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里的瘟疫地图：哪些地方发生疫情次数多？

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 任大刚

17年前闹“非典”时我还在学校里，临近毕业也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比如在宿舍喷一些消毒水，从外地找工作回来的须得隔离两周，但总的说来，惊慌中带有更多游戏色彩。

这次新冠病毒袭击，力度已经十倍以上于“非典”。它所造成的恐慌，于今天14亿中国人来说前所未有，无论耄耋老翁还是黄口小儿，都第一次亲证瘟疫的恐怖力量。

▲故宫（图/图虫创意）

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读一些偏门历史的人来说，第一次感同身受于中国古人的那种对瘟疫的彻骨恐惧。只要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最近五六十年公共卫生体系逐步建立之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瘟疫爆发的恐惧之中，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是如此。

133年有49个年份发生过“大疫”

康乾盛世在时间节点上，如果从康熙皇帝登基的1662年算起，到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结束，前后133年。根据《中国灾荒史记》（孟昭华编著）记载，我初步统计，133年里有49个年份发生过“大疫”，发生过大疫的州县多达70多个。

史书上的所谓“疫”，包括细菌或病毒引起的鼠疫、霍乱、天花、肺结核、麻疹、疟疾等等烈性传染病，所谓“大疫”，就是上述这些传染病的大流行。

实际上，能够被《清史稿》之类国家级史书或者省市级别的史书记载下来的，都是至少流行于一个州县范围的传染病，而流行于一个乡的传染病，往往不可胜数，直接被忽略了。

我手头有一部上世纪80年代修订出版的《灌县志》（灌县即今四川省都江堰市），里面就有一些流行于一乡的传染病记载，从中可以看到其悲惨程度，丝毫不亚于今次新冠病毒的大爆发：

▲《灌县志》（图/网络）

民国33年(1944年)，金马乡霍乱流行，蔓延胥家乡，10天内死亡100多人。一雷姓农民家半天死亡2人，参加殡葬的客人和念经道士，3天内相继死亡11人。

民国34年(1945年)春，志城镇一个天花患者死后的尸体挂于树上，造成一次天花流行。

民国35年(1946年)秋，新民镇米市坝、紫东街、玉带桥一带霍乱大流行，每天送殡10余人。流行达两月之久，死亡500余人。

民国38年(1949年)春，金马乡麻疹大流行，历时两月，患病小儿700余人，死亡300余人。

上述疫情，不要说上不了国家级志书，即便是四川省的志书也不一定有“资格”。由此可以推断，康乾盛世时代，能够被《清史稿》之类志书记载下来的瘟疫，只是其中影响较大的部分，很多乡镇级别的瘟疫，已经湮没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史志中，甚至地方史志的修订者也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历次“大疫”死了多少人？

那么，康乾盛世时代，史书所记载的“大疫”，达到什么级别呢？

可以说，绝大多数“大疫”都没有记载到底死了多少人，但是从如下一些零星的死亡记载中，可以合理猜测到底死了多少人：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从中可以看出，山东文登县的老百姓死掉差不多一半，称为“大疫”。这样的“大疫”，光是在康乾盛世时代就发生过120次。

“民死几半”是可以计算的死人数，还有3次记载是“人死无算”，3次“死者无算”，1次“不可计数”，三种表述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死亡人数不可计数。

▲《中国灾荒史记》（图/网络）

那么死亡人数可以计数的上限是多少呢？《中国灾荒史记》所及的清代部分几乎没有提及每一次瘟疫死亡人数，但是从该书的明代部分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登州、宁海诸州县自正月到六月疫死者六千余人，邵武（属福建）比岁大疫，至是年冬，死绝者万二千户。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冬，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万余人。

可见，超过用“万”为单位到十万级别计数的死亡人数，大概就应该是“人死无算”了。

发生“人死无算”等无可计数的都是哪些地方呢？是景州（河北）、献县（河北）、平乡（河北）、福山（山东）、莒州（山东）、镇洋（江苏）、澄海（广东）等7个州县。

如果换一个统计方式，就会发现，康乾盛世时代，反复发生“疫”或“大疫”的州县中，青浦和武进以5次高居榜首；湖州和桐乡以4次居次；苏州、溧水、房县、昌乐、东昌、蒲圻、嘉善等州县以3次并列第三；上海、凤阳、富平、琼州、灵州、献县、青州、福山、公安，沁源、阳江、通州，泰州和瑞安等州县以2次并列第四。

瘟疫大流行发生地最多的是山东

如果以今天的“省”（直辖市）为单位来进行统计，就会发现更有意思的现象：

瘟疫大流行发生地最多的当属山东省。记有昌乐和东昌各3次；曲阜、青州和福山各2次；德平、寿光、巨野、文登、菏泽、章丘、潍县、阳信、海阳、蒙阴、泰山、胶州、东平、日照、莘县和莒州各一次。合计发生28次。

排名第二的是江苏省。其中武进居首，达到5次之多；苏州和溧水各3次，居次；镇洋、通州和泰州各2次；高淳、铜山、上元、昆山、婁县、赣榆各1次。合计23次。

排名第三的，是这次新冠病毒的重灾区湖北。其中房县和蒲圻各3次居首；崇阳和公安各2次居次；宜城、郧阳、沔阳、汉阳、黄冈、钟祥、榆明、枝江、荆门、郧西、枣阳和云梦各1次。合计22次。

排名第四的是浙江。湖州和桐乡以4次居首；嘉善3次居次；瑞安2次居三；余姚、宁海、象山、天台、嘉兴、常山各1次。合计19次。

排名第五的是安徽。凤阳有两次居首。其余浮山、太湖、潜山、南陵、无为、东流、当塗、芜州、巢县、无为、合肥和黄梅各1次。合计14次。

排名第六的是河北。献县以2次居首，曲阳、广宗、河间、井陉、获鹿、内邱、景州、平乡、山海卫和东光各1次，合计12次。

排名第七的是上海。青浦以5次之多“拉高”上海排名，上海县2次居次，嘉定、宝山和崇明各1次，合计10次。

第八名是山西。沁源以2次居首，榆次、介休、隰州、曲沃、太原、陵川和平定各1次。合计9次。

第九名是广东。阳江以2次排名第一，连州、化州、广宁、大埔、揭阳和澄海各1次。合计8次。

第十名是甘肃。灵州以2次排名第一，静宁、羌州、凉州、靖远和镇番各1次。合计7次。

第十一名是陕西。富平以2次居首，商州、同官和甘泉各1次，共5次。

其后的排名是广西（钦州、灵川、平乐、永安州）、云南（晋宁宁州善州）、海南（琼州2次）、河南（南乐范县）、江西（武宁永丰）、内蒙古（新城）。

人口流动潜藏着危机

与我们的一般印象完全相反，在康乾盛世时代，瘟疫大流行发生最多的，不是那些边远地区，而是山东、江苏与浙江、湖北等这些核心区域。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根据流行病学的最一般规律，山东和长三角地区以及湖北之所以成为瘟疫肆虐之地，根本原因与这些地方有更多的人员流动有关。

须知，京杭大运河同时联通着长三角地区与山东，有一条沿着运河的人流在两地来往，与此相应，病毒和细菌也在沿着运河流动，这导致两地瘟疫的高频爆发。而湖北有着汉江和长江两条水道的交汇之利，是古代东西南北重要的交通路线，病毒和细菌也会沿着交通路线扩散。

▲长江与汉江在武汉交汇（图/图虫创意）

而长三角地区在明清两代都是中国经济中心，其内部人员流动相当频繁，也会使病毒细菌的扩散较其他地方频繁，从而导致瘟疫频发。

比较特殊的三个省份是河南、福建和四川。

按理说，河南地处中原地带的核心，应该也是瘟疫频繁，但须知，河南在清代的经济版图上，恐怕并不处于商道上，因此地理上的中心，在农业社会里，并不一定是人员流动的集散地，因此也不一定是病毒细菌的集散地。

福建在明代是个瘟疫经常爆发的地方，但是在康乾盛世时代却籍籍无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在于明代虽然实施了海禁，但未必十分严格，海上贸易仍然在地下状态欣欣向荣，人员的频繁流动，导致瘟疫频繁，甚至是全省性的瘟疫蔓延到江西的情况也发生过。

而到了康乾时代，严厉的海禁，使福建的海上贸易基本停止，人员没有往来，也就没有成州县的瘟疫爆发。

四川在宋元之际遭受灭绝性人口损失后，人口恢复十分缓慢，即便到明朝晚期，也不过350万人口，人口稀疏，减少了人与人的接触机会，因此明代几乎没有成州县的瘟疫。

明清之际发生张献忠剿四川等一系列事件，四川人口丧失殆尽，康乾时代也正是湖广填四川的时代，它正在从千里无人烟的状态中恢复，可以说人烟稀少的状态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病毒细菌的大规模流行不具备条件。

今天的中国社会，人口众多，加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着，但是从康乾盛世瘟疫大爆发的历史经验里，这种人口流动的规模实际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尤其是像武汉这样在地理上处于全国中心位置的特大城市，我们都几乎忘记了它极端脆弱性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