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 “疫” 已至中场，如今要拼的是战略和战术。麻烦的是，敌情并不明朗，人类还在折损。唯一能判断的是，鉴于新冠病毒的传染能力强，我们无法闪电战取胜。
胜利终究是人类的。我们已经掌握了病毒的诸多规律，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随着病毒的多代传播，其毒性会越来越弱。这是因其进化本质决定的，那些毒性更强的毒株会随着宿主人类的死去而消失，留下来的是毒性更弱的毒株。
当然，这也是病毒进化而来的优势，只有毒性减弱，它才能得到更多的宿主，才能长期繁衍下去。这也是大多数病毒的结局。
迄今人类真正消灭的传染病只有天花，它也是人类唯一消灭的疾病。那么新冠病毒的结局会是什么？它最终会被人类消灭，还是像流感病毒那样长期与人类共存，从而成为一种传染病，甚至是全球流行病？国内的疫情下一步会怎样？
图 | 面对未知病毒，人们更多是恐慌。（来源：纽约时报）
DeepTech 邀请了多位学者谈谈他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他们分别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Cowling, Benjamin Joh），传染病学家、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徐福洁，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美国佐治亚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陈茁。
问题 1：新冠病毒感染会成为全球流行病吗？
高本恩：我们仍在努力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但事实证明这很困难。如果我们无法控制其传播，那么至少在我们开发出疫苗之前，它就会成为流行病。
可以预期，随着病毒适应人类，感染的严重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如果这种病毒像其他人类冠状病毒一样能导致类似流感疾病的话，那也不足为奇。
通常情况下，开发有效的疫苗需要很多年。即使紧急情况加速开发，也需要长达 12 个月的时间。
徐福洁：这是概率问题，得力的防控措施会降低这个概率，所以可能性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防控措施决定的。这个概率是动态的，中国起始防治不力，但是后期发力，克服更多困难，但是控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药物的作用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一方面通过集中力量，研发出重磅的抗病毒药或者抗体物，可以解决信心和恐惧问题。另一方面，小的进步如通过临床数据分享和分析、及时优化，也可以减少病人死亡数量，但问题是如何形成共享和合力，中国和国际上能不能做到。疫苗研发是长期的，其作用要看未来疫情走势，但同样互助合力可以缩短疫苗研发时间。
黄严忠：在传播若干代后，病毒毒性就会逐步减弱。比如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自当年 4 月份开始传播，到 2010 年 8 月 10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H1N1 甲型流感大流行已经结束。考虑到病毒的流行时间较短，而且死亡率不高，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
如果是变成一个类似季节性流感那样的传染病，那就是说人类将与它共存了，我们会对其特性和风险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届时疫苗也会开发出来，所以大家就不用特别担心。
至于新冠病毒感染会不会成为全球流行病，现在判断的时机还不成熟。目前基本上主要威胁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有 “全球健康安全” 的概念，如今指的是急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且对多个国家构成威胁。这个定义将现在中美两国都有的流感与目前新冠病毒区分开来。后者才是全球健康安全关心的范畴，尽管死亡人数比流感少很多。
杨功焕：SARS 病毒有 10 多年没有出现了，但你也不能说就是被消灭了，因为事实上我们对 SARS 病毒为什么会消失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现在要给出一个很准确的说法，还很难说。
事实上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了解的还很少。有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可能没有发病，我们也没有察觉。如果很多人产生了保护性抗体，那么即使有感染，它不一定会发病。如果这种情况比例比较多，它就不会有那么恐怖。
对病毒的研究，有利于开发出疫苗，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跟它处于长期共存的状态。
从大的框架来看，人跟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因为病毒不可能消灭。我们唯一消灭了的只有天花，所以如何规范人的行为就很重要。
问题 2：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将来华帮忙，你希望他们能起到哪些作用？
杨功焕：抗击新冠病毒肺炎需要集全球之力。世界卫生组织集结全球的专家来华，可望在各个层面如科学、流行病、诊断检测、临床治疗都有助于我们的防治工作。
黄严忠：如今还没有找到病毒的源头，这是非常棘手一个问题。所以我建议世界卫生组织不仅仅要派公共卫生官员、医生、流行病学家，还要派病毒学家来。特别是现在一些人质疑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时候，更需要澄清真相。
除此之外，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还可以第一手知道现在疫情进展，评估防疫措施的有效性，以及评估现有应对策略需不需要调整。
图 | 一名疑似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人肺部的 CT 影像。（来源：路透社）
问题 3：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流行病专家戴维 · 海曼（David Heymann）教授说，能不能遏止疫情蔓延，主要看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实力。你怎么看？
徐福洁：手段上和管理上，就是选择有效适宜的措施，管理上是落实这些措施，要落实到合理的地方、合理的人和合理的时间。我同意海曼的说法，但是特别强大的传染病击垮一个地区的应对能力也可以理解，毕竟我们防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还有 500 年一遇的大洪水，类似堤坝承受能力的问题。
陈茁：我同意海曼教授的说法。国家综合实力、治理能力和动员能力也是遏止疫情蔓延的重要因素。武汉封城恐怕是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很少国家能做到。
黄严忠：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公共卫生跟 SARS 的时候比确实有了比较大的进步，特别是公共卫生均等化，国家在这方面投入比以前多了很多，硬件设施基本上也做了不少。中国在 2014 年对照《国际卫生条例》进行 “核心监测与反应能力” 评估，已满足 90% 以上指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能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你可以想象，有些紧急应变能力缺乏的国家遇到这样的疫情会是何等情形。
但这不仅涉及硬件设施，还有人和制度的问题，即怎么来运作这个系统。有时候遇到一个疫情你不往上报，有这个系统也没用，是吧？这也是公共卫生实力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方面，这样的一个疾病爆发，特别是到了 1 月 23 日武汉决定 “封城” 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大的危机了，就是说武汉现有的公共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处理了。
所以就实力而言的话，就要看你有没有能力应对处理这么大的危机，也就是我们说的危机管控的能力，把资源快速整合来应对危机的能力。
2009 年 H1N1 疫情和 2013 年 H7N9 疫情似乎给了我们一种假象，好像中国真的可以掌控这些疫情了。这次新冠疫情则暴露了应急反应机制的脆弱。
此次危机结束之后如何来补齐短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也建议过仿照美国疾控中心设立公共卫生部队，后来被有些阴谋论者讲成用来对付别国的生物武器或基因武器，这是一个误区。
问题 4：中国是不是对新冠病毒疫情过度反应了？
高本恩：我们仍需有关感染严重程度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某些感染症状可能非常轻微，而另一些感染则可能是致命的。目前可获得的证据表明，平均而言，冠状病毒感染比流感病毒感染严重得多。因此，我们应努力来控制其传播。
问题 5：一些人看好新加坡的做法，认为应该着重于救治重症患者，围追堵截的策略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是难以承受的。如何因地制宜去往下走？
陈茁：目前对新冠肺炎的了解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如果治愈率真的能接近流感的量级，或许我们可以调整策略，不然经济成本太大了。
黄严忠：我觉得新加坡做法是比较明智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吸取了 2009 年的教训，那时候欧美基本上都听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及时调整了策略，也就是止损或者是减降低损失的策略。
当然要因地制宜。对于中国而言，目前还是要执行围堵策略。同时要继续跟踪新冠病毒病死率、每天的新增病例，审时度势，及时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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