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得感谢这三个人,没有他们,心学和理学要晚很多年

在邵雍和张载等人的宇宙论之后,新儒家分成了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兄弟二人。号称二程。

弟弟程颐,是理学的开创者,后由朱熹继承并完成,称之为程朱学派,或者说程朱理学。哥哥程颢侧重于心学,其思想由陆九渊继承,到王守仁集大成,称之为陆王学派,或者陆王心学。

在二程的时代,当时的学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学派的不同意义,但到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持续到今天。两个学派争论的根本性问题是哲学意义上的即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创制的。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颢号明道先生,程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程颢非常欣赏张载的《西铭》,因为其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点。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到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遵循这个道理。这样的功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的感觉万物与他合一。他认为万物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孟子说,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等人的四端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人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

后来,陆九渊在程颢的万物合一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

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的白的物,我们的理念里也会有白。公孙龙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区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和可感的。

可遗憾的是,后来的哲学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公孙龙所在的名家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哲学思想。相反,中国哲学发展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侧重于实用的日常生活哲学。过了一千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回到永恒的观念上。这两个思想家就是程颐和朱熹。不过程朱不是名家的继续,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他们直接从《易传》中发展出了他们的“理”的观念。

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也就是规律。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激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气散,则万物离散并消失。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假定一朵花和一片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张载的理论还是有些漏洞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程颐的“理”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这个区别,程朱分得很清楚。二程和朱熹,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原理,即他们所说的“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朱熹的理学注重事物的原理,认为理是构成万事万物显现出来的最核心部分。没有了理,万物都会出于蒙昧混沌之状态,顽固不化。

处理情感的方法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相同的路线,就是情感不要与自我联系起来。程颢的观念是圣人也有喜怒哀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继承并发扬了其心学,他认为做人做事要果断,不要拖泥带水,要学会在做事上磨练自己的心智。

对待快乐的态度

寻求快乐是新儒家的目标之一,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大意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过分追求快乐的重要性(在享乐主义之上的今天,他的那点快乐实在不足为道)。但是对程颢从来没有这样的批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魏晋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