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为何记载王安石不洗脸?

许多宋人笔记热衷于描写王安石的真身是一只獾。
《邵氏闻见录》里说王安石出生的时候,一只獾跑进产房,瞬间消失不见,所以他有个小名叫作“獾郎”。《云麓漫钞》则说王安石出生时,一只野獾很突兀地出现在了外面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铁围山丛谈》的记载尤为荒诞,说是有一个叫作李士宁的“异人”,经常出入王家,他识破了王安石的前身是一只獾,所以总唤他“獾儿”。
王安石少年时代貌不出众(或者可以说得上是丑),大概是“獾郎”这个外号的真实缘起。宋神宗曾问三朝老臣张方平是否认识王安石,张方平回答说:“认识,某次我去王家见过他。那时王安石还是个孩子,穿着粗短布褐衣,全身长满疥疮,正在打扫庭院,犹如一个苍头(仆役)”。《坚瓠集》里说王安石“肤理如蛇皮”,皮肤非常难看,大约正是早年得过严重疥疮的后遗症。王安石写过一首《疥》诗,告诫世人得了疥疮须赶紧延医治疗,切不可吝啬钱财。非深受疥疮之苦者,不能作如此语:
浮阳燥欲出,阴湿与之战。
燥湿相留连,虫出乃投间。
搔肤血至股,解衣燎炉炭。
方其惬心时,更自无可患。
呼医急治之,莫惜千金散。
有乐即有苦,惬心非所愿。
包拯阎王转世,岳飞猿精投胎,宋江们是洪太尉误走的妖魔,这种穿凿附会背后,起作用的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王安石因得过疥疮而“肤理如蛇皮”,因“肤理如蛇皮”而形貌不扬犹如苍头、得了一个“獾郎”的外号,最后在宋人笔记中演变为“野獾附体”,这背后起作用的同样也是价值判断——比如,在朱熹眼中,王安石的变法须为北宋的灭亡负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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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安石绘像一种
除了“野獾附体”,宋人笔记中的王安石,还是一个常年不洗脸之人。比如《石林燕语》里说:
“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
大意是:王安石这人不在意自己的形貌,常年累月不洗脸不沐浴,衣服脏了也不拿去洗。类似的说法流传甚广,以至于元代撰修《宋史》时也信以为真,将之写入了《王安石传》,不过话说得比较委婉:
“(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
委婉是委婉,这段记载在逻辑上却实在不通。衣服脏了不洗,脸脏了也不洗,这是个人卫生习惯问题,与不喜欢奢靡(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完全是两码事。世人不是傻子,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如此邋遢、如此不讲卫生,就称赞他特别地“贤”——据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苏洵就对王安石的邋遢非常不以为然,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来讥讽: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
大意是:脸脏了就会去洗,衣服脏了也会去洗,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有些人却不然,穿着脏兮兮的奴隶之服,吃着难以下咽的猪狗之食,囚首丧面在那里大谈诗书,这岂是人之常情!凡事若不近人情,其背后多半藏着不可告人的奸猾用意。
宋人笔记中,有许多关于王安石邋遢的叙述,内容大同小异。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东轩笔录》与《梦溪笔谈》中的相关记载。
据《东轩笔录》记载,吕惠卿某次与王安石聊天,对王说:“你脸黑是一种病,可用一种叫做园荽的药物洗白。”王安石回答:“我脸黑不是病,是生来如此”。吕惠卿说:“不是病,园荽也可以洗白。”王安石回答:“上天赐我一张黑脸,园荽没办法的。”
《梦溪笔谈》则记载,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询问医生,医生说:“那是污垢,并非疾病”,建议用澡豆洗脸。王安石则回应称:“上天给我一副黑脸,澡豆能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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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安石绘像一种
《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曾与王安石交游,他的姐夫曾布,是王安石变法时所倚重的核心人物;《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曾与王安石同殿为臣。也就是说,他们对王安石很熟悉。而且沈括既非旧党,也非新党(这种立场也给他带来双重的麻烦),他的记载,自有其客观性——按这两份材料的记述,王安石的脸看着脏,不是因为他从不洗脸,而是因为他脸的肤色较常人黑,所以亲信吕惠卿向他推荐过药物,门人也曾致力于为他寻医。
前文提到的苏洵《辨奸论》,是王安石不洗脸、不洗衣服一事传播开来的关键。但此文其实大有蹊跷——它最早见于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氏编写此书,已是南宋绍兴二年。若苏洵早有此文传世,宋神宗熙丰、宋哲宗元佑年间,王安石遭到士大夫群体的集体声讨时,这篇雄文不被任何人提及,可以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其他可证明此文早已存在的证据,只有张方平为苏洵所作的《墓表》与苏轼的《谢张公作墓表书》,但二者的现世,却又远在绍兴十七年之后,比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出现得还要晚。据清代学者李绂、蔡上翔等人的考据,此文实为邵伯温事后伪作,邵氏不能认同王安石变法,故借苏洵之名伪作此文,同时也呼应了宋高宗发起的针对王安石的批判。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代主持变法,活跃了十多年。他究竟是脸上肤色太黑,还是从不洗脸,本不该成为疑案。遗憾的是,中国传统史书(包括笔记史料)的撰写传统,惯于以价值判断修正事实判断,让事实判断沦为价值判断的附庸。于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最后变成了对王安石的出身(野獾附体)与日常行为习惯(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的否定——尽管那些针对变法本身的批评,有许多是站得住脚的。
这种以价值判断修正事实判断的做法,在传统史书中留下了太多史实层面的陷阱。王安石的不洗脸,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