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91到6174,中国疾控中心研究数据提示防控时机稍纵即逝

2月17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布的一篇关于新冠肺炎研究论文引起了广泛关注,论文选取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中上报所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进行了回顾性研究。该论文和今天中国疾控中心的另一项研究都提醒我们,遏制疫情发展蔓延的时机稍纵即逝。
对于传染性流行病毒,病例回顾性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发现总结疾病的传染和流行病学的规律,为未来防控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同时也看到防控中存在的薄弱之处。
2月17日,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最新发表新冠肺炎研究,对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报告的超过7万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该论文选取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中上报所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这是一份相当权威的数据。论文针对系统内报告72314例病例进行了分析,其中,确诊病例44672例(61.8%),疑似病例为16186例(22.4%),临床诊断病例10567例(14.6%),无症状感染者889例(1.2%)。
研究者发现,截至1月20日,有6174例患者发病(这是回顾性病例,他们的发病时间在1月20日之前,后被确诊)。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官方通报,彼时全国确诊病例只有291例,其中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7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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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4与291,这个差距意味着什么?
“(6174是用发病日期统计的。在相应的时间段,病例已发病但还未就诊,或已就诊但未被当作该病报告,或怀疑为该病但还未作出实验室诊断。比如1月20日前实际上全国至少有6174人发病,但这时全国仅确认了291。一位论文的参与者如此表示。
7万病例回顾性研究发现了发病人数与确诊之间6174与291的距离。根据论文追溯分析病例的信息显示,在1月20日-1月31日之间,发病人数又增加了26468例,这个数字同样是回顾追溯发病时间点时发现的人数。
这不得不让人回想在武汉封城之后,各种渠道所报出来信息称就医无门、发热患者仍在家中,各种医疗资源挤兑,带来了新冠病毒在武汉的急速传播。
“由于在前期,诊断只能靠三级实验室诊断,需要48个小时,比较慢,使得很多样本不能及时检测,其次也不能更大范围的发现患者。后来P2级别的诊断试剂出来后,也出现了暂时的数量紧张,这些原因都带来了不能及时发现感染者,不能及时进行收治和隔离,使得疫情发展处于失控状态,感染人数迅速激增。”一位病毒学专家表示。
论文研究者更是夯实了这个阶段传染源控制不利所带来的发病曲线图。通过对报告病例的发病日期进行回顾性分析,还原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5个不同时段全国地理分布变化情况。截至2月11日,全国31个省份的1 386个县区共报告44672例确诊病例(湖北占74.7%,其中,有0.2%的病例发病日期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病例均在湖北;有1.7%的病例发病日期在1月10日之前,分布在20个省份的113个县区,其中湖北占88.5%;有13.8%的病例发病日期在1月20日之前,分布在30个省份的627个县区,其中湖北占77.6%;有73.1%的病例发病日期在1月31日之前,分布在31个省份的1 310个县区,其中湖北占74.7%。
这组数据再次印证了在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之前,只占0.2%病例,在一个月内席卷了全国31各省1310个县区,引发了33369个确诊病例。
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人类对于冠状病毒家族SARS以及MERS-CoV的认知。特别是早期病例传递出来的信息更是相反,可能不如SARS-CoV和MERS-CoV严重。但是,发病数迅速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人际传播证据表明,该病毒比SARS-CoV和MERS-CoV更具传染性。
但是传播速度之快的确令人咋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曾在1月20日之前预估新冠病毒的传播系数为3.8,高福院士团队预测的传播系数为2.2。从目前的数据看,这个传播系数在武汉甚至于湖北,俨然大于新冠病毒本身应该具有的特点。
稍纵即逝的武汉防控时机
2月18日,在《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上,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再发论文《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早期围堵策略概述》,其中谈到,该病毒人际传播力强(基本再生数R0=2~6),传播速度快(代际间隔Tg=6.2~7.5 d),遏制疫情发展蔓延的时机稍纵即逝。
武汉稍纵即逝的机会是什么?
1月2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宣布全市离汉通道暂时关闭,随即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围堵策略的一系列非医学干预措施。
围堵策略(containment)最初于2005年由WHO提出,作为流感大流行防控的指导性策略,是指在新发传染病疫情早期,在限定的地理范围内,采用医学和非医学(区域封锁、停学和停工等)干预策略和措施,以迅速阻断疫情传播。
而围堵政策背后是加强病例隔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减少人员流动(交通管控和限制出行等),增加人际距离(停止大型活动、学校延迟开学、工厂推迟复工)和促进公众个人预防等。也只有病例隔离才能达到防控的目的,通过减少病例和易感人群之间的接触来减少疾病传播。密切接触者管理可快速识别高风险暴露人群,避免治疗延误,及时发现续发病例,降低传播风险。
但是,在武汉,隔离措施却出现了疫情的逆行,并没有随着围堵和“隔离”让疫情的蔓延减缓。
“从很多的现象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病例的发现以及隔离措施没有做到位,包括当时的床位也紧张,没有及时把医院的床位辟出来,贻误了收治、发现传染源的时机。很多患者因为没有及时就医到处奔跑去医疗机构,都是在传播病毒。事实上,改造一个医院增加床位,远比通过新建一个医院增加床位要来的快。”一位非典时期的参与救治的医疗人员表示。
就是这样一个战机的贻误,使得2019年12月31日前的104个患者发病,蔓延至如今的31个省72436确诊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