序编一遍,对相关细节有基本的了解。第二步可以做一些改进设计工具、提升工作效率之类的工作,对固有的流程做一些简单的优化。“你不要嫌那些东西小,先去做。”马英说。

2018年入职的张志国正在做一项改进性工作。组里有好多过去积累下来的设计经验,他想对它们做进一步梳理,从而减少一些需要手工完成的工作。他做这项工作的一点“私心”是:“工作效率提升了,未来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做其他更具开拓性的工作。”

事实上,从去年底到今年7月,他已经参与了一项开拓性工作——国内首次火箭子级落区可控回收。“这是第一阶段,还做不到精确的垂直着陆,但我们已经把落区从原来的几百平方公里范围缩小到了几平方公里。”这个90后年轻人不无骄傲地说。

缩小落区可以减少因发射而疏散的人员,回收再利用则可以大大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研究垂直回收技术很有意义。过程中有些问题可能困扰我们好几天都解决不了,加班加点是常事。但大家特别有激情,特别团结地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进展很快。”张志国说。

“打基础的时候首先得规范,条条框框限制很严。等业务素质过硬之后,就可以走上第三步。会鼓励你去做一些开拓性、突破性的工作,这时会充分信任你,给你创造、试错的机会。”马英说,“做成了是你自己的,做不好算组长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有四五万人,上千个班组。余梦伦班组是其中平凡的一个,日复一日面对海量数据追求设计精准。余梦伦班组又是其中不凡的一个,自1966年成立至今,这个班组成长起来50多人,包括两位院士——余梦伦和刘宝镛。

一个梦

张博戎的航天梦起源于2003年10月15日,那是我国第一次实现载人航天的日子。当时刚上初一的他,由此萌发了对航天的浓厚兴趣。

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对航天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清华读完硕士,他选择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读博,因为他更喜欢贴近实际应用,“能看到自己双手设计出来的东西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这一代是在一个比较平稳富足的环境里长大的,很难切身体会到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老一辈航天精神。但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是与国际接轨的,而且我们面临的选择比前辈们更多,选择这份工作意味着我们真的热爱航天事业。”

这个90后,小时候连中国的火箭都没见过,就已经在家里拼美国土星5号的乐高模型了。在他出生的1991年,我国一共只发射了1枚火箭,还失败了。但是2018年,我国发射了37枚火箭,数量在全世界排第一。

而在1960年,余梦伦从北大数学系毕业成为一名航天人的时候,他对航天一无所知。当时,我国的航天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使命,而做着同一项工作的人们,则会有相同的梦。

刚开始读博的时候,张博戎在查阅深空探测资料时看到的一张图片令他 “很震撼”,那是美国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2号探测器在离地球几亿公里外的位置拍回的一张照片。旅行者2号是目前人类飞行最远的探测器之一,已经抵达了太阳系的边界。

“在那张照片上,地球就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亮点。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在做的那些设计,就算一辈子也不一定看到它实现,但是你真真切切在服务人类探索宇宙的进程。你好像已经站在了牛顿、爱因斯坦、霍金这些巨人的视角去注视这个宇宙,你会觉得真的很有意义!”说这话的时候,张博戎的眼眶湿润了。这个乐呵呵的年轻人眼中,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芒。

张博戎正在做的课题是有关我国几十年后深空探测的预研计划,主要是探索弹道优化设计的新方法。“咱们国家现在探测的最远的地方也就是月球和近地小行星,明年计划探测火星。想让探测器飞得更远,首先要看我们能不能设计出这样一条弹道,有没有可能应用最先进的轨迹优化方法,或者借用天体引力辅助技术帮助飞行器进行变轨。”

在很多人眼里,弹道设计是个“高大上”的职业。而当张博戎来到班组,逐步接触到一些细节之后,他发现其实他们所做的就是根据工程问题建立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然后编程求解。在日常工作中,他几乎有一半时间都是在编程。

83岁的余梦伦直到今天仍在每天上班,还在做计算、搞编程。“每次我们找余老师讨论某个具体问题,他一定会先亲手算一遍,才会跟你谈。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督促,如果自己想清楚就去找他讨论,他肯定会给你指出一大推漏洞。”马英说。

83岁的余梦伦院士每天还在上班。本报记者 吴凡 摄

更让朱冬阁钦佩的,是余老师直到今天还特别关注火箭新技术的发展。“好多国外同行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他有时了解得比我们还多。他反过来会问我们,某个方面的新技术研究你们有没有做,有没有新的见解。”

这一切,似乎正贴合了余梦伦班组办公室墙上的16个大字:“不同轨道,相同梦想。弹道有痕,进取无疆”。

一群好汉

干了59年弹道设计,余梦伦面对外行人会这样形容他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是在天上建铁路的。”

另一群人也在修“天路”,连接拉萨和林芝。本届“最班组”大赛的另一个一等奖作品《世界海拔最高的电气化铁路作业班组》就讲述了一群人在青藏高原建铁路的故事。

“自从参加了短视频大赛,我们都成集团的名人了,还上了《工人日报》,以后找对象都可以加分!”11月27日,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拉林铁路山南项目分部接触网作业班组安全员廉文笑着说。

这个班组自从2018年8月进场,已经在西藏干了1年多。今年7月刚毕业的测量员李国新说,短视频刚拍出来,他就发给妈妈看了。“她不知道接触网是啥,看了视频后说,西藏的风景真美,你们干这活也挺好!”

如果妈妈真的来这里看看,也许就不会这么说了。

23岁的何天顺干测量,去年刚入职就听说有个西藏的项目,他主动跟领导提出想去。可他初到西藏,就被来了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车子经过海拔5013米的米拉山口时,剧烈的高原反应袭来,他嘴唇发白,眼前发黑,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幸好车上事先准备了氧气。“我以为自己要牺牲在米拉山了!”回想那一幕,他哈哈地笑着说。

检查放线是否标准是安全员廉文的主要任务。过去爬杆,他一眨眼工夫就上去了。如今在西藏,爬到一半还得歇一下,喘会儿。

作业队队长贾洪林颇有同感。回家爬个4层楼一点不喘,在这里也住4楼,中间得歇两次,爬一趟跟跑了5000米一样。“上了楼不想下去,下去了不想上来。”

而对很多人来说,高原反应症状中最难熬的还是睡不好觉。夜里往往睡上三四个小时就醒了,然后只能干瞪着眼等天亮。而到了休假回家的时候,有人一觉能睡18个小时。

西藏紫外线强,不仅会晒黑,甚至会晒出斑来。室外作业时,面罩、润唇膏、保温杯是“必备武器”。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拉林铁路山南项目分部接触网作业班组接触网工人正在作业。本报记者 蒋菡 摄

山南地区的季风期从每年11月到次年3月,几乎每天下午1点就开始刮起风沙,沙子打到脸上很疼。

技术员徐天鹏印象最深的是,在这里一天就能感受到春夏秋冬。“早上冷,穿多少都不够。中午暖和,太阳的热情让人招架不住。”他说,在太阳下吃饭太晒,桥洞下面又太冷,于是大家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招——戴着帽子在太阳下吃。

在西藏,他们还遇到些“特殊情况”:手指弄破了,伤口愈合慢,过了两天还在流血;患了感冒,吃很多药也不管用,只能去医院挂水。生产副队长高飞最深切的感受是记忆力变差了。“在内地技术交底的内容都在脑子里,这边得随时翻记录本。”

正因为如此艰苦,队长贾洪林会尽量跟大家多沟通,看到有人跟父母视频,他也会凑上去聊几句,让他们放心。

项目部还经常组织活动,既为丰富业余生活,又为提士气、鼓干劲。过节包饺子,主题是“端起饺子碗,高原气不短”;搞个足球赛,目标是“踢走庸散懒,拼出精气神”;举办“演唱会”,一帮“糙爷们”举起麦克风,个个都是歌神。

“一年365天,我们最多能在家待45天,更多时间都跟兄弟们在一起。班组就是个大家庭,我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贾洪林说。

“干工程常年在外,我们最大的优点是既来之则安之,没有说太辛苦就不干了。”调度员王岁波说。

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来。今年招8名新入职大学生来拉林铁路,报名晚的就没机会了。

“能够进高原干活的都是好汉。”安质部副部长赵玉忠说。

一种壮美

技术员杨健印象中最艰苦的是做前期调查的时候,背着水、面包和氧气瓶,一天要走16公里。“晚上到家一看,脚底都被硌红了。”他的脚还在隧道里被钉子扎过,当时去县级医院处理不了。他又去市里,才打了破伤风针。这个独生子总是报喜不报忧,受伤的事儿从不跟父母提起。

“有时候想想自己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能坚持下来,心里会有种别样的骄傲。” 杨健说,本来上学时就想来西藏旅游,没想到来工作,变成了“深度游”。

“骄傲”弥漫在班组里每个人的心头。山南项目分部副经理许兴峰说:“国庆阅兵,我们在电视屏幕前特别自豪。而这次‘最班组’短视频大赛,出现在镜头里的班组成员们也感受到了强烈的自豪感。因为我们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建设者。”

工班长田建强干这行13年,对风餐露宿、风吹日晒早都习以为常。他在片子里有个边擦汗边爬梯子的镜头,自己反复看了很多遍。“平时跟兄弟们一起工作时没觉得,直到拍了视频,才发现大伙儿认真干活的样子都很帅!”

田建强最有感触的是,因为这次大赛,他们和余梦伦班组“站到了一起”。“他们班组的最低学历是硕士,我们是高中,但我们跟他们站到了一个平台上,很荣幸。”他笑眯眯地说,“在任何岗位上,只要能奉献自己的光和热,都能闪光。”

从万米高空俯瞰,冬日的青藏高原上,墨色的山体白雪覆盖。机翼掠过一座座山脊,皑皑白雪在太阳下闪着金光。一座座山像一个个静默的巨人,并肩伫立,沐浴着阳光。如果单独看,那些山或许没什么特别,而当它们站在一起,一片壮美。

在植物学里,有一种10厘米观察法。就是说当你俯下身距离地面只有10厘米时,你能看到更多别人看不到的植物。“最班组”短视频大赛中那一帧帧“粘着泥土”的画面,就是“10厘米视角”。你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到一群铁路工人、一群弹道设计者,而且还可以看到一群群各行各业的班组职工。他们在一起,成就了另一种壮美。他们最平凡,他们也最伟大。

来源:工人日报

本期编辑:窦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