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丨在线心理咨询师:他们找我们哭一场,然后继续开工

医护人员是挡在这场抗疫大战最前排的士兵,也是最需要稳定情绪的一群人。他们在一线救人,心理咨询师则需要在线支援他们。如何支持来话求助者,成为此刻最要紧的事。高校、各地心理学会和心理学研究机构,纷纷开通在线救助项目,试图提供宽慰和支持。

图丨视觉中国

撰文丨王迟迟

编辑丨袁禾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立春工作室

几乎所有在线救援的心理咨询师,都在深夜里接起过求助电话。那一端,有医院的大夫、护士、药剂师,甚至是后勤清洁工,也有医院外被疫情波及的普通人。他们在深夜拨通电话,有人痛哭,有人只是静静地挂着,也不说话。

但电话这一端的心理咨询师知道,他们已经握住了攀援自救的手。

大年初二,心理咨询平台“壹心理” 上线了心理援助热线。心理咨询师汪文博是武汉人,第一时间就报了名。这已是武汉封城后第四天。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女孩跟他不停地哭,没说自己的具体岗位,只是一个劲儿地问,什么时候是个头。哭累了,她像是觉得给别人添了麻烦一样,开始解释——父母年纪大了,没人照顾,身体不好,她没办法回家,医院也需要她。

“他们有太多的两难。没办法。” 汪文博说。

医护人员是挡在这场抗疫大战最前排的士兵,也是最需要稳定情绪的一群人。他们在一线救人,心理咨询师则需要在线支援他们。

如何支持来话求助者,成为心理咨询师们此刻最要紧的事。高校、各地心理学会和心理学研究机构,纷纷开通在线救助项目,试图提供宽慰和支持。

撇浮沫的人

一名外地援鄂的年轻医生到了武汉,第二天就要上“战场”。他告诉汪文博,防护服已经被他反反复复穿了十几遍,还是不放心,怎么都觉得不对。他不是呼吸科医生,平时穿的手术防护服和疫区标准不一样,这样的场面他也是第一回经历,担心穿错了怎么办。他一面害怕,一面又担心因为害怕睡不好,增加感染风险。

还有医生向心理咨询师陈琼求助:她有很高的职业荣誉感,觉得这时候站在“前线”非常光荣。但她又是个极为敏感的人,越想做好,就越焦虑,甚至有了躯体反应——手抖、心慌,躺下也不能安静,一天只能睡两到三个小时,接近崩溃。

他们陷入自己的情绪,像原地打转的困兽。

图丨吴皓

“这些担心是真实存在的。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他还要去救人。”汪文博在电话里教援鄂的年轻医生,给自己的焦虑划定一个边界。“你觉得你再练习穿几次防护服,可以保证明天80%不出问题?”“两次。”“好,那现在开始,你再练习两次。”

年轻医生练了两次,深呼吸,关上手机铃声。他沉静了一会儿,说自己好多了。

像这样的案例,汪文博接到过很多。他把“焦虑”总结成一个公式:焦虑=我们意识到的风险-我们意识到的资源。

“我们意识到的”这个说法很重要,因为“有些焦虑的产生,是由于当事人夸大了风险、低估了资源”。汪文博的办法是努力帮他核实资源,规避风险。具体来说,他年富力强,资源相对较多。“要帮他看到一些因为紧张而被忽略的资源,告诉他,现场不是只有他一个医生,即便防护服没有穿好,也有其他人能够提醒。”只是咨询当晚他由于过度紧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不断看到拥有的这些资源,焦虑感自然就会降低。

但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有时候,人的焦虑值是虚高于基数的,我们就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也确实会有效果。如果基数不是虚高的,那我们只能针对当下的情绪,除了倾听,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汪文博拿焦虑公式比对了一些案例,承认这一现实,“我们只是撇浮沫的人。”对那位年轻医生的干预,之所以比较轻松,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位年轻医生的资源还是多的。

“易感人群”成求助主力

援助热线上线前,“壹心理”的工作人员简单预估了一下,判断疫情严重的武汉地区求助者应该会比较多。他们准备好,要为前线当好“后方”。但几天之后,他们就发现,疫区外的求助者更多,只有约15%的求助电话来自湖北。

处于风暴眼里的武汉,反而是平静的。他们忙的是求生:吃饭问题、口罩问题、隔离服问题,要担心怎么找医生、怎么找床位。其他地区的人,被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在焦虑里感受着危险,但又不是真的危险——这些人反倒更倾向于向心理咨询师求助。

心理咨询师何峻对接待的来电医护人员做了大致梳理,求助更多的,是非疫区、非一线的医护人员,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医院里与呼吸科无关的医生。这部分人“接近一线,虽然有时间休息,但处境矛盾”。

矛盾来自两方面。他们一边要面对大量滞留医院外的人群,体验高压带来的紧张感,另一边也会因为身在二线,感到无力和愧疚。一名在非疫区医院药房工作的药剂师,接连打了三天电话,他坐立不安,手上必须做着事情,一旦安静下来,会立即陷入极度焦虑。

“长时间的耗竭会引起崩溃。”陈琼介绍,一时的高焦虑处理不当,会更容易诱发心理问题。本身是普通人群,但因为高焦虑时间太长,也有可能转为有心理问题的“易感人群”。

心理咨询师唐海燕发现,求助者中有很多是怀疑自己被感染的“健康人”。他们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些暧昧不明的感染症状,比对来比对去,总觉得像,又有点不像。14天的潜伏期很长,想去问诊,但去医院又会增加暴露风险。网络平台的医生问遍了,说的也模糊,没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就像大部分咨询师提到的,“易感人群”是这阶段热线求助的主体。抑郁症患者、边缘型人格障碍人群更容易受到波及。他们“安全感很差,又敏感,信息会对他们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唐海燕介绍。

心理咨询师樊瑞娟接待过一名大学生。妈妈是武汉的医护工作者,上了前线。他被留在家里,不断刷着社交网络和新闻媒体,随时更新与防护物资有关的消息,担心妈妈暴露在外,身处危险之中。同时,外界对“武汉人”、“湖北人”的眼光,也让他极度敏感。一个在同学群里针对“武汉人”的玩笑最终刺痛了他。他开始拼命担心开学之后被排斥,每天做噩梦,吃着饭也会哭出来。“天暖了就会过去吧?”“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位来自武汉的大学生倾诉。

正如雪崩不是突然降临的一样,每个人在重大应激事件中产生的心理问题,都是有人格基础的。“面对重大应激事件,你的处理方式,其实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写定了的。我们看到的是疫情导致了焦虑,但事实上,长期积累的情绪才是关键所在。”陈琼解释。

图丨视觉中国

她接待过一名带有强迫人格并伴随焦虑状况的来话者。他担心死亡,担心母亲和女儿无人照料,他一天要量十几次体温,时刻攥着手机刷新闻,越看越恐惧。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被焦虑淹没。他其实非常孤独,从小就是“好孩子”,被严格要求,害怕让人失望,习惯了成为家庭的支撑。所以他越是觉得自己不能死,就越是害怕死。

如果把疫情比作一场暴雪,那么下雪时,有些人可以躲在屋里,而另一些人找不到屋顶,只能暴露在风雪之中。那些原本就有“问题”的人,面对突发疫情这样的重大应激事件,更是一次巨大考验。

一名来电的公司女高管,说话逻辑清晰、条分缕析,听得出来的简明干练。但她拥有很糟糕的人际关系——用心理咨询师的话说,“社会支持系统薄弱”。疫情把她和职场隔离,她待在家里,终日被迫面对自己。“她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没什么朋友,又不能跟自己相处。原本可以通过事业产生的价值感进行补偿,但面对疫情,她没办法吸取能量,焦虑就爆发了。”张雪梅回忆。

还有那个有着极高职业荣誉感却担心做不好的医生。她的父母也是医生,她是一个从小就被“荣誉感”牢牢捆住的人。

工作和生活节奏被打乱后,原本疏远和隔膜的亲密关系,也会面临刺激。一个湖北的年轻人把电话打给了张雪梅。这是一个寒假回家的研究生,很早就从网上知道了有关疫情的消息。他劝父母戴口罩,父母不听,继续招来牌友,一群人到家里打牌。年轻人崩溃,劝阻叔叔阿姨们别来,还是没人听。他一气之下,轰走了人,爆发了家庭大混战。他甚至产生了极端情绪,在电话里失控地大哭:“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听我的?为什么不肯相信我?是不是非要等我死了,他们才知道?”

“社会支持系统薄弱”是咨询师经常用的一句话。不少求助者,找不到什么人能做真正的交流,不得不独立面对生存的压力和现实的困扰,没有力量支持。

找一个理解你的人

一次30分钟的线上咨询,无法完全疏导长期积累的情绪。如果能在现实层面解决问题,求助者的焦虑状况就会有所调整,但这显然不是心理咨询师能够做到的。有汶川地震、雅安地震、天津大爆炸等多次应急事件心理援助经验的陈琼,对此深有体会。

在线咨询无法像普通心理咨询那样,依靠更长的时间建立关系、较完整地评估问题,然后循序渐进处理。大部分时候,热线咨询师只能倾听、共情,做一些简单的心理评估,尽可能帮助来电者寻找一些可以马上操作的应对压力的方法。

“热线咨询是没有办法得到反馈的。如果反馈不够明确,那挂断电话,我也不确定,我究竟帮到他多少?”唐海燕解释这种无力感。

对在线咨询的局限性,各平台也早有准备。所有咨询师上岗前都要接受培训,被明确告知——咨询师可以倾听、陪伴,有时候能给出一些建议,但也要接受一个事实,能帮助的很有限。这也是对咨询师的一种保护,通过不断强调“你的帮助并非万能”,来避免他们被“无力感”所伤害。同时,心理咨询师的背后还有来自督导的支撑——这是一个帮助的链条,督导负责处理他们在咨访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负面情绪。

咨询师们非常认可,他们的工作对稳定求助者当下的情绪,甚至稳定整个社会的焦虑状态是有作用的。咨询师能做的,是让他们冷静下来。张雪梅把这一过程形容为“扬善惩恶”。“善是求助者自身具备的积极的部分,帮助他看到自己的价值;恶是他此刻涌起来的消极的念头,帮助他抑制住对自己的否定。”

心理咨询师通过热线为求助者提供心理疏导 图丨新华社

有时候咨询师会教电话那头的来访者扩展自己的意识。比如那个一天量十几次体温的人,正陷入“意识狭隘”的怪圈里。他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引起动作变形。陈琼能做的,是把他带回当下的生活里,想想朋友,看看家人,聊天,做饭。“很多焦虑,其实都是对没有发生的事的焦虑,要让他收回目光,看当下,看到自己掌握的资源。”

有些时候,咨询师需要带领来访者做焦虑练习。陈琼教那位始终担心做不好的医生,用一个具体的物品来想象自己的焦虑,把这个看不见的情绪外化、形象化。来访者把焦虑想象成了冠状病毒,带着针刺,张牙舞爪的。“病毒球”很大,似乎可以吞噬她的身体,让她恐惧。陈琼引导她把“病毒球”推开。慢慢地,“病毒球”越推越远,越来越小。她不再害怕,也不再强求这个小球彻底消失。后来,陈琼得到的反馈是,她终于可以平静下来,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能力,甚至,可以给家人做做饭了。

更多时候,咨询师会用倾听、共情的方式,帮助来电者确定自己的价值感。比如那位即将奔赴“战场”的援鄂医生在挂断电话后,屏蔽了手机里的微信群,好好睡了一觉。他第二天又打来电话,只为说一声谢谢。还有在医院工作的女孩,痛哭一场后终于平静下来。她告诉咨询师,“能在你这哭一场,知道有人还在关心着我,也行了。我去工作了。”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传递给求助者一个信息:没人能替你改变现实,但你可以找一个理解你的人去疗愈。”张雪梅说。

“壹心理”统计了来电量,截至2月12日,热线接待人次已经超过3000人次。另一家高校心理平台同一天的接待统计也是3000多人次。这意味着,仅这两个平台,已经给 6000 多人送去了安慰和鼓励。

积极地应对当下

比起这些尚可以暂时缓解的困难,他们更担心的是第二轮心理风暴的侵袭。

当医务人员从“前线”退下来,现实的紧张感消除之后,他们对心理咨询的需求量势必会变大。等疫区的人们生活恢复正常,他们的咨询量也一定会上升。

“现在是普通大众需要心理咨询师,他们可能因为疫情、因为被隔离产生的无价值感需要我们。过几个月,更需要我们的是医务人员和患者、患者家属。”唐海燕作了一个预估。

图丨新华社

有些普遍心态,被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印证,是大概率会出现的。比如“病耻感”,以及它带来的麻烦。一些离感染很近的人,感染者、疑似患者、无意间做了病毒传播者的人,或者连累了身边人被隔离的人,很可能会在事情发生之后产生“病耻感”。

已经有人暴露了此种心态。一名求助者,因为无意间接触了武汉同学,后同学被确诊,自己连累了身边一大串亲人朋友被隔离。求助电话打给张雪梅,他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身边人,家人,朋友。“这种病耻感带来的是自责和内疚。很可能走不出来,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张雪梅分析道。

也有人后知后觉,待事情过去却有了后劲儿,对那些在疫情爆发时怠慢甚至排斥自己的人心生怨念。

一个小伙子去车站接了武汉回乡的表哥,事后才查出来,表哥已经感染了。小伙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载着怀孕两个月的老婆回丈母娘家,造成了怀孕老婆和丈母娘全家被隔离。14天隔离之后,他回到家,越想越难受,给张雪梅打了电话。“他开始回顾,在这个过程中,谁对自己的愤怒了、排斥了,他开始盘算着这些,心里很多不满。”

这让他们对“人生的意义”产生怀疑。

“很多人会经历价值观调整。”陈琼接待的来电者里,很大一部分都在怀疑人生。而她要做的,就是把求助者拉回现实——帮他们认清自己的归属,知道自己是被尊重的,帮他们理性分析在社会层级里的成就感,去再次感知友情、爱情,让他们看到,自己还在掌控着生活。

“人一旦有了掌控感,就会更积极地应对当下。”陈琼说。有时候即便感到无能为力了,她也会用作家余华写在《活着》里的话劝一句——“没有办法,你要知道,人生的意义是活着本身,而不是活着之外。”

*文中所涉案例及咨询师均来自壹心理。

出品人 | 杨瑞春

主编 | 王波

责编 | 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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