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带娃在外晃荡的母亲进退两难:武汉应更早让公众重视

经济观察网 言咏/文当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1月20日告诉公众,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时,我正带着孩子在长隆度假区的一家酒店里。这是一家亲子主题的酒店,正值寒假期间,拖着拉杆箱、带着孩子的游客不断涌入大堂。前台边的一侧,摆满了拉杆箱,他们的主人,都是上午赶到,未及入住,寄存行李后带孩子先去打卡长隆野生动物园,那是儿童的天堂。

席卷而来的疫情,给酒店的度假氛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不知道其他人内心是否淡定,但我很焦虑。这一天,疫情突然升温且蔓延趋势明显,武汉报告18日增加了59个病例,19日增加了77个病例。北京、广东出现确诊病例、四川、云南、上海等地出现疑似病例。公众得知十几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广东两个未去过武汉的病例,被从武汉回来的家人感染。1月19日事态已有严峻化的趋势,当天武汉报告新增病例17例。

但再往前,疫情似乎已被掌控,从1月12日到16日连续5天,武汉报告没有新增病例。12月底出现不明肺炎传闻时我就高度关注,十多年春节未离京的我,今年正好有带着一家老小赴深圳与亲戚一起过除夕的计划,顺带打卡长隆。武汉卫健委的公报一直都比较乐观:“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的证据”、“未发现医护人员感染”。后来通报口径稍有变化,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同时依然强调“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这时,海外开始报告出现从武汉输入的病例。

武汉卫健委基调乐观的通报让我放松了,如期踏上了行程。我1月18日离京,如果晚两天,我肯定会取消。武汉肺炎疫情正值春运时间节点,它突然之间四处蔓延的趋势,与人口流动高度相关。我不知道当初武汉“未见明显人传人”的结论下得是否草率,但可以肯定,公众是在这样的通报结论中放松警惕的,像我这样完全可以减少不必要流动的人很多。而减少了人口流动,就是对抑制疫情扩散的最大贡献。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1月19日百步亭社区举行了4万多家庭参加的万家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在这非常时期本应绝对避免,仅仅是因为武汉人没有经历过2003年的SARS对防疫重视不够吗?相关部门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告知与宣传?在疫情明朗化之前,武汉各大报纸头版均与不明肺炎的新闻无关。

公众是从钟南山口中得知武汉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截至发稿增加到15名),这一重要信息披露后,担忧升级了,一位计划春节后带孩子去深圳游玩的妈妈说,“人传人”就很麻烦,不然,只要不去武汉就没问题。那么,这些医护人员是何时发现疑似?何时被确证?如果疫情不升级,钟南山没去武汉,公众会延后知情吗?从“未见明显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再到“确定人传人”,这也许是医学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但是否也有对严重后果考虑不够充分,前期过于乐观的因素?当武汉肺炎确定“人传人”之后,我身边很多人,都取消了春节出行的计划。铁路、民航部门均表示,针对进出武汉旅客推出免费退票政策。

1月20日这天,我,一个带着孩子在外晃荡的母亲,陷入了进退两难。铺天盖地的疫情之下,飘荡在外面,内心充满了不安。我不断调整自己的行程,原本计划在广州呆四天,我取消了后三天的酒店,提前到了深圳亲戚的家中。原本计划坐高铁从广州到深圳,改成租车自驾;原本买好了途经武汉回京的高铁票,退掉换成不经武汉的动卧,且把回程日期提前。在长隆度假区的这一天里,我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关注疫情、调整行程,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与种草了很久的长隆相遇。但已经身在外,这是我能做到的,保护我四岁多的孩子以及年近70的父母唯一的方式。

2003年SARS爆发时,我身在北京,当时供职于一家媒体。这几天,当年的同事提起了那段往事。其实,每一个经历过那些日子的人,都会想起这段往事。那一次,花了差不多半年,直到春末夏初的5月,中国才“初愈”。那时我还年轻,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即便身处疫区中心,也不焦虑。倒是我的母亲,后来告诉我,远在长沙的她每天定点看新闻,当看到北京不断攀升的感染人数时,她着急得哭。17年之后,当我也成为了母亲,当我自己的父母年事渐高时,我才能体会到这种忧心。

截至发稿,中国大陆已经确诊了318例,疑似164例,死亡6例。湖北之外报告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的省份仍在增加。据专家估计,由于叠加了春运影响,病例增加还未到临界点。疫情控制挑战不小,但有了当年抗击SARS的经验,再加上这些年中国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当疫情走向明朗化,我们开始严正以待时,期待也相信情势将得到有效控制,而不必付出当年那么大的代价。从2003年到2020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一年,我回老家要坐一夜的火车,现在高铁不到6个小时就能到达。中国无疑在向前发展,也希望她在这场肺炎疫情面前,能坦诚面对,科学防控,以保障民众生命安全为重,这是一场必须直面的硬仗。春节将至,祝愿鼠年吉祥,家国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