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疫情的防线越过法治的底线

一家三口打麻将遭志愿者登门掀桌、连扇耳光，视频截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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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多地相继发生了数起极具争议的社会管理方法失当事件，引发了舆论的普遍关注。

某地一家三口在家打麻将被邻居举报后，防疫人员进屋二话不说直接打砸，并将家中反抗的小伙拖出屋外连扇耳光；某地九名男女因为聚众打牌，被要求“游街示众”并当街大声朗读相关制度；某地男子小区内空旷处跑步未戴口罩，与防疫工作人员发生争执，被强制隔离14天；农村老汉出门解手没戴口罩，就要被拉走强制隔离15天；某地男子因不戴口罩，被防控人员绑在树上，并用女性内衣套在他头上进行人格羞辱......

这样的极端情况在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中屡次出现，可能和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到新的阶段有关：在经历三周的关门闭户之后，不少人的个体心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疲劳期；在春节假期至今的连续工作后，基层防疫人员的体力和耐力也进入到了一个极限；在每日确诊人数的连续多日稳步下降后，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疫情防控进展和形势判断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这三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社会心理结构和权利责任边界判断上的冲突。

除了上述的社会心理的因素外，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基层治理路径问题也不容小觑。在疫情危机应急状态下，全国各地都相继进入了“例外状态”，甚至有个别地方都宣布进入了“战时管制”状态。恐怕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生命经验。临时性集中动员的方法，迅速地实现了“超限式”的社会管理目的，这自然是前一阶段疫情防控的有效方式。但在一些地方动员和治理的方式中，隐匿的病毒无影可寻，可见的“异端”就成为了现实的“坏人”乃至“敌人”。在一些地方的标语中，甚至出现了“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这样的动员修辞，不知是一种顺口溜式的调侃，还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认知框架借疫还魂。

陀斯妥耶夫斯说：“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但在人类社会屡次出现的“例外状态”中，权力网络的“过度伸张”似乎总是能获得高尚的道德正当性和临时性的合法性。在以战争、瘟疫为代表的“例外状态”中，多元性的社会关系和个体诉求，常常化约成为二元对立关系：管理和被管、防与被防，乃至荒腔走板“我们”和“敌人”。伴随着对个体行动自由的临时性限制，对于私人空间的过度入侵、对个体基本人格权利的侵犯也逐渐加码。而这样的手段在一些地方居然一度成为了果断、坚决的“硬核措施“。

粗暴封门、野蛮打砸、羞辱绑人乃至当众游街，这些涉嫌违法的措施不但在价值理性的谱系中，彻底本末倒置了防疫工作的目的，即便在工具理性的治理功效考量中，也是仅仅一种临时权力的表演，并没有实际的作用——为了阻止三个人在家中打麻将的“危险行为“，不惜涌入七八人进行大肆打砸并发生肢体冲突；强迫惩罚个别人不戴口罩，就把他们组织起来一起”游街“——这样的荒诞剧目显然只会造成更多的人员聚集和人们对防疫工作的心理反感。

对于个体来说，“戴口罩”自然是最符合个体和家人健康利益的选择，明明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最终却往往演变成了激烈冲突，这往往和“最后一公里”的社会治理水准相关。防疫工作首先需要的是公众基于知情的理解、自愿的配合和行为自律，一个人格上被羞辱的个体即便临时屈服于象征性的权力表演，也往往不会形成亲社会性格，相反更有可能在无人注视的情况下做出反社会的举动，增加不可见的社会成本。

二十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福柯在其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中，曾经以中世纪麻风病在欧洲的传播为例，分析了当时所留下的一系列社会习俗，他从当时应对麻风病的“例外状态”中所形成了治理结构性路径依赖中总结说，“麻风病消失了，麻风病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结构却保留了下来。两三个世纪以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

从这个角度出发，这次全国性的新冠防疫动员，是对现代化的国家公共治理能力一次观察与改进良机，亦是对基层全面依法治国能力的新要求。治理效率的提升不应该以牺牲基本人格尊严为代价，更不应该鼓励以无限度的自我牺牲作为实现社会临时性公共目标的前提。毕竟，人是一切的目的而并非手段。越是在应急的情况下，越能够提升社会治理针对每一个具体家庭、个人身上时候的“颗粒度”。在管理机制设计的时候，如果说尽可能考虑到个体差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劝说方案是一种奢望，那么执法者至少应该严格把握权力的法定边界，这才是应急性管理水准、乃至国家文明水平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