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学者陈嘉映和景凯旋，和所有人一样，他们在这个漫长的假期中也对疫情的发展高度关注，但仍然不忘在书籍中进行精神遨游。通过大量的阅读，既让自己不至于被焦虑所控制，也能穿透眼前迷雾，看见人类更普遍的精神困境。
采写 | 徐学勤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嘉映和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都是国内以思想性著称的学者，他们分别在哲学和文学领域翻译引进过众多西方经典，其本人的著述也都极为丰硕。在这个疫情肆虐的特殊假期，他们也像所有人一样被迫居家隔离，每天关注着疫情的动态，心绪亦随之起伏。
虽然，读书的心境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但他们还是过着高度自律的生活。在忧心疫情的同时，并未停止在书籍中的精神遨游，短短的假期他们都阅读了大量的著作，让自己不至于被焦虑所控制。他们愿意放眼于更长远的历史和更广阔的时空，去探究人类在灾难中的普遍境遇，以及人与自然（包括瘟疫）共生共存的关系。他们提示，或许疫情会让人改变对生活的看法，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从而理解一个人的价值和责任所在。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无法还原的像》、《哲学科学常识》、《思远道》、《泠风集》、《从感觉开始》等，译有《哲学研究》、《存在与时间》、《哲学中的语言学》等。
新京报：这个春节假期是怎么度过的？每天的生活安排与往年有何不同？
景凯旋：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人都过了一个长长的春节，不能探亲访友，不能乘车出游。毕竟病毒是不长眼的，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随着疫情加重，南京各小区也实施了封闭式管理，这些天我都是待在房间里，好在平时也习惯了宅在家的日子。每天早晨起来，照常坐在桌前读书写作，中饭后睡一会，下午看灾难片，听音乐。许多人可能会感到生活被打断了，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不希望自己被焦虑所控制，而是在精神上有所收获。
当然，我比平时更关心新闻，关心疫情的发展。我曾经在防疫站工作过，知道克制病毒很难有特效药。尽管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对付病毒感染的办法仍然不多，基本上是靠个人自身的免疫力，防止其大规模传染也主要是靠隔离。病毒一直是和人类共存的，是自然的一部分，17年前的SARS不是我们战胜了病毒，而是病毒最后放过了我们，我们以为它不会再来了，但它总是会在某个时间以某种形式又突然出现。
事实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个错觉，我们以为人类已经无所不能，而当我们对大自然缺乏敬畏时，大自然就会惩罚我们，让我们再次陷入惊恐万分的状态，感到人的渺小无助。这些天听到了太多的不幸、呻吟和愤怒，那个小姑娘在阳台上敲锣呼救的声音总是萦绕在脑际，有时我望着窗外空荡荡的街道，会不由得想起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句：“人的死亡，是表明他曾经活着的唯一证据。”
陈嘉映：我每天六点前后起身，然后工作；午后小憩，读书，戴着口罩在附近走走；晚上有时会看个电影。生活安排跟平时差不多，区别一是几乎不聚会，不必到学校，所以工作、读书的时间更多了；二是，在假期比较放任，平时不经常看电影；三是，平时出门不戴口罩。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从事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著有《被贬低的思想》《在经验与超验之间》等作品，曾翻译过昆德拉的《玩笑》《生活在别处》、伊凡·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我快乐的早晨》等作品。
新京报：春节假期在读哪些书？疫期的阅读，有何特殊感受和思考？
景凯旋：这些日子，我又重新读了一遍加缪的《鼠疫》，第一次读这部小说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小说中，加缪突破了存在主义的个人自我，写到所有人的命运都是相连的，虽然每个人在面对灾难时的人性表现有所不同，有的人勇敢，有的人恐惧，有的人自私，但最后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分担共同的境遇和责任，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就像主人公最后所说：“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不过，重读这部小说，感觉加缪的乐观还是抽象了一点，没有描写人性的愚昧和残忍，灾难中每个人的不幸都是具体的，对于别人来说，他的生命只是一个数字，但对于他自己及亲人来说，他就是整个世界。事实上，那些看似黑暗消极的文字反而更加真实和积极。
此外，还重读了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阿伦特的《人的境况》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于阿伦特的著作，我是越来越喜欢。接下来，还打算读点小说，如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托马斯·曼的《魔山》、恰佩克的科幻小说《鲵鱼之乱》，这些伟大作家对人类境况的思考，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增强我们的勇气。
《人的境况》，[美] 汉娜·阿伦特，王寅丽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版
陈嘉映：我读书没啥计划，一般是出版社寄来或朋友推荐的，翻一翻，如果觉得好或者还好，就读了。今年以来读了十几本书，例如，马丁·耶内的《赌徒凯撒》、温克勒的《西方的困局》、帕特里克·沃尔的《疼痛》、本-巴拉克的《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死掉》、弗朗斯·德瓦尔的《万智有灵》、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李永晶的《分身》、丹尼尔·汉南的《发明自由》等。
一月份到日本旅游了几天，因此，还读了几本日本人写的书，例如，竹春公太郎的《日本历史的谜底》、四方田犬彦的《摩灭之赋》、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
新京报：这些书里有没有想重点推荐的，或者说特别有感受的？
陈嘉映：想推荐一下丹尼尔·汉南的《发明自由》，汉南是历史学家，他曾供职于欧洲议会，被称为英国脱欧的“关键策划者”，这本书可以视作他的政治主张背后的历史思想。现代世界不是欧洲带来的，而是英国带来的。一般人喜欢对比西方与东方，或者欧美与亚非拉，而汉南对照的是盎格鲁圈和其余欧洲。盎格鲁圈的核心，先是英国，近世再加上美国。美国的独立战争开头并不是什么独立战争，而是盎格鲁人的一场内战——辉格自由党反对乔治三世以及托利保皇党的战争。
拿盎格鲁圈跟大陆欧洲对照下来，盎格鲁圈处处可嘉，且不说清教崇尚自由而天主教崇尚专制，且不说普通法和长子继承权的种种优点，就说语言，英语也比德语之类来得简明生动。言论自由、契约自由、集会自由、绝对产权、国会对行政的控制，尤其是普通法，所有这些现代政治长项都起源于盎格鲁圈，并始终在那里最为生机勃勃。盎格鲁人是上帝的优异选民吗？不尽然。是有些天然的因素，例如大不列颠是个岛屿，享有天然的安全屏障，不必维持一支常规军。不过，总体说来，盎格鲁圈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传统，一开始来自“造化的偶然”，后来也经历了威廉公爵的诺曼征服那样的重大逆转，但最终胜出的还是盎格鲁价值体系。
《发明自由》，（英）丹尼尔·汉南著，徐爽译
一頁folio | 九州出版社，2020年3月版
令作者扼腕叹息的是，昔日辉煌正日益黯淡，而对往昔珍贵遗产抛弃得最多的恰是英国。盎格鲁圈的政治模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大明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好在，上天并没有注定一个社会向何处发展，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正是呼唤盎格鲁圈“记得我们是谁”，起而扭转英国的“大陆化进程”，正像作者本人在欧洲议会中不懈努力鼓吹英国脱欧那样。
在当今政治正确席卷西方之际，立场鲜明难能可贵，可又难免因此有点儿激进和简单。为了弘扬主题，北美和澳洲原住民的灭顶之灾、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冲突，凡此种种都轻描淡写。但总体上作者言之有据，有不少洞见，时不时有新颖的、颇具启发的论证。虽然有点儿唠叨，却写得十分顺畅易读。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有何特殊感受？
陈嘉映：我的电影文化水平低，好多“重要”电影都没看过。亲人故友知其如此，逢假期就给我补课，于是看了史蒂文·索德伯格的《索拉里斯星》、乔尔·科恩《冰血暴》、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侯孝贤的《海上花》、王家卫等三人导演的《Eros》、黑泽明的《七武士》、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和《艳贼》。想来这些是人人都看过的老片，见笑了。还看了《爱尔兰人》《小丑》和《寄生虫》，今天听说它们都在奥斯卡榜上有名，我觉得三个片子都不错，但没有哪一部很出挑。
采写 | 徐学勤
内容编辑 | 罗东
值班编辑 | 崔健豪
校对 |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