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一台被按上永动机的“车”

引子:我们真的想好,可生活会好起来吗?在最后的审判中,只有眼泪会被称量。

八十四岁高龄的肯·洛奇在去年戛纳电影节上的导演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部电影延续了他一直以来的现实主义风格,关注底层的普通人和社会生活,讲述了一个生活窘迫的男人,为了维持一家四口生活的经济稳定收入,奔波在灰郁的城市里的不易。生活的疲惫和重复的无力的背后,电影里展现出了人与自我、家庭以及社会的关系,是一个中年男人与现实的对抗,无法与自我达成和解的固执对抗。

这个叫瑞奇的中年男人,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艰辛想要承担起一个家的丈夫。而他的命运像电影开始的台词说的那样,“我是个工作狂,可我的同事都是懒鬼。”没有拿过失业救济金的他,被尊严束缚宁可挨饿,换过很多份的工作却依旧不停止奔波,像一台被按上永动机的“车”一样。

电影中的“车”是一个贯穿全片的重要意象,也正如瑞奇一样,不停的踏上新的路途,不断的前进着。从开始卖掉家里唯一的那辆主要是妻子上班用的车后,家庭的这趟车也有了新的改变,与从前的生活有了不同。

瑞奇为了新工作贷款换上了与其他车相比而言,能装货容量更大的小包厢车。这辆新的小包厢车代表的正是瑞奇对生活新的期望,是看起来崭新的开始,像他的坚定的信心一样,即使有着新工作的不适应和较大的工作量,他也相信这辆车会带给他客观的收入。

当这辆小包厢车在送快递的路上违规停靠,瑞奇被交警拦下警告立马离开,找不到地址的茫然,空旷无人的全景里和车水马龙城市里拥堵的交通。这辆车并没有实现出它被期望的的功能性,相比其他车较大的车厢让他难以找到停车的位置,正如瑞奇一样,在辗转尝试了各种职业之后,始终难以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这个较大的小包厢车,拉下了更多的快递件,放下了瑞奇和妻子更多的美好期望,但也让瑞奇背上了沉重的工作负担,气喘吁吁的奔波着。做护工的妻子奔波更加的不易,镜头里瑞克与妻子多年婚姻生活的第一次吵架,与儿子的矛盾甚至动手施暴,都展现出了“车”在更换之后家庭产生的影响,这个改变也并不是期望的那般释然如愿。

电影里的世界也是现实里的世界,电影里的世界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用该被当作表面内容而括入括号。这些表面内容必须被深究,必须被推到一边,以求发现表面之下的真正的意义——潜在的意义。

在绘制的人生道路上,许多的车辆擦肩而过。有些人刚刚发车前进,感到浑身都散发着光芒和热量,有些人驾驶着车还始终奔波在路上,而有的人热切的动力已经冷淡下来,热烈的火焰难以维持停下了车。

瑞奇的生活是辗转在家人、同行和工作中取件的陌生人之间的奔波。他接触到的有离不开的家人,提点他的同行,看起来不近人情刻板的上司,和社会中各种各样因为送件接触到的陌生人。

这些陌生人里,有温和取快递的年轻男人,因为球队产生口角摩擦的取件人,代替取件签字口出恶言的怪异邻居,善意给女儿小费买糖果吃的签字的中年女人。导演通过细节的刻画,对生活的满腹牢骚,居住的廉价公寓,普通不起眼的服装等等,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与瑞奇有着相同生活处境的群体,他们生活不易,并且都是底层的普通人。

不同的是电影中展现的最后一个取件人,看起来并没有多么的刻意不同之处,但与其他取件人不同,这家人生活富裕有着独门独户有着花园仓库,养着的狗咬了瑞奇之后,不仅没有歉意反而冷漠的投诉。这个不被察觉的细节设定背后,我们想到那个取件和因为球队互相大肆谩骂的肥胖男人,投诉不是来自这个看起来闹事的男人,而是连面都没有见到的“非底层”陌生人。

家庭是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家里,好心肠的庸人自扰的妻子,明白道理却对现实悲观,叛逆沉沦控诉自己被扼杀青春期的儿子;贴心懂事的小女儿。这个家庭正是充满着太多意外的因素,使得原本有着美好期冀的家庭不可抗拒的充满着裂缝。

而社会的压力和生活的重负使得夫妻二人争吵,瑞奇对儿子大打出手以及工作的不如意等等,即使像意外被打之后离开医院无言的平静,这种争吵和暴力,最后都以缄默下沉,一切都渐渐失衡。

正如接货车间一个早上发生意外,试图请假的年轻快递员,车子的后视镜被撞坏整个跌在后面,他试图跟负责人请假两个小时,得到的却是负责人冷漠并不理解的回复,“我怎么能等你两个小时,你怎么昨天晚上不弄好。”这个年轻的快递员被要求和其他人换掉手头的工作,并得到了负责人对他的评价,总是充满了抱怨并且找各种借口。

他愤怒冲上去吼出了他对工作的抱怨,跟负责人发生了看起来是无理取闹的肢体冲突的背后,更多的是他对生活的不满和暴躁。相比的其他进入中年的快递员对跟他换掉工作的冷静推脱,“我不缺钱”“我老婆会不高兴的”,电影更多的展现出来的是年轻一代人对金钱的迫切需要,还没有被生活磨平棱角的毛躁和不甘。

在整部电影的基调冷静克制下,电影中即使令人动容的柔软也让人噤声不忍心打断。温情的一幕也是夫妻二人在劳累工作后,疲惫的回到家里在客厅坐着睡着的镜头,电视机嘈杂的播放着节目,贴心的小女儿与瑞奇的温情对话,一个寻常不过充满着家庭烟火气息的展现。

肯·洛奇这种冷峻的视角,冷静的观察这些普通的小人物,让摄影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让观众自己去看,去发现表达之下的潜在的意义。正如我国台湾导演“台湾社会的手术刀”杨德昌一样,肯·洛奇的电影聚焦的是真实的社会镜像,被生活削平但又无法安于现状,渴望呼吸上空新鲜空气的小人物。导演也没有灌输他的价值评判,评判电影中的角色,而是让观影者自身用心去感受这个由社会辐射带来的对普通人的影响。

影片的最后,瑞奇在受伤之后的固执开车出门,他挣脱了担心他的妻子,其实爱着他明白道理,说出“爸爸,我只是想让你回到从前”的儿子,惊慌无措醒来的小女儿。失业、贫穷、争吵,生活的种冲突与意外,种种重复的无力背后,是他对命运的无声控诉。

整部电影满溢出来的那种焦虑被无限的放大,瑞奇始终无法与自己妥协达成和解,他发动了这辆企图改变命运的“车”,在整部电影充满冲突的灰色城市里,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在路上无声的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