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媒体院线血战一场,没有赢家

作者 |宗原,北京电影学院硕士

2020春节档竞赛本是一个了无新意的剧本大纲,不出意外,作为绝对主要角色的《唐人街探案3》《姜子牙》《囧妈》等头部影片将联合再创档期新高,为新十年的大陆票房数据再添浓墨。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仿佛如片场中王家卫的笔,寥寥几画,剧情急转直下,且无人能看透。

看不透的同时是疫情蔓延全国的恐慌,各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均面临为期较长的空窗期,而对于正在努力摆脱寒冬期的影视业,这更是一次“歪打正着”的精准打击。

如果说“降薪令”的颁布是对影视行业上游融资和制作的挟制,那么截止目前大陆电影院线近一个月的停运则是对行业下游的全面冻结。国产电影行业的从上到下的被封锁,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在此关头,徐峥及其背后的欢喜传媒在大年三十,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将《囧妈》以6.3亿元的对价“交割”给头条系视频平台进行首映及后续播放,在业界和网路上均引起热烈的舆论反应。

短短数日,徐峥联动发行方对《囧妈》的几次大动作,都暴露出片方团队的焦虑和算计。

预售票房不敌《唐人街探案3》,或许尚在徐峥们的接受范围之中。然而当票房相差近亿元,眼看着疫情步步紧逼,徐峥急了,从赫然提档至大年三十开始,《囧妈》便已露出了窘态。面临着与横店影业签署的数额巨大的对赌协议,《囧妈》不惜拉上《姜子牙》与《夺冠》,试图先声夺人,在除夕前就打响春节档的第一枪。

面对突如其来的排片和轮岗压力,部分院线工作人员对徐峥团队的策略表达不满,针对院线方的情绪,徐峥特地在微博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是“第一次进春节档”,难免会有些不成熟,又声明影片的提档是“希望满足一些早放假的热情观众”,暗示影片提档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

针对院线方,徐峥解释提档也是“为了影院利益出发”。徐峥的这番声明将观众和院线的利益置于最高处,似乎完全不在意影片能取得多少票房,而在这条微博发表的时间节点,距离欢喜传媒与字节跳动联合发表合作声明只有四天。

数额超六亿的巨额交易,作为国内互联网和传媒行业巨头的字节跳动和欢喜传媒不会在一夜之间便仓促达成协议,在这样的复盘思路下,《囧妈》的提档和徐峥20日“看到一些影院工作人员的埋怨”便值得玩味了。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24日行业出现的两份声明——《浙江电影行业人员关于电影网络首播的生命》(下称《浙江》)及《关于提请主管部门规范电影窗口期的紧急请示》(下称《关于》)完全演绎了院线方惊惶、无奈以及愤怒的心理活动。

这两份言辞略显激烈的“讨‘囧’檄文”传播至社交媒体后,作为“制作-发行-放映”电影基础环节中的放映方,则完全被置于不利的网络舆论境地

“散装江苏”,不虚此名

《浙江》声明中首先肯定了影视作品在视频网站播放的合法性,紧接着它指出作为院线电影的《囧妈》于窗口期转投互联网首播是“破坏行业基本规则”的行为,对于欢喜传媒的行为,声明甚至发出了“对欢喜传媒及徐峥出品的电影作品予以一定程度上的抵制”近乎威胁的表态。

然而在陈述“《囧妈》行为”如何破坏行业规则时,声明中的三条理由看似掷地有声,但细究起来却仍无法解释“《囧妈》行为”的违法性,三点理由一言蔽之:无非是认为欢喜传媒的行为违背了基本的行业道德——院线电影应在院线进行首轮放映并结算后,再登陆视频网站和流媒体平台。

而大部分院线电影从立项之初也都是延续着这套发行放映规则,即使近年来以“爱优腾”为代表的视频平台异军突起,也未能转移院线电影的首轮放映战场

将拍下来的电影先放在大银幕上,再放在小屏幕上,这既迎合国内观众的消费习惯,也微妙地维护了电影从业人员尤其是上游端创作者的自尊

无怪乎达成巨额协议之后,徐峥也不忘对主创表达歉意,因为他们的辛劳付出毕竟是“为了达成大银幕最佳视听观感”,而不是保证如何在西瓜视频上实现清晰流畅的播放。

然而这则反映院线方诉求的声明不仅没有对《囧妈》网络播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反而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来自普通观众的责难。

互联网的记忆虽然短暂,但短暂的时效也足够让观众回忆起《囧妈》提档时院线工作人员的不满情绪。一时间,院线方在声明中愈是有理有据,在网络上就愈是惶惶然类丧家之犬。

回到声明本身,《囧妈》对大陆电影生产机制是否造成破坏是需要探讨的议题

在《浙江》声明发布后,包括上海、南京、徐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电影行业人员纷纷响应。上述城市名,很难不让人回忆起中国电影发行史上著名的“《狮王争霸》事件”。

历史上,正是这一事件直接促进了大陆现行的发行-放映体制的初步建立和完善。

时间回到1993年,这是一个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年初广电部下发的《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即著名的3号文件)旨在消除制片厂和发行方的渠道壁垒,力图调动制片厂的生产积极性和各省市发行网络的灵活性。

简单来说,也就是制片厂可以不再理会国家层面“统购统销”的老旧政策,直接将拷贝通过省级发行部门实现获利

这是真正市场经济的,也因为此,“3号文章”载入史册

而《狮王争霸》正是乘其东风者,在该年4月达成了北影厂和上海永乐公司的“上海签约”之后,“制片-发行”链已初步形成。

意外的是,当北影厂携《狮王争霸》拷贝来到票房重镇江苏省时,却遭遇了价格谈判上的考验

一面是江苏省公司牢牢控制着影片发行的“进省门票”,一面是各地级市对省级公司所规定的违背市场原则的预案的强烈不满。在多重作用下,北影厂越过江苏省直接和南京、苏州、无锡、南通四大票仓秘密签署影片发行协议,确保了《狮王争霸》的上映。而这场如同战争般的宣发行动史称“江苏突破”,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绚烂的一笔

可以认为,没有南苏锡通四市电影部门积极打破僵化行政体制、努力尝试影片发行市场化的行动,大陆电影业的发行放映体系可能会发展地更为迟缓。我们如今能够在电影院观赏中外佳作,某种程度离不开当年“江苏突破”的影响和功劳

再回到《浙江》声明,江苏诸市的声援有可能纯属巧合,但结合上述往事,它们的响应便蒙上了几分悲壮色彩。

二十七年前他们是国内发行体系中最勇敢的一批人,然而当影片放映的主要矛盾从垄断统购-自主发行进化为院线发行-网络首播后,曾经的弄潮儿,则成了如今在网络上被嘲弄的古董。

有评论指出,30家院线联合发表的《关于》声明中提到对欢喜传媒及徐峥日后的作品进行抵制涉及《反垄断法》。所需注意的是,中国电影产业远异于四十年代末“派拉蒙聆讯”时好莱坞的生产状况。要实现垄断,首先要形成集制片、宣发到放映于一体的垂直整合体系。

反观国内,院线公司难以触及制片端,然而却又在院线放映中拿走了大部分票房收益。从《金陵十三钗》的“围攻光明顶”,到去年光线总裁王长田对票房分成提出质疑,在大陆影市中,制片方和院线方长久地处于对立面

而除万达和幸福蓝海等少数公司外,大部分制片方又难以下沉至院线端,故天下出品方苦院线久矣。再恰逢肺炎疫情,面对延期上映所导致的现金回笼的风险,欢喜传媒自然与拥有足够现金流的字节跳动一拍即合,似乎也不奇怪了。

当好莱坞传统制片公司与网飞等流媒体公司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国的电影生态体系却在一夜之间被推到了另一个新局面

没有预兆、没有过渡,乃至于提档上映和网络首映只相隔区区四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都不得不称为一个“奇迹”。

《囧妈》的“背叛”院线、转投流媒体动了院线方的蛋糕是不假的,单方面违背影片发行合同也是属实的。院线方所担忧的恐怕并不是一部影片所带来的票房分成损失,而是恐惧“《囧妈》行为”或成业界惯例。虽然这个行为正在被更多人所效仿——如不久前于爱奇艺上线的王晶新作《肥龙过江》(原定2月14日公映)。

互联网平台成为影片首映渠道的这一趋势或许不是行业所最担心的,行业更担心的或许会是以下场景:

▍定档的影片A开启预售通道之后发现预售票房远不如预期,于是在正式上映前数日临时取消院线上映计划,转而以能够确定回本的价格转投某视频或互联网平台。

▍在映的影片B面临下映风险却又尚未回本,于是果断取消在映计划,转而以一个能接受的价格打包出售给视频平台。

▍互联网和流媒体平台以丰厚资金招徕已成名的创作者,传统影视公司亦不敢将高成本项目放权给新人。在资本的压力下,年轻一代的创作者难以出头。

面临互联网和流媒体的汹涌来袭,中国电影消费结构必将面临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原本稳定的宣发放映体系和播放渠道都将面临新的改变。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影院和流媒体(尤其以网飞为代表)新旧之战,在国外已经激烈上演。

网飞和戛纳、法国院线的矛盾,闹的轰轰烈烈

网飞在刚刚结束的2020奥斯卡,惨败首场!

或许,徐峥的这次“背叛”在某种意义上,对挣扎在严冬期的制片公司指出一条回本风险更低的制片策略,然而这无疑也是片方对本来就面临重重经营压力(尤其是房租和人工费高企)的六万多家电影院的“公开宣战”。

无论《囧妈》《肥龙过江》是不是属于非常时期的“特例”,院线的警觉和抵制都可以理解,毕竟人心难测,口子开了,就不好说了。

这绝不是网上挨骂的问题,而是要命的问题。

一切解决的方式,长远看,光靠“行业道德”还远远不够,最终还得靠条例和立法

毕竟目前的情况,舆论场血战一场,却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