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既是后周显德七年，又是大宋建隆元年。对于后周的君臣来说，这一年的春节可谓过得惊心动魄。（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图）
在杀人如麻的五代，赵匡胤虽然也是一名篡位者，却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其他军阀的可贵品质。
公元960年，既是后周显德七年，又是大宋建隆元年。对于后周的君臣来说，这一年的春节可谓过得惊心动魄。
大年初一这天，北方前线发来紧急情报：北汉已发兵，与契丹兵汇合，欲联手进攻后周边境。在辅臣范质、王溥等人的建议下，年幼的周恭帝柴宗训任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大军迎击敌兵。
半年前，英武的周世宗柴荣不幸英年早逝，其子柴宗训继位，年仅7岁，以符太后垂帘听政。主少国疑，都下流言纷纷，其中一则流言称，大军出征之日，将策立殿前都点检为天子。所以当周恭帝任命赵匡胤领兵出征之时，“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
正月初三，赵匡胤的部队行至首都汴梁城之北的陈桥驿时，扎营休息。当晚，众将士聚谋说：“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并选出代表，把诸将密谋的结果告知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亲信赵普。赵匡义与赵普均不同意，诸将相顾，突然拔出兵器说：“拥立之事，军中偶语已是族诛之罪，今已定议，太尉（指赵匡胤）若不从，则我辈安肯退而受祸？”
赵普知道事已至此，“其势不可遏”，表示同意诸将之请，并派人将兵变的信息驰告赵匡胤的亲信将领石守信、王审琦，让他们做好策应的准备，石、王二人当时正镇守京师。而后周君臣却还蒙在鼓里，不知国变在即。
按史料的记载，陈桥兵变前夕，赵匡胤是不知情的，正月初三当晚，他因喝了不少酒，醉卧帐中，不省人事。次日黎明，听得营外“四面叫呼而起，声震原野”，这才醒来。赵匡义、赵普赶紧入内报告情况，诸将则“擐甲执兵”，直扣寝门说：“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
赵匡胤大惊，起身披衣，来不及表态，已被赵匡义、赵普扶着出来听事。诸将将一件早已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罗拜庭下，山呼万岁。赵匡胤拒绝接受拥立，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众将哪能就此罢休，惟有坚决劝进，并把赵匡胤扶上马，“拥逼南行”。
赵匡胤揽辔，跟诸将说：“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汝等之主。”众人皆下马，说：“惟命是听。”
赵匡胤说：“帝及太后（指周恭帝与符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众人都表示一切听从赵匡胤的指挥。
于是，大军从陈桥驿开拨，回到京师汴梁城。赵匡胤令军士解甲还营，他本人亦归殿前都点检公署办公，并释去黄袍。但未久，众将又簇拥着后周宰相范质、王溥等来到公署，赵匡胤呜咽流涕，对范质等人说：“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范质等人未及回答，一名将士拔剑上前，说：“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王溥等不得已，只好向赵匡胤下拜，口称万岁。
正月初五，后周举行最后一次典礼——禅让大典，恭帝柴宗训将皇位禅让给赵匡胤，赵匡胤则封柴宗训为郑王，同时诏告天下，定国号曰“宋”，改年号曰“建隆”，并继续以范质、王溥为宰相。而此时前线亦送来情报：北汉与契丹已经退兵。
今天读史的人，多认为所谓的北汉与契丹联合进兵，只是赵匡胤及其亲信捏造出来的假情报，用意是为了配合陈桥兵变的演出；赵匡胤对兵变的“不知情”、在兵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被迫无奈”，也都是表演。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便认为，陈桥兵变其实是“赵匡胤跟他的家属和部下，秘密布置向（柴宗训）这位七岁孩子夺取政权，一切都像演戏一样的配合十分密切”。
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兵变就如一道魔咒，从后梁到后周，几乎每一个短命王朝都是以兵变立国，然后又被兵变推翻，其时流行一个说法：“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赵匡胤随周世宗征战多时，又执掌后周军政凡六年，军中威望极高，“士卒服其恩威”，因而生出拥兵自立、问鼎中原的野心，也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不过，五代乱世，世间的常态是“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赵匡胤本无篡位的野心，却被骄兵悍将挟裹着披上黄袍，也并非不可能。至于边关情报，北汉与契丹得悉七岁的柴宗训继位，主少国疑，欲乘机出兵；而后听闻能征敢战的赵匡胤取代帝位，又打了退堂鼓，主动退兵，亦是有可能的。
总而言之，赵匡胤本人究竟有没有参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策划，已难以考证，不过我们可以确知，这次以赵匡胤为主角的兵变，与之前发生过的兵变、政变有些不一样：
其一，历代发动兵变者，多是嗜杀之辈，举兵之时，免不了大开杀戒，生灵涂炭；惟赵匡胤生性仁厚，入城前先告诫诸将：不得滥杀无辜。事实上，当赵匡胤的大军从陈桥驿“杀”回汴梁城时，几乎兵不血刃，未有杀戮，只有京城巡检韩通一家被王彦升所杀。因王彦升滥杀，赵匡胤大怒，欲斩之，后因考虑到受命之初，不宜诛杀部将，才饶了王彦升死罪，然亦“终身废之不用”。所以宋人说：“自韩氏之外，（太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其二，自南朝的刘宋以降，直至五代，这五百年间，几乎每一个发动兵变或政变的野心家都会将禅位的前朝皇帝处死。这是南朝刘裕开创的一个恶劣先例：从晋恭帝手里夺得皇位后，刘裕便叫人将恭帝用棉被闷死；唐末，哀帝李柷禅位给梁太祖朱温，亦被朱温毒死。直至赵匡胤黄袍加身，下诏优待柴氏宗室，这一恶劣的先例才被废弃。
其三，唐末—五代之时，兵变如同习惯性流产，并形成了一种荒唐的惯例：“每至传禅，部下分扰剽劫，莫能禁止，谓之‘靖市’。”惟赵匡胤黄袍加身时，要求众将士对天立誓，“不得惊动都人”，所以，赵氏部队“入城之日，市不改肆”，汴梁城的寻常市民几乎不知道眼皮底下刚刚发生了一场兵变。
其四，历朝立国后，开国皇帝为巩固皇位，多会以各种理由与借口诛杀功狗，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是也，典型者莫如缔造汉帝国的刘邦、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刘邦当上了皇帝，先是大封有功的异姓王，而后又以谋反的罪名将几个异姓王杀掉；朱元璋更是差不多将全部开国大将诛杀干净。赵匡胤因兵变而登上皇位，深知兵变的危险，对诸将不可能没有戒备之心，但他并不嗜血，只以“杯酒释兵权”的温和方式解决潜在的威胁，让开国功臣安享荣华富贵。
在杀人如麻的五代，赵匡胤虽然也是一名篡位者，却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其他军阀的可贵品质。相传当时有一名叫做陈抟的异人，每闻兵变，则“颦蹙数日”，一日，陈抟乘驴游华阴，听到市民议论纷纷：“赵点检作官家。”不由大笑，人问其故，陈抟笑着说：“天下这回定叠也。”陈抟未必真有什么未卜先知的异能，也许他正是从赵匡胤异于其他军阀的表现而预见“天下将定”的。宋人也确实相信：“国家所以能混一海内，福祚延长，内外无患，由太祖以仁义得之故也。”
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