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菊花台》的剧照仍然贴在武汉光亚公司内部。（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16日《南方周末》）
成立七年多，只有一部电影上了院线，多部电影“烂尾”，这家小电影公司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随着两部电影的失败，这个影视城也最终搁浅。而他自己的座驾也从两百多万的奔驰S500变成了二十多万的现代汽车。
根据黄乾生的经验，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只要能上院线，即便是票房惨淡，也几乎不会亏本。因为除了票房之外，还有版权费用、政府补贴等。
自2018年上映以来，电影《后来的我们》遭遇了多次风波，其中一次是与武汉光亚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的侵权纠纷案。
2019年10月25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武汉光亚败诉，并全额承担39.18万的诉讼费。他们曾提起上诉，但是由于未能及时缴纳诉讼费用，当年12月25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武汉光亚败诉。
这部电影是台湾歌手刘若英作为导演的处女作，2018年4月28日在内地上映，共席卷了13.6亿元的票房。
7个多月后，武汉光亚将刘若英、电影相关公司告上法庭，他们早在2015年就创作了一部名为《后来·如何懂得去爱》的电影剧本，认为刘若英的这部电影正是抄袭了这个剧本和创意。
武汉光亚成立于2012年8月，是一家小电影公司。法定代表人付祖光是一名美籍华裔歌唱家，大股东黄乾生是一名电影制作人。
据黄乾生解释，他们之所以没有缴纳诉讼费用，是因为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筹集这笔近40万的诉讼费。但他们不承认自己没钱，只是资金链出了问题。
“我们仓库里还放着1个多亿的货呢。”黄乾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你能说王思聪没钱吗？他就是现金流出问题，要不也不会成为老赖！”
不过，成立七年多，只有一部电影上了院线，多部电影“烂尾”，这家小电影公司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11部电影，只有一部上映
武汉汉阳造创意产业园的入口处，有一排并不起眼的一层房屋，那里便是武汉光亚的所在地。
由于平时少有人办公，2020年1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前往采访时，仍能够感受到这家公司的冷清。付祖光用一个铁盆生起了火，使室温逐渐高了起来。
几年前，歌曲改编电影，成为了电影行业的热门，《同桌的你》《栀子花开》等电影，都是改编自同名歌曲，并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武汉光亚看中了这个契机，从2012年成立之初，就开始拍摄以歌曲为名的电影。
他们曾拍摄了一部名为《菊花台》的电影，于2014年情人节上映，不过票房惨淡，“猫眼电影”显示的票房只有28万元。此后，还拍摄名为《山路十八弯》的电影，不过最终未能上映。
黄乾生、翁宏才、付祖光并不承认自己没有资产，他们拍好了两部电影，如果这两部电影能够上映，将会带来一个多亿的收入。
翁宏才是武汉华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黄乾生、付祖光的合作伙伴。武汉华语也是一家小型电影公司，同样在汉阳造创意产业园的那一排平房办公。在更名前，这家公司的名字为“武汉大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室内外装饰、环境园艺、包装设计等。
他们声称拍好的两部电影分别是《绝命罚单》（此前的名字是《生命罚单》）、《万浪飞的逆袭》。
资料显示，《绝命罚单》讲的是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秦开美的故事。
2017年9月，这部电影在湖北恩施的野三关镇开机，本来计划在第二年的五一档在全国院线上映，但是直到今天都未能成功。
《万浪飞的逆袭》则是一部喜剧题材的电影。2016年3月，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根据当时的信息，小品演员朱时茂是该片的监制。不过，后来朱时茂并未在该剧中担任职务。
工商信息显示，从2013年到2016年，武汉光亚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了6部电影，仅有《菊花台》成功上映。
武汉华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则从2011年到2015年备案了5部电影。
黄乾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在电影圈，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信息显示，每年备案的电影有上万部，但真正能拍出来并且上映的电影只有几百部。
很多电影或者资金不到位，或者卡在了审核那一关，无法拿到“龙标”，即“公映许可证”。据黄乾生介绍，《绝命罚单》《万浪飞的逆袭》这两部电影已经拿到了“龙标”，只是发行资金尚未到位，就暂缓在院线上映。
作为一家小型电影公司，武汉光亚主要的业务是出剧本、做电影策划、拉投资、找赞助，然后组织导演、演员来拍电影。这样的业务模式使得他们公司并不需要雇用太多全职员工，也不需要储备太多现金流。
他们所备案的11部电影，主要的投资方也是第三方公司，而他们则从中赚取劳务费，有时也会在自己拍摄的电影中投一些钱。
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接一下电影的“地推”工作，帮新上映的电影在武汉当地院线做推广。
“我们现在虽然有困难，但是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小电影公司能坚持下来已经很不错了。”黄乾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吴有生曾想向影视行业转型，想在景德镇乐平市高速路口建立办公场所，两部电影失败后，这里便被空置。（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一千多万打水漂
小电影公司拍的电影能否赚钱？答案成了一个罗生门。
以《菊花台》为例，根据黄乾生等人的说法，这部电影虽然票房不高，但是他们在香港卖了数百万的版权费，这使得这部电影并不亏损。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这部电影的主要投资人吴有生则有完全相反的观点。
1956年出生的吴有生是江西景德镇乐平市人，是乐平市有生城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曾经对这部电影投了970万，但是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收到，“完全打了水漂”。
吴有生的公司名称挂着“房地产开发”的字样，但是与人们所熟知的开发商有很大不同，他只是在当地零零散散开发了几栋楼房。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吴有生直言，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小学没有上完，对电影并不了解。他甚至不知道刘若英是谁，由于拿不准“刘若英”三个字的发音，在与南方周末记者交流时，他一直用“台湾那个刘总”来指称。
2012年他开始接触电影，第一笔投资就是《菊花台》。
一直令吴有生耿耿于怀的是，虽然这部电影主要由他投资，但是出品人、出品单位并没有挂他及公司的名字。拍摄完成后，母带也没在自己的手上，关于黄乾生所说的“在香港卖了数百万元的版权费”，他更是从未听说。
不过，《菊花台》能够上映，还是给了吴有生一线希望。后来，他与朋友再给武汉光亚投了一笔钱，拍摄《山路十八弯》。
这部电影未能上映。黄乾生的解释是，电影没有通过审核。而吴有生则表示，电影完成后，需要让他再出一笔发行费用，但他已经意识到电影是个无底洞，就拒绝了。
受吴有生拍电影的启发，景德镇乐平市的另外一个老板程寿华也投资了一部电影，他是才子服饰在乐平市的总代理。他投资的电影名叫《时间都去哪了》，2015年8月在内地上映，男女主角是郭品超和杨紫，电影名气要大一些，但猫眼电影显示的票房数据只有23万元。
在这部电影中，黄乾生担任了制片人。黄乾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票房之外，他们还向电视台卖了150万元的版权，向网络平台卖了300万元的版权，从江西和深圳两地拿到共300万元的政府补贴，这是一部赚了钱的电影。
不过，与吴有生一样，程寿华也给予了完全相反的说法。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投的钱也打了水漂，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谁在赚钱？
两年时间拍两部电影，让寻求转型的吴有生折了一千多万的本，这也成为他商海生涯中最后一次“折腾”。
在向影视行业转型时，他在乐平市承包了一块数百亩的山林，本希望建造一座集旅游、休闲、文化、影视于一体的影视城。但是，随着两部电影的失败，这个影视城也最终搁浅。而他自己的座驾也从两百多万的奔驰S500变成了二十多万的现代汽车。
“奔驰车还没卖，卖了的话，别人就以为我是真的败了。”吴有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黄乾生则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虽然国内有几个大电影公司，但每年几千亿的电影投入，绝大部分都是社会资金。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只要能上院线，即便是票房惨淡，也几乎不会亏本。因为除了票房之外，还有版权费用、政府补贴等。
为了支持电影事业的发展，自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每年都会出台对电影创作、放映、影院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的政策。
以2019年为例，中央财政部制作的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共有97404万元，接近10个亿。
在电影圈，也活跃着多个“电影投资”的交易平台，这些交易平台会挂着影视项目，供投资人考察、投资。
一位电影行业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那些热门电影，很多投资机构想投都投不进去，小电影公司只能去三四线城市找投资。这些投资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有时会乐意进入影视圈。
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吴有生之外，《菊花台》这部电影的投资人还有湖北视纪印象股份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这是一家新三板的挂牌公司，目前的代号为“ST视纪833529”，ST是有退市风险警示的标志。
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自主研发各类智慧城市应用平台系统，为客户提供智慧社区、智慧旅游、智慧展厅等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但他们却与武汉光亚等电影公司有着深度合作。
2015年招股书曾提到，这家公司投资了《菊花台》和《山路十八弯》。2013年，武汉光亚还是他们的第四大客户，他们与武汉光亚销售合同是5310679.61元，占当年销售比的9.61%。
ST视纪并没有自己将这笔业务独立完成，而是转让给了武汉银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来履行。武汉银都则是该公司当年的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金额是630万元，占当年采购总额的14.31%。
此外，2013年的时候，ST视纪还拥有投入景德镇红都影业文化影像公司的一笔420万元电影投资款。招股书解释，由于电影拍摄与发行没有按计划执行，公司正在与红都影业商议解约，预计可以全部收回。
不过，黄乾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一笔假账。吴有生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己从未收到过这笔420万元的电影投资款，他是红都影业的实际控制人，工商资料显示的占55%股份的大股东吴国武，是他的儿子。
南方周末记者数次致电ST视纪的董秘求证此事，均未能接通。
南方周末记者王伟凯 南方周末实习生 叶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