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之后,希望所有医生都可以被善待

新型肺炎疫情发生期间,纪录片《中国医生》不动声色地火了起来。摄制组将镜头对准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纪实拍摄。“中国医生: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被忘记我们也是普通人。” —— 弓长小初。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新型肺炎疫情发生期间,纪录片《中国医生》不动声色地火了起来。播出仅20天,豆瓣评分就高达9.3分。摄制组用长达一年的时间,跟拍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里20多位医护人员的生存现状,不摆拍、不渲染,做到了百分百的真实记录。

在被拍摄到的医生中,有三位目前正在武汉的一线战斗: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

很多人忽然意识到,医生们在疫情一线的奔波忙碌,才有了大家的健康平安。

有网友给《中国医生》留言: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我们对总导演张建珍做了专访,她说:“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他们真的是在徒手抢救,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所有医生都可以被善待。”

撰文张翔宇

图片来源 赵医生

2020年初,刚上线没多久,《中国医生》在豆瓣就有2800多条短评和77条剧评: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中国医生》来得正好。” —— Sellynn

“中国医生: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被忘记我们也是普通人。” —— 弓长小初

“看一集就哭了,中国医生太难了……” —— 表姐电影

《中国医生》,是国内第一部以医护群体作为主角的大型医疗题材纪录片。据统计,中国医院每天会有2000万人就医,但医生却只有400万左右。

张建珍导演说:“中国医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生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摄制组将镜头对准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纪实拍摄。每家医院见过的医生基本在30位左右,每位都要从头到尾地采访一遍,最终选出3到5位进行拍摄。

最终拍摄了20多位,有世界顶级的医学专家、有仅28岁的年轻住院医生,还有普通的护士……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医生,因为他们是中坚力量。

很幸运,

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孙自敏,是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单中心脐带血移植数量目前全球领先。

孙自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

截止到2019年,她带领团队一共完成了1200例脐带血移植

在1990年之前,整整15年孙自敏没有救活一个白血病患者,她觉得医生没办法干下去了,因为支撑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成就感。就连她的大学同窗同学,也死在了她的科室。最终,她却凭借惊人的信念和毅力,攻克了白血病。

邱勇,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

同时开设5个诊室

巡逻式地看病,在国内绝无仅有

邱勇,在法国学习、工作了8年后,毅然放弃法方提供的高薪职位,回到了南京鼓楼医院。“作为中国的医生,我更想为中国的病人看病”。

为了能给更多的患者问诊,他在医院同时开设了5个诊室,巡视式地看病。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在一个400人的礼堂里问诊,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很多病人光挂号就排了2个月,最终发现医生只给看了30秒。张导说:“像邱勇这样的医生,其实是依靠卓越的专业性,非常高效地对病人做出诊断。”

王东进,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

号称“心脏上的拆弹专家”

每天无数次往返于四楼和七楼之间

王东进,也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他所做的主动脉夹层手术,是危险系数极高的一种手术。如果抢救不及时,主动脉夹层的致死率高达50%以上。

因为常年进行手术,他的身体并不好。王东进很担心:“心脏外科的医生必须得身体好,身体不好,站台站不住是会被淘汰的。”

目前,正在武汉疫情一线的尹万红医生

图片来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宣传部

仍在武汉疫情一线的施秉银院长

图片来源: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宣传部

另外,纪录片拍摄到的医生中,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此刻全部在武汉疫情的一线“战斗”,施院长是国家卫建委组织的第三批奔赴一线的专家之一。

有网友给《中国医生》留言: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不摆拍、不制造矛盾,

跟拍20多位中国医生的生存现状

《中国医生》从2017年10月份开始拍摄,每家医院历时1个月。进入到后期剪辑以后,又补拍了好几次,最终的素材量竟达到了3000多个小时。

张建珍,《中国医生》总导演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是张建珍导演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此前,她一直是一位影视研究学者。做了多年研究之后,她决定自己干。

张建珍(右一)与父母及妹妹、姐姐的全家福

2000年,摄于山西大同家中

2008年,她的双亲曾先后被查出癌症晚期,这让她有了在北大医院整整一年的陪护经历。和每个病患家属一样,张建珍亲自查阅资料、论文,一知半解的地方就主动求助医生。每天早晨8点,主任医师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1、2分钟,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时刻。

父母去世后,她提交了一份医护题材的影视拍摄方案,最终从浙江卫视向社会征集的500个方案中脱颖而出。

镜头全部是跟拍的,张建珍的原则只有两个:第一就是真实,第二是不渲染、不夸大。“这是我想追求的一种叙述方式,不会为了制造冲突和矛盾,而去渲染一些情感。可能大家会觉得平淡,但事实上它是波澜起伏的。”

纪录片最初的名字是《医心》,但张建珍并不想强调这一点,播出之前她主动提出了修改。

拍摄难度最高的区域:急诊室

这部纪录片一共有九集。拍摄到了肿瘤科、妇产科、血液科、麻醉科、ICU……几乎涵盖了医院的大部分科室。而急诊科,是所有拍摄中难度最高的。

说服病人及家属接受拍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九集纪录片,沟通的病人不下上百位。而到公立三甲医院看的一般都是重病。病患及家属本来就低落,还要接受媒体拍摄。张导说:“在医院,被拒绝才是常态。”

每到一位家属,王军就会沟通一次病人的救治情况

同时还要照顾到家属的情绪

急诊室的特点是突发性,很多病人送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光是如何把这种情况告诉家属,急诊医生每天会进行许多次的判断和抉择。”

97岁老人从两米多高摔落

20多分钟后才被送到王军所在医院的急诊室

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生王军,就碰到过这样的难题。一位97岁的老人从两米高的地方摔落,在急诊科抢救的过程中,心脏骤停了数次。王军觉得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仍不断地要求医护人员进行胸部按压,直到老人的家属全部到场,自己更是不停地给家属解释病情的变化。

即便医生已经知道不可能了,但在目前这种医患关系下,还是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家属心里也会得到稍许的安慰。

王军沟通后

家属仍坚持给老人插肺管

还有一名因为肺癌导致呼吸衰竭的老人被送到了急诊室,几乎无法救治。当时王军建议不要采用创伤性治疗再增加病人痛苦,但家属仍坚持给老人插肺管。王军说:“我没办法替家属做任何选择,但如果换做我,我希望他可以有尊严地活着。”

急诊室的拍摄需要蹲守,病人突然来了,只能赶紧跟拍。每次拍完之后,张导都要求现场的拍摄导演询问医生病患的详细情况。“即便拍完整个过程,摄影师也不明白医生究竟做了什么。因为除了医生,所有人都是外行。如果只是拍了一个流程,就毫无意义。”

急诊满意度最低,只有不到50%

最初设定的拍摄,以危重病例优先,为了显示医生起死回生的高超技艺和治疗手段。但随着拍摄不断深入,张建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凌晨送到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肠梗阻病人,他已经89岁高龄。肠梗阻这种病症,做手术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进行身体检查之后,医生发现他还患有心脏病。

如果不做手术,就意味着等死,如果做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更糟糕的情况是,即便手术成功,术后患者仍需要在ICU里维持生命,平均一天的基础费用是2万,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昏迷不醒或因为并发症去世,人财两空。

王军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了家属。但家人商量了5个小时,仍然无法作出选择。

张建珍说:“生或死、是与非、进和退,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交织。医生显得更加冷酷无情,所以在对医生的满意度调查中,急诊最低,满意度不到50%。”

后期拍摄的重点发生了转变,张建珍不再追求危重病例,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病症本身可能很普通,但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又都不是小事,而每位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

尿毒症患者

最极端的是尿毒症。病人一旦得了尿毒症,每周需要到医院3、4次,每次就医4个小时,跟上班时间差不多。

从生病开始,病人似乎就和医院签署了终身的契约。“人到了这种境地,就需要学会和病症和平相处。医生不仅仅是给患者进行身体的治疗,更多的是心理建设,只有心理健康了,病人才算得到了真正的救治。”这是张建珍在拍摄中明白的道理。

徐晔,是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住院医生,他今年28岁,刚刚博士毕业,也是纪录片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医生。他所工作的烧伤科,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科室。

拍摄中,一对老夫妻因煤气爆燃而导致全身烧伤,男患者老刘烧伤程度高达95%,因为家境困难,老刘的妻子被送回乡镇的医院,而他也从ICU送到了烧伤科。没过多久,因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最终家人在没有告知徐晔的情况下,悄悄为老人办理了出院。

病人走后,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但学会理解并接受病人及家属的选择,是年轻医生必须学会面对的事情。

最可爱的医生:

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目前中国已知的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种。

因为发病突然,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就会致残乃至致死,很多大型医院都为此专门设置了绿色通道。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脑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就是绿色通道的发起者。

他也是所有医护人员中,令张建珍觉得最可爱的一位。病人做手术之前,他会将可能出现的风险用手机录音;查房的时候,见到做了3、4次手术的小男孩,朱良付会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医生……

张建珍说,“他常常默认不到一岁的小女儿,将来一定会做医生。每天骑着电动车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即便随时被叫到医院,他也乐在其中。”

拍摄医护人员背后的家庭,是原本就计划好的,这是不同于已有医疗题材纪录片的一点。张建珍说:“我不想把医生变成神一样的存在。既然是普通人,除了工作环境,他也有悲喜,有默默为他付出的家人,呈现这些很有必要。”

朱良付的家庭很普通,作为医生的家属,他的太太、女儿和母亲似乎早已习惯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时候,必须把这个人理解为他是不属于这个家的。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最好不要嫁给医生。”

国家培养出一位主任医师,大约需要历经25年。朱良付说:“现在我44岁,很怕自己突然猝死,但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不想当医生:

请善待医生

有调查显示,24.6%的中国医生一周的工作时间会超过80小时。医生也是猝死率最高的职业之一。

英国曾设想改变国家的医疗体系,因为医生每天接诊的数量太少了。患者如果到公立医院看病,经常需要等3、4个月之久。他们想模仿中国医生的工作频率,却导致了全英医生的大罢工。

因为长期需要站台,王东进的颈椎状况并不好

腿部静脉曲张,需要每天穿弹力袜才能稍有缓解

有人评价说,中国医生看惯了生死却依然对生命充满着敬畏和热枕。在张建珍看来,他们是一群既感动又让人心酸的人:“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医生也是普通人,为人妻、为人儿女。在疫情面前,他们冲在最前面,为什么?因为必须有人去做。”

张建珍也拍摄到了一些伤医事件,但在她看来,激烈的冲突、悲惨的处境,在整个医患关系中占比不足5%。“将疾病作为医患共同的敌人,一起克服困难的过程,更符合真实的状况。”

张建珍认为,几年前很多媒体在医患事件的报道中是不负责任的:“医学本身是有专业性的,旁人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连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一度把医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对这一职业的基本信任。”

遗憾的是,医疗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柳叶刀》发表的《10年间中国医学毕业生的培养与损耗趋势:全国性分析》的报告中说到,超过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最终不会当医生。

张导说:“像我高考的那个年代,北京医科大学的分数比北大还要高。”但近些年,医学院招生的数量是逐年下降的。既不能降低招生标准,又不能解决医生的困境,是当下非常现实的问题。

近期,因为疫情的发生,朋友圈、微博……随处可见关于一线的报道,大众开始关注医护群体。但疫情结束,一切生活又会归于常态。

张建珍说:“《中国医生》在这样的关口播出,也许是一种幸运。但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医生可以被善待。”

部分影像资料由《中国医生》纪录片团队提供

编辑:张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