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散文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酒”是一个不断重现的主题。
首先，酒在古代中国是奢侈之物——其酝酿过程需要大量的劳力和谷物。其次，饮酒会带来截然相反的后果：一方面，在礼仪规范内适度饮用，酒能够培养与保持君臣之间和谐的关系；另一方面，饮酒过度则会造成混乱，在极端的情况下，它会摧毁人伦秩序与政治统治。唐之前的散文经常对酒多样的功用进行书写，展现了“饮酒”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蕴含的张力。第三，酒也被看作是文人创作的灵感来源。酣醉的精神状态让作家更为超脱，仿佛可以触碰宇宙万物的律动，使他们捕捉到自然环境无穷的变化。
上古（先秦）散文中的酒与禁饮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早期文学对酒的描述并不是从饮酒之乐开始的，而是对酒的禁令。夏朝的建立者禹被认为是第一个实行酒禁的君主：
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英明的君主如禹知道美酒的潜在危险。但他的后代桀却最终因豪饮无度而臭名昭著：“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隄，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这段引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君主沉溺于酒的恶果：浪费民力、纵欲、无意于政事——再加上所有的饮者都属于统治阶层——这一切都是政治腐败与灭亡的征兆。
夏之后，商朝取而代之，但也遭遇了同样的灭亡命运。从商朝首都（殷墟）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酒器，如爵，斝，盉，觥，卣，尊，彝，罍等。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商朝大约是一个纵情于酒的朝代（至少是统治阶层之内），而商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则是典型的代表。周公姬旦在推翻商朝之后向他的子民发布了著名的《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的文章。他如此批评商纣王：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
周公的警告将饮酒失德与对天的不敬联系起来。为了避免“天”罚，人民应该遵循周公的建议。毕竟，制酒的原料为大量的谷物；而在较为原始的农业社会中，谷物的使用需要限制与管理，以免过度使用食物资源。因此，任何未经礼仪规范的饮酒行为都会被认为具有道德危险。
或许周公的箴言削弱了人们对酒的兴趣，以至于先秦哲学散文对酒的讨论甚少。《仪礼·乡饮酒礼》中所提到的“酒”仅仅是礼仪仪式中的一个物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孔子（前551—前479）是周公的忠实的追随者，但他对酒的态度却较为宽松：“［君子］惟酒无量，不及乱。” 只要不沉溺而丧失自我，饮酒是有美德的君子们可行之事。孔子还曾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注重内在修养的圣人能够在饮酒时保持对自我的控制。然而，如孔子般对酒的态度在先秦散文中是十分少见的。
有趣的是，虽然庄周（约前369—前286）的哲学散文以提倡自然和“逍遥”闻名，但他与编辑《庄子》的弟子们都没有怎么讨论过饮酒。《达生》一章中有论：“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 此引文中的醺醉者能在坠车后毫无损伤，表达了庄子的哲学：只要一个人顺应自然之道而不为内心产生的恐惧所影响，他便可以躲避外界带来的伤害。当然，这并不代表庄子支持饮酒，《山木》中有一则名句：“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醴”指精酿的甜酒，这里隐喻为纠缠于物质利益中的小人之间的关系。《庄子》中第三则与酒相关的陈述出自《寓言》一章。
在这里，作者介绍了三种话语：“寓言”“重言”和“卮言”。“卮言”中的“卮”是一种酒器，不同注者对其进行了多种解释。如果我们将“卮”看作空酒器，则“卮言”指“空言”——没有任何预设偏见而反映现实的语言。因此，用“醉语”或“支离之言”来解释都不十分正确。庄子的哲学是清晰而透彻的，并不是醉话。我们需要注意，“酒”在支持与论证庄子观点的过程中是一个比喻而不是真实的物件。后世的一些文人认为拿起酒杯就是在实践庄子的哲学——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误解罢了。“庄子”在他的哲学散文中是逍遥、无所拘束的，但也是清醒的。
在早期中国哲学中，只有《列子》——传统上被认为是道家的哲学——中的一则故事为酒做了简短的辩护。郑国大夫子产（公孙侨，？—前522）的兄弟公孙朝对酒有着极度的热爱。公孙朝的故事记载在《杨朱》一章，其中一段描写了他的无度的行为：
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麹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
子产尝试劝说自己的兄弟放弃饮酒，但以失败告终。公孙朝的观点是，人生瞬息而逝，而他感到“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公孙朝轻视“文”“义”或者“道德”等观念。与庄子相比，他似乎与魏晋清谈家的精神更为契合，成为那些自觉不自觉中进入“醉乡”的典范。而另一方面，子产的看法与务实的儒家学者荀子（约前313—前238）更为相近。荀子曾不遗余力地批判名实不符的儒家学者，称他们为“贱儒。” 在《非十二子》中，荀子指出他们将酒食之欲放在义与道德之上，批评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孟子（约前372—前289）与荀子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孟子认为合于道德的行为要高于对虚荣的追求。《孟子·离娄》中很著名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讽刺某一俗者——他经常在墓地食用死者的祭祀之物，回家后则欺骗妻妾说自己与富贵达利之人宴饮而归。在这里，饮酒是虚荣的体现。
周代晚期的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后者也许只是暗示性地）都反对过度饮酒，但他们所考虑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儒家认为淫饮会造成社会无序、个人的腐化、渎职；所以他们支持在礼仪的规范内有限制地饮酒。道家很少触及酒的积极之处，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头脑清楚之人才可以达到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
因此在先秦的记载与文献中，醉酒的后果大多是严重的。可以说，唯一个因“醉”而大获利的可能便是登位前的晋文公（前697—前628），就是著名的重耳。在他逃到齐国之后，齐国君主赐予其婚姻和重礼，以至于重耳完全乐不思归、不想夺晋国君位。他的妻子尝试劝他返晋，但也没有效果。最终在公元前637年，她与重耳的手下谋划，将重耳灌醉并送出齐国。
酒与性情之萌发：
汉、魏、晋散文中的饮酒场合
禁饮主题的延伸使大部分先秦散文对“酒”持否定的态度。但到了汉朝，对于饮酒的道德约束开始松弛，或者说，“酒”开始渐渐与英雄之气和真挚友谊等积极因素相联。对“饮酒”这一行为更加宽容、全面的考虑也许与汉王朝开拓凿空之精神和对历史更加自信的态度有关。且举司马迁（约前145—前87）的历史散文《史记》为例。《史记》中描述了很多重要的饮者以及让人难忘的饮酒场合，其中包括载于《刺客列传》的著名刺客荆轲（？—前227）：
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
荆轲与高渐离刺杀秦始皇的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他们二人皆为普通百姓，无法负担起饮酒终日的生活，更不用说会因为酩酊大醉而耽误政事。他们没有恒产，四处游走，希望能够找到机会侍奉君王。如此之人却能在时机成熟时有能力改变历史的轨迹。这同样也是司马迁的历史观：无论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卑微，他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了很好地展现这个观点，司马迁需要全面地刻画其笔下的人物，而畅饮的场面以及当时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可以凸显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荆轲与高渐离并非在战国乱世中稍纵即逝的无名之辈；相反，他们是有情有性之人，使命感与忠诚将他们推上保燕抗秦之路。“饮酒”是司马迁描写其鲜活的英雄形象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因醉酒而犯错也是历史中常见的话题。《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了有赫赫战功的将军灌夫因为在宴会上冒犯了相国田蚡（武安侯），最后与全家人被处死的故事。司马迁批评当时的执政者只因酒后失言的小错便多加陷害，同时对灌夫卷入宫中的政治争斗表示同情。他将灌夫形容为“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如此一来，实际上将灌夫置于与荆轲等一类——他们谈吐言行直率而坦诚。尽管“醉酒”让灌夫命丧黄泉，但酒似乎也成为了其胆大无惧之精神的象征。也因此，只有那些真正的挚友才能无所顾忌地开怀畅饮。
大多数《史记》的读者都会对项羽（前232—前202）所设下的“鸿门宴”津津乐道。其中最生动的细节描写莫过于刘邦（前256—前195）手下的将军樊哙闯入帐篷解救主公这一幕。看到樊哙闯入，项羽没有任何责罚，反而出乎意料地赐给樊哙一杯酒，并称其为英雄。（见《项羽本纪》）在这里，赐酒表示对英雄精神的尊重。有意思的是，当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获罪时，他坦白自己与李陵“未尝置杯酒”，其言下之意便是他们并非极好的朋友。此处酒依然是获得肯定的，即友谊之谓。
而到了魏与晋朝的散文中，饮酒似乎更与君主的政治抉择和被镇压者的痛苦有关，而非英雄之气或真挚之情。汉朝最后二十年的实际统治者曹操（155—220）曾经下令禁酒，借以防止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孔融（153—208）写文章对此表示不满，尤其是他认为曹操本人便是一个爱酒的诗人。鲁迅（1881—1936）曾深刻地指出，虽然禁酒并非他的本心，“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 孔融因此引得曹操勃然大怒，并最终丧命。更为实际来看，孔融或许应该保持沉默，或者买醉、佯狂。
孔融的大胆是一个特例。大多数魏晋文人并不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灾祸也许不期而至，他们经常以饮酒自保，来面对危如累卵的生存状态。也许表面上逍遥不羁，他们的内心却饱含忧虑。《世说新语》对魏晋士人进行了如实的再现，它记录了很多著名文人终日饮酒、放荡不堪的故事（尤其是在《任诞》一章）：“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虽然传统文人以立名为务，但张翰（活跃于3世纪晚期）却宁愿丢掉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不愿意放弃酒。饮酒变成了个人自由的象征。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如果酒在汉以前的文学中总是处于道德、政治与人伦的网络中，那么汉朝之后饮酒则逐渐拥有更独立的地位。虽然本文不会细致地讨论赋——汉代流行的诗文相杂的文体，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人最早开始详细地描述酒是从汉赋开始的。
汉赋以客观的描写作为文体规则，而在如此的规范下，一些作品包括了饮酒及其作用、后果等非常具体的书写。比如邹阳（？—前120）、扬雄（前53—18）、王粲（177—217）、曹植（192—232）等都写过《酒赋》。另外，饮酒之事也经常在其他赋体散文中被提到，如枚乘（？—前140）的《七发》、班固（32—92）的《两都赋》、张衡（78—139）的《南都赋》。为了帮助皇帝展现帝国的繁荣和宫廷礼仪的严肃，汉赋作家尝试用一种铺陈的风格来作文。作为礼仪与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酒能够让帝王赢得百姓与官员支持。而同时，朝廷侍臣和士人们更需要在这些饮酒场合做到自我约束。虽然汉赋作家通常会提醒人们不要酗酒，但他们对饮酒和酒的历史的描述经常显露出一种兴奋之情。大部分赋文会以对饮酒的讽谏结束，然而它们最终所传达的信息却是积极而非苛责的，甚至还会鼓励人们饮酒以打破世俗的限制。比如，曹植的《酒赋》暗示了以酒来跨越社会层级与等级，这似乎和他的父亲曹操的禁酒令相抵牾。但尽管如此，过度的享乐依然会被认为是有违礼数的。
由于晋朝对饮酒没有严格的限制，士人们继续写赋来讨论酒的利弊。譬如庾阐（4世纪前期）的《断酒戒》首先表达了对酒的否定态度，其观点是“任欲丧真”。但嗜酒者又从另一方面进行很有说服力的辩护，认为“达人畅而不壅，抑其小节而济大通”。事实上，赋作家利用赋的“问答对话”特点，巧妙地将“讽谏”与“鼓励”在一篇文章中结合起来，也因此作者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态度也是夹杂着扬与抑两个方面。在众多关于酒的赋文中，刘伶（约221—300）的《酒德颂》应该是最有名的，它生动地描写了人酣醉时的感受：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
我们应该将曹植、刘伶以及庾阐（同样还有其他作家如邹阳、扬雄、王粲等）关于酒的写作置于一个连续的文学传统中来讨论。它们展现了酒不仅在个人同时也在社会范围上的重要意义。对于百姓来说，酒可以使普通人甚至贫贱者通向极乐之境。当无拘无束地饮酒、酣畅淋漓之时，他们可以抛掉社会道德的规范并摆脱政治的束缚。贫贱者无需仇富或折腰于权贵，他们可以通过酒来达到逍遥无欲的境界。道德家、大族少年以及豪门隐者变成了讽刺的对象，而同时，智者和“大人”在饮酒中把握了真正崇高的精神。他们“醉”状态不是消极的反抗，而是生命的升华。
道与自然的统一
《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在思想上以庄周为师，追求放任的精神状态，“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淡默少言，不妄交”。他与其他另六位志同道合之人组成“竹林七贤”，其中包括阮籍（210—263）和嵇康（224—263）。阮籍、嵇康的散文中常常有如刘伶《酒德颂》中“大人”的人物形象。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反对世俗世界并且希望回归自然：“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 嵇康则直接承认自己经常无度饮酒，而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一名朝廷侍臣。也因此，他批评曾推荐他入仕的友人们。阮籍的“大人”并不饮酒，他的哲学反映了当时出世之人的理性思考。在另一方面，嵇康的文章则体现了一个拒绝出仕之人情感上的矛盾：他关心百姓，却拒绝与腐朽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宁愿远离政治，从而可以保持“自得而无闷”。
在整个魏晋时期，生存的焦虑以及危机感是许多文人的共同的痛苦来源，他们发现自己与乱世和险恶的政治格格不入。在东晋相对较稳定的政局下，对生命转瞬即逝的思索更是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而“饮酒”让当时文人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了解。那些体会到生命无常或逃离政治的人用宴饮来亲近自然，在那里寻求快乐与解脱。王羲之（303—361）《兰亭集序》总结了当时不少文人共同的心境：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在自然美景之中，饮酒丰富了作家们的趣味同时加深了他们对生活的体会。当然，后代的文人学者并不需刻意模仿兰亭雅集“曲水流觞”之乐，因为饮酒于自然之中早已成为人们灵感的源泉。不论因贬官而流放还是颠簸于仕途，人们都能在自然中找到创作的素材以及对山水与“道”的特殊感悟。游记作为中国散文中最为重要的文类也在这个时期兴起。人们的艺术构想开始苏醒，直接面对伟大、宏观的自然界。在主观与客观于自然的碰撞中，写作变得更深刻了。人是客观自然的一部分，但人类的主观思维又在不断感受和感知着自然。不仅如此，主客观两部分的矛盾与对立又通过一定程度的“醉”而变成想象力的助推器。
东晋一朝因饮酒与追求自然而闻名的作家无疑是陶渊明（365—427）。他经常在作品中讨论到“酒”，并且曾创作二十首诗，以《饮酒》为组诗的题目。其中一首十分清晰地论说到饮酒的精神意义：“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饮酒让陶渊明忘记尘世的束缚，因此给予他创作的自由。陶渊明对酒的热爱并非逃避主义，而是其人格的一部分。在40岁时，他短暂出仕，成为当地的长官。他坦诚地说其做官是为了取得俸禄以制酒。不过，在三个月后他便离开了仕途，而他与酒的关系也愈发亲密。酒成为了陶渊明的密友、他与农人之间友谊的桥梁，以及艺术的催化剂：他的诗歌与散文经常以酒为题。无论是为其祖父孟嘉写的传记，还是自传《五柳先生传》，或是《归去来兮辞》《自祭文》中的自述，它们都展现了一个乐于饮酒却拥有节制的形象。没有酒，也许陶渊明便不会有那么多灵感，不会有那么多的诗歌和散文——也许他会失去其与纯粹、简单的自然之间亲密关系，失去一部分创作力的源泉。没有酒，陶渊明将会很难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从而超脱于俗世的挫折与艰难之上。
陶渊明的饮酒是一种美学实践，它与刘伶和阮籍以酒来消极抵抗俗世不同。陶渊明深刻地启发了后代敬仰他人格与诗文的作者，以及那些希望追随他走上隐士之路的文人。酒提供了灵感、丰富了人格、使人能抵抗现实中的压抑。它的积极作用在于让人回归本心，过上能主导自己命运的生活。在陶渊明著名的《桃花源记》中，隐士们用酒与食物来款待渔人——这说明酒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是完全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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