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5日，西昌大队消防员进行防火督察任务时与乡镇执勤人员交流。（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23日《南方周末》）
原本大队在6月中旬安排了一场演习训练，而真实的火情却更早到来，“（重进火场）这一关早晚都要过，越早过越好”。
“3·30”大火刷新了灭火队员对这份工作危险性的认知。“3·30之后，哥哥跟我讲了很多灭火中观察风向和提防滚石的经验。”杨小贵对第一次灭火任务非常期待。
胡显禄站在营房门口等候记者，面带微笑。
这位四川西昌森林消防大队四中队指导员，也是2019年“3·30”木里森林大火中幸存的一线指战员。
过去大半年里，胡显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宣讲牺牲战友的事迹。他在西昌大队连续工作了5年，跟牺牲战友相处时间长，感情深，对大队和战友的情况最为熟悉。
参与西昌大队心理干预的心理专家李晓景认为，胡显禄事前接受过心理培训，持有心理咨询证，是大队里心理状态恢复得较好的指战员。他能平静地回忆起和张浩、蒋飞飞这些烈士战友们并肩作战的经历。
巡回宣讲中，胡显禄每月都会回大队待一阵子。每次回去，胡显禄都能听到大队一些令人感到欣喜的消息，诸如大队扑灭了“3·30”之后的第一场火，事发后第一场火，三中队中队长拿了全国比武第一名等等。在他眼中，大队的士气在逐渐恢复，新面孔渐渐增多。
在这场走出“3·30”阴影的漫长战役中，西昌大队的敌人除了山火，还有与之相关的恐惧、悲痛和无力感。在消防员们看来，恐惧和悲伤就像山火一样，可以短暂燃烧，但绝不能四散蔓延。
2019年11月，凉山州再度进入防火季。2020年1月14日，南方周末记者再度探访西昌大队营区时，那里新增了41名消防员战士，刚添置了一台红色的消防灭火炮车，新消防员们有些兴奋地等待着第一场灭火任务。
“秉承遗志，砥砺前行”。营房大厅里刚挂上的标语昭示着这支队伍关于“3·30”的记忆，旧员和新兵依旧在尝试如何与那场灾难和解。
重回火线
西昌大队的重建是从一场扑火开始的。
2019年6月8日，“3·30”木里森林大火已过去70天，凉山州大部分地区下起了阵雨，防火季渐近尾声。
上午11时，一道闪电击中木里县唐央乡一处原始森林，火势蔓延至好几个山头。400公里外的西昌大队在当天夜间进入一级战备。
次日一早，这支70天前减员近半的灭火队伍出发了，他们有27名战友在“3·30”木里特大森林火灾中牺牲，这是他们在遭受重创后首次执行任务。
当天，西昌大队在岗24人，除去留守的伤病人员，能上前线的19名指战员全体出动，其中6名后勤保障战士也进入灭火一线。
西昌大队大队长张军将这场突如其来的山火视为队伍克服恐惧的绝佳机会，原本大队在6月中旬安排了一场演习训练，而真实的火情却更早到来，“（重进火场）这一关早晚都要过，越早过越好”。
崎岖的高原山路、褐色的焦土、弥漫的烟雾，这是一场与“3·30”大火颇为相似的高原森林大火，战士们在行进途中不可避免地回忆起70天前的种种。
“我当时就很难受，尤其是回想起两个月前搜救失联消防员时也是这样的场景。”张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队伍在一处火烧迹地停留默哀了一阵。
即使没有亲历“3.30”,杨杰也对那场火灾感到恐惧。
“3·30”火灾发生时，四中队一班班长杨杰留守在营区。事发后，他时常因留守而感到自责，一直站岗，接待前来的家属和媒体，尽可能多地承担任务。
尽管求战心切，但到达唐央火场时，杨杰在密集的杂灌中还是感到紧张，担心山下会有火，听到前方开辟安全区的油锯声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加快了步伐。行进途中，杨杰停下等候后方战友时，事先用风力灭火机将休整地周边三十米处的树叶吹开，以防下方有山火蔓延上来。
对火更加谨慎、更加敬畏，是老消防员们在“3·30”后共同的感受。
在原始森林中行进时，通常难以清楚地观察到下方的火情。“原先作战时会倾向于相信下方不会有火，如今则会多做几分打算，把安全措施做到极致。”杨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万一火烧上来，如果事先已将树叶吹开，没有可燃物，就不至于被火包围。
在杨杰7年的消防员生涯中，6月8日的火情较为普通。但对于从事文书工作多年的刘于俊而言，那已算是一场排得上号的大火。
刘于俊原先主要负责随队拍摄工作，在唐央灭火作战中，他放下手中的相机和笔记本，背起灭火器具，负责烟点处置任务。
据刘于俊回忆，当天他所在的分队主要负责控制一条3公里长的火线，防止其扩散和复燃。
由于人数偏少，刘于俊和战友们每人看守的火线都相对较长，这意味着每个战士需要运输更多的水用于扑灭烟点，在下山取水途中，刘于俊还险些滑落悬崖。
“当时无论是外人还是我们自己，都对我们这支只剩二十多个战士的队伍能否完成任务心存怀疑，但唐央的任务让我们重拾了信心。”刘于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唐央任务后不久，伴随着新队员的加入，大队重新热闹了起来。
“新兵”
如今西昌大队在编的84人中，有35人是新消防员。他们是在消防系统转隶应急管理部门后，通过社会化招聘流程进入森林消防队伍的“新兵”。
赵友川曾在某火箭兵部队服役5年，2019年初报名参加了凉山州首批职业森林消防员的招募。对凉山本地的退伍老兵来说，这份家门口前的稳定工作颇有吸引力。
“3·30”火灾发生前几天，数百位新消防员在西昌大队完成了体能测试。赵有川当时在大队营区碰见了他的叔叔——西昌大队教导员赵万昆。叔侄二人匆匆聊了几句后，赵万昆告诫侄子：“如果你想好了要来，就要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
不料几天后，赵万昆在“3·30”火灾中牺牲。2019年8月，赵有川如愿被分配至西昌大队，在叔叔曾经战斗过的营队投入新的工作。
赵有川感觉到叔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大队中继续存在，他能在一张过往的请假条中寻找到叔叔的印记，西昌大队的老兵在训练时也时常会提起老指导员的种种教诲。
不同于以往的入伍新兵，新消防员大多来自凉山本地，西昌市白马乡的彝族青年杨小贵就是2019年11月被分配至西昌大队的一位职业消防员。
他和同期下队的战友都是此前未服过役的社会青年，他们是整个大队中包袱最轻的群体，有着最明媚的笑容，午间会相约去活动室打一场桌球。
自幼在大山间放牧的杨小贵，对山火并不陌生，他至今仍记得小学二年级时，屋后牧场上烧了7天的大火，以及当时前去灭火的战士分享给他的军用鱼罐头。
杨小贵的哥哥是白马乡民间灭火队队长，在杨小贵决定报考森林消防员之前，兄弟两人曾有一次长谈。哥哥对杨小贵的这份职业并不太担心，“只要方法得当，危险性不大。”
“3·30”大火刷新了灭火队员对这份工作危险性的认知。“3·30之后，哥哥跟我讲了很多灭火中观察风向和提防滚石的经验。”杨小贵对第一次灭火任务非常期待。
张军每天都能接到很多关于消防员报考的咨询电话，来自全国各地，主要询问他怎么才能加入西昌大队，张军认为这是“荣誉的力量”。
荣誉带来的还有更重的责任。2020年1月2日，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在西昌大队座谈时提出要将西昌大队建成“一专两能”的一流大队。2020年防火季结束之后，西昌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的指战员们将分别参加洪水和地震救援的培训，未来将承担起更多的救援任务。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专家崔东明在西昌大队住了10个月，全程参与了对消防员的心理干预工作。在他看来，英雄称号给这批经历了生死危难的队伍产生的更多还是正面的影响。
“在消防员的亚文化中，他们不允许自己软弱，而产生负面情绪和接受心理援助都可能被视作是软弱。但现在西昌大队的战士应该能够更坦然地面对负面情绪，认识到英雄不是没有痛苦和悲伤，而是能够妥善处理这些情绪。”崔东明说。
新增一项任务
2020年1月12日下午，站在营区操场上，张军嗅到焦味，透过风向和烟雾他就推测市区西南某乡可能着火了，他随即安排战士待命，检查车辆和装备。
这场山火很快被地方扑火队扑灭，但西昌大队的官兵们并没有松口气，下一场任务随时可能到来。“当消防员和以前当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确定性，以前是对抗演练，都有排期，而现在是说走就走，直接上场实战。”赵有川如是形容两份军旅生活的区别。
在西昌大队服役9年的重庆小伙陈跃如今仍不太熟悉西昌市区的道路，但他却对西昌周边的山林了如指掌，他可以指着某座大山跟记者回忆某一年参与的某次扑救。如今他承担着去周边乡镇执行防火督查的任务。
这是机构改革后，森林消防官兵新增的一项任务，消防员们由此可以参与到预防火灾的工作中。森林消防局的数据显示，90%以上山火系人为引发，预防远比扑火更有效率。
2020年1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跟随陈跃一道前往西昌市高草乡督查森林防火工作。在防火季里，各乡镇都会聘请村民在进山入口处执勤，登记和检查进山人员是否携带火种。
那天的督查中，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的执勤人员大多是年事已高的老人和在家留守的妇女。一位执勤人员介绍，这份工作要求每天九点到岗，下午五点离岗，中午可以回家吃个午饭，每月可以领到600元的补贴。
陈跃介绍，各乡镇的防火工作大相径庭，财政状况好的乡镇能够给出更高的补贴，也能对执勤人员进行更严格的要求，而根据以往经验来看，这些乡镇的火灾确实就会少一些。
地方百姓对森林消防员的新制服“火焰蓝”还不太熟悉，大多通过皮卡车上的“消防”字样判断他们的身份，陈跃和他的战友们则客气地拜托执勤员“门看紧些，咱们都轻松一点。”
这是陈跃参与的第八个防火期。归途中，这位27岁的“老战士”历数同时段入伍战士的名字，有的退役了，有的牺牲了。
语气平静地数完名字，他默默按下车窗，将头转向窗外。
南方周末记者李玉楼 南方周末实习生龚柔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