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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津在1月24日拉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警报以来20多天，有不少外籍人士因为各种原因，留在或进入天津。他们以独特的视角，目击了天津市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抗击疫情全过程。
疫情发生后，常年居住在天津滨海高新区的法籍企业家詹思特说，所在社区的一系列防控措施让他感到非常安全。南开大学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白雪和亚美尼亚留学生秦梦兰、天津大学冈比亚留学生巴赫，都经历了校园封闭式管理和测温、确认行程等检查环节，认为这些措施对保障在校留学生安全是有效的，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与这些外籍人士相比，玻利维亚人Hugo的经历有些特别。他于1月25日，也就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进入天津。当天晚上11点50分左右，他乘坐的马来西亚沙巴飞往天津的OD688航班一降落在滨海国际机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就被隔离了。飞机上有1名来自武汉的男性乘客发热发烧，后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他和马印航空公司OD688航班上87名人员在天津经历了14天的隔离，于2月9日重享自由。目前，Hugo住在他在天津的岳父岳母家里，吃上了他特别想吃的天津的花生米和老虎豆。
日前，天津广播（ID:audiotj）的记者独家采访到Hugo，请他谈了这番传奇经历。应他保护隐私的考虑，我们采取记者按语和他的自述交叉的方式来还原全过程。
▲Hugo（左一）和他的妻子、儿子解除隔离日拍摄
意外坐上会永远记住的航班
【记者按语】Hugo虽然是南美玻利维亚人，却在马来西亚沙巴工作，娶了一位来自中国天津的妻子，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沙巴州（NegeriSabah）旧称北婆罗洲，是马来西亚十三个州之一，位于加里曼丹岛东北部，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里只是一个旅游胜地的代名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的一部日本著名电影《望乡》，说到日本妇女被拐卖到南洋，就是在这一带的山打根赚钱的故事。
Hugo一家要动身的那天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中国湖北武汉的疫情蔓延到了天津，天津在前一天就拉响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警报。对事态的紧急和严重程度，Hugo一家并不是十分清楚。他们来到亚庇国际机场等候飞往中国天津的航班。亚庇国际机场是沙巴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也是继吉隆坡国际机场之后的马来西亚第二繁忙的机场。
Hugo自述
我是Hugo，玻利维亚人，今年47岁，在马来西亚沙巴旁边的小岛工作。
为了陪我的中国妻子回天津过年，1月25日，我们登上了以往很少乘坐的马印航空OD688航班，这个我会永远记住的航班。
1月25日下午1点，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马来西亚沙巴的亚庇国际机场，值机柜台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的航班就立即戴上了口罩。你要知道这里和中国不一样，沙巴一年四季都很热，基本没有人会想用口罩把嘴巴捂上。工作人员戴上口罩时，我突然想到我的朋友曾告诉我，现在马来西亚流感比较严重，还出现了死亡病例，去机场最好戴上口罩，于是我赶紧提醒妻子给两个孩子把口罩戴好。
进到候机厅，人比我想象的多，我看了一下左右两边的登机口，分别是飞往杭州和台北的航班，我的中国妻子和我感叹，现在中国人的观念变了，不像原来除夕、初一都喜欢待在家里。我没有太在意他们，因为我的小儿子说他想要去卫生间。
去卫生间的路上，我瞟了一眼大屏幕上的航班信息，前面一班6点多飞往武汉的航班被取消了。我并没有太在意，印象里妻子好像和我说过，中国武汉正在闹疫情，似乎比我想象的严重。
在候机厅坐了整整一下午，终于到了登机时间，登机口的人并不多，只有10多个人。明明已经过了登机时间，却没有人让我们登机，这时后面突然来了30多个乘客，全部戴着口罩。
又过了一会儿，机场广播终于通知我们登机了，站在登机口的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我们的护照，把候机的人分成了两组。我们一家所在的组大概有40人左右，另一组差不多有30人。
我们这组被安排后登机。上了飞机才发现，先登机的那组人全部被安排在了飞机后端的座位，我们一家是后登机组的最后一排，和他们隔了三排座位。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样的安排怪怪的。我的妻子说，这样也好，如果孩子困了，可以在后面空位子也睡一下。
就这样，我们的航班起飞了。
“我妻子的爸爸在机场抱着衣服等了整整一夜”
【记者按语】Hugo感到奇怪的乘客分组，是因为有30多名来自武汉的乘客，但Hugo并不清楚。他所坐的OD688航班还在天空上飞行，天津方面就接到了机上有武汉籍乘客发热的消息。机场、海关、天津的疾控中心都紧张行动起来，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及天津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措施，如果机上真有武汉籍的发热病人，天津相关部门就要对此航班全部乘客和机组人员进行隔离，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在天津进行。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在检查OD688航班
Hugo自述
我8岁的小儿子在机场玩了一下午，上飞机后，很快就睡着了。10岁的大儿子却一直很兴奋，我帮他点开了座椅上的机上影音系统，帮他找了动画片，小家伙才终于安静下来。
当晚11点40多，飞机落地天津，机上广播让乘客坐在座位上等待。
过了一会儿，有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进到机舱，拿出一些表格让我们填写，妻子告诉我需要填健康信息，一边填表还要一边测体温。
▲Hugo拍摄：飞机上穿着防护服的人员在测温
因为飞机上的人并不算多，很快大家就填完表测好体温了，但还是不让我们下飞机。这时候，小儿子还在睡觉，大儿子却开始闹饿，我的妻子安抚着他：咱们到家就能吃饭了。
从沙巴出发，我们身上都没穿厚外套，我妻子的爸爸特意拿了棉服到机场来接我们。时间越来越长，我的妻子有些着急，她走出去询问什么时候可以下机，一个穿着防护服的人说，“你们这里面有38.6℃的乘客，现在还不能下机，你不要着急。”
我前后看了看，其他乘客也都坐在座位上，有人在小声说着话，但他们说的中文我听不懂，没有人大声吵闹或者不满，大家都很配合。
我问妻子究竟怎么回事，她指了指停机坪上的警车和120急救车，也回答不出。
中间有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把我们的护照收走了，说是给我们快速地办理入境。现在想想，应该是不想我们经过入境大厅吧。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两个穿防护服的人也坐下休息了，还是没有消息，机舱里一片安静。
“出大事了”
【记者按语】经检测，OD688航班上有3名乘客发热。此时，120救护车、接送密切接触者的车辆早已等候在停机坪上。三名发热的乘客随即被送往指定的发热门诊，而Hugo一家和其他71名乘客以及13名马来西亚籍机组人员，则在26日凌晨被送到隔离医学观察点集中隔离。这个隔离医学观察点是一家被征用的酒店。
▲东丽区疾控人员对留观酒店内电梯进行消杀作业，确保入住人员环境安全
Hugo自述
1月26日凌晨5点多钟，我们终于被通知下机了。
飞机没有停靠廊桥，我们要拿着自己的行李步行下机，我的一个肩膀不久前韧带撕裂了，没办法抱儿子，不得不把小儿子叫醒，大家一起走下去。
上了大巴，我发现我们的托运行李已经被转到大巴上。有人开始清点人数，数了两遍确定无误，车才启动。可能是我们坐在后排的缘故，直到这时，我也没听到有人通知大巴要开往哪里，但我觉得应该是出了大事。
车子启动时，坐在后排的妻子拍了拍我的肩，我回过头，她说我们可能回不了家，我点了点头。
妻子掏出手机，给她的父亲打了个电话，说不要等了赶紧坐第一班车回家，我们今天可能回不去了。
这时天还没有亮，车子驶出机场，在黑暗中没开多久，就在一家酒店门口停下，有人在前门大声地说，每个人拿好自己的行李，每个人领一张房卡，“每个人”被强调了好几遍。
有小孩的家庭被允许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入住一间房，所以我们一家四口分配到了两间相邻的客房，小儿子跟着妈妈，大儿子跟着我。
进到房间，我给妻子发了个信息，问她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她很快回复我，却没说什么有用的，只是说实在受不了了，要先躺一会儿。
漫长的假期
【记者按语】设在东丽区成林道上的这处集中隔离点，是在1月25日接到飞机上发现发热乘客后紧急确定的，半天多的时间，按照隔离医学观察点设置标准，完成了征用、整理、消毒。这里共有13名工作人员，包括11名医护人员和2名保安，在隔离期内，他们不仅要给大厅、楼道、楼梯等公共区域消毒，还要给隔离观察人员送饭、送物资、测体温、收垃圾、做好安抚和心理疏导。
▲东丽区留观点送餐
Hugo自述
上午9点左右，我听到有人敲门，我走过去想开门，外面的人却说别出来别出来。他们给每人发了矿泉水和一份泡面。我想着，事以至此，先填饱肚子再说吧，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吃了隔离期的第一顿饭。
▲Hugo拍摄：在隔离点，工作人员给隔离者送饭
傍晚时分，我的妻子陆续收到她中国朋友的消息，从这些消息中我们得知了OD688航班上确认新冠肺炎的消息。
之后，伴随晚饭送来的，还有一张二维码扫码进群的通知，我的妻子加了群，在群里逐渐传来了更多消息。
有人问：我们一定要待14天吗？
群里回复：理论上讲要隔离14天，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也需要听上级的指示，看具体情况。
听到这个答复，我的妻子说，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她的心里面反而踏实了。
但我有点不踏实，因为1月28日，我在马来西亚的公司就要全体上班了。
这个时候我的体温也有了波动，一到下午就是36.8℃、36.9℃。妻子问我为什么会这么高？我说也许是因为工作要丢了吧。
妻子说，这些现在都不用考虑，如果真的丢了也不用担心，反正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1月30日，被隔离的第5天，我接到了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的电话，向我了解了目前的情况，并表达了慰问。天津市外办的一位姓高的工作人员也和我的妻子取得了联系，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包括公司也对我表示了支持。很多问候和关爱从四面八方传来，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我想我的体温波动可能也与突然的生活习惯改变有关。不得不说，我对中餐有点接受不了，开始几天，实在饿了就吃几口妻子从马来西亚带来的小面包。后来，隔离点的工作人员知道了我的情况，主动为我提供了西式的面包、牛奶、麦片、蔬菜和水果，有一天还送来了牛排。
隔离期间，我养成了规律的作息。早上5、6点先起来收发邮件，在网络上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因为儿子一睡醒就要缠着我陪他玩了。
我的两个孩子一直在中国这边上学，尤其是大儿子，特别粘我，每次我来中国看他，离开的时候他都是一路哭一路送我。这次意外地和我单独相处了14天，把他高兴坏了，每天都要缠着我一起读书玩玩具。
我的妻子和小儿子那边也是。在家里妻子很少让孩子们看电视，但待在酒店无事可做，妻子也放松了对小儿子的管理，允许他写完作业可以看一会儿电视。小儿子这两天爱上了看《乐高的故事》，昨天我问他，我们要回家了你开心吗？他说，回家是想回家，但是我觉得能看电视也挺不错的。
我和妻子还开发了新的通讯方式。我们的房间是相邻的两间，两边的床恰好是背对背，中间的墙又不是承重墙，我们敲一敲对方就能听到。
“我觉得这14天里的每一天对我们都挺深刻的，14天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某种环境下，这14天可能就会变得意义不同了。”
2月9日一早，我还没有起床，妻子就打来电话，说外面下了很大的雾，不知道高速会不会封路影响我们回家。我拉开窗帘，对面的建筑都看不清，但我想总能回家的。
果然，10点我们下楼的时候，雾真的在逐渐消散，外面的景物也越来越清晰了。
测量了最后一次体温，和照顾了我们14天的医务人员道别，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在路上，妻子问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吃零食，天津的花生米和老虎豆味道不错。妻子说，过年家里都有准备，让我可以放心吃。
回到家里天真的晴了。
▲2月9日，OD688航班上87名人员解除隔离
不只是Hugo，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春节。疫情考验着天津，考验着一座城市的“应答速度”。人们在守望与被守望间朝着同一个心愿而努力：一切平安，放心归来。疫情同样也考验着中国，中国也正以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巨大努力，来给世界以安定和信心。
记者 | 吴妍妍
编辑 | 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