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武士道？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发展
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他一手策划的侵朝战争亦在不久之后宣告失败。统一的日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内战，接着就迎来了日本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统治的时代。
武士阶级逐渐成为依靠领取幕府与各个藩国薪酬过日子的行政官僚，由于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性，所以不可能像传统的主君与家臣那样形成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这时的主从关系有了重大变化，主君可以要求家臣无条件做出奉献，而家臣绝对不可以因为主君没有施恩而拒绝尽忠，否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相应地，武士阶级的伦理道德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朱子学（理学）与阳明学（心学）相继在日本流行起来。特别是朱子学，已成为德川幕府前期的官方哲学思想，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根据朱子学的学说，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而君、父、夫也要起到表率作用。这些伦理道德已被提升到了天理的地位，统治阶级要求人人都要“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
由此可以认为，领主与附庸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正在慢慢变质，如果说昔日的武士算是“自由战士”，那么现在这种自由正在渐渐地遭到专制制度的扼杀。
武士阶级具有勇敢、忠诚、注重荣誉、节俭的品质，且推崇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然而到了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由于朱子学的影响，“忠”在武士阶级的伦理道德观中益加彰显。后人将武士阶级种种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统称为“武士道”。
（上图）关原之战
德川幕府执政初期编撰的《甲阳军鉴》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武士道”一词，这个词的含义到后来越来越广，而且渗透在武士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勤学”被视为武士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此，连武士在和平时期因附庸风雅而学习音乐、茶道等，也带上了武士道的烙印。所以，对于什么才算真正的武士道，各门各派也是众说纷纭。也难怪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研究日本的名著《菊与刀》中认为“武士道这个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是评论家出于灵感的创作”。
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家有中江藤树、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宫本武藏、山本常朝等人，他们思想不尽一致。而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宣扬武士精神的书，其内容也是大相径庭。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有宫本武藏写的《五轮书》与山本常朝口述成书的《叶隐》等，这两位作者对死亡的看法就存在分歧。
宫本武藏在《五轮书》中认为武士毫无价值地死去意义不大，因为世间很多农民、妇女、僧人、乞丐都能够做到视死如归。因此，为了显示武士的价值，最重要的不是不怕死，而是怎样去战胜敌人，只有这样才会为主君带来荣誉，也能使自身扬名立万。
但山本堂朝在《叶隐》里却认为武士最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视死如归。他说：“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若以一言来概括武士道的要谛，那就是不惜身家性命，把自己献给主君。”因为“所谓忠孝，就是没有无理的主君、没有不对的父母”。他还引用主君直茂公的话说：“武士道就是对死的狂热，即‘死狂’本身……仅有正气难成大业，要变得发狂，以‘死狂’的劲头，才能成功。武士道是行动，行动时还在用辨别力，就会落后于人，行动时不需要考虑忠孝二字，在武士道中，只要有‘死狂’，自然含有了忠孝。”他特别强调指出武士应该每天都有“今日必死”的思想准备，甚至应该在每朝每夕，都要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亡的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使武士道与身体融为一体，才会不受束缚，恪尽武士家臣之职。
两书作者的观点尽管有异，但相同的地方在于武士无论是注重胜利还是不畏死亡，都是为主君做出无私的奉献。
看来，当时的武士阶级已经认可家臣需要无条件为主君尽忠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战国时代“下克上”的风气相去甚远。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为主君殉死的尽忠行为竟然风行一时，很多藩国的封建主死亡时，总有一批家臣自发切腹殉死。如果哪位封建主生前宠爱的家臣没有及时切腹，就会遭到别人的非议与白眼。以至于德川幕府不得不多次颁发律令，严禁殉死。
在德川幕府巩固了自身统治的前期，日本进入了天下太平的时代，武士阶级很少有机会在战场上大显身手。而幕府颁布《喧哗两成败法》等法令，对发生争斗的武士一律进行处罚，目的是为了禁止武士之间的私战。但是武士之间的争斗不可能绝迹，而在这些争斗中武士的表现自然会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1703年发生的“赤穗四十七浪人复仇事件”也成了人们长期津津乐道的话题。事件的起因是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与另一上流社会人士吉良上野介在出席幕府的仪式时发生争执，浅野内匠头因当场拔刀砍伤吉良上野介而在事后被幕府勒命切腹自尽，赤穗藩国也随之被幕府撤销。次年，原赤穗藩国的四十七位家臣为替主君复仇，出其不意地潜入城中袭击了吉良上野介的住所，斩杀了吉良上野介。赤穗浪人在完成复仇之后向幕府自首，幕府命令他们全部切腹自尽。因此事发生于元禄年间，后世将其称为“元禄忠臣藏”，还编成了至今仍在日本脍炙人口的歌舞伎《忠臣藏》。
赤穗浪人复仇事件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他们是义士，但也有人抨击他们举止失措。山本常朝批评赤穗浪人在一年之后才报仇，动作实在太慢，因为万一在这段时间里，年迈的吉良上野介突然病死了，那就永远没有办法报仇了。他认为作为武士，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不假思索（不考虑胜败，也不在意外在形式）， 立即报仇”。总之，家臣为主尽忠的行为是被当时的武士阶级所肯定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相反，在遥远的欧洲，骑士阶级中的领主与附庸，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不存在类似于江户时代日本武士要为主君无条件尽忠的思想。但是，欧洲骑士可以无条件效忠自己心仪的贵妇人，甚至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一点对日本武士而言，却是不可想象的。这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文化的差异隐藏着冲突的危险。西方的天主教从战国时代开始传入日本并迅速发展。那时候一些地方上的封建主为了方便与欧洲人进行贸易，也成为天主教徒。战国的风云人物丰臣秀吉虽然一度施行了禁止传教的政策，但效果有限。到了德川幕府在关原之战后控制日本时，国内的天主教徒已达七十万以上。在此前后，中国商船与日本重开贸易，而信奉新教的荷兰船只也到达了日本开展商务活动。这在商业上削弱了欧洲天主国家的影响力。对天主教心怀疑惧的幕府在儒、佛学者的怂恿之下于1613 年起下令禁教，拆毁教堂，驱逐西方传教士；同时还残酷迫害那些拒绝改变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徒，屠杀了二十八万人，并强迫有信教嫌疑的老百姓踩踏基督与圣母的画像来辨别其真伪。1637 年，天草地区信教的武士与群众发起了暴动，幕府出动了十几万人马在荷兰舰队的支援下攻克了暴动军队在原城的大本营，用武力镇压了天主教徒的反抗。次年，幕府禁止天主教国家葡萄牙的国民入境。
在此过程中，幕府也垄断了海外贸易， 长崎成了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幕府禁止没有官方印信的船只远航海外，也不准在海外侨居五年以上的日本人回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锁国”。
（上图）信奉天主教的日本武士
幕府的锁国政策带来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和平，使国内的幕藩体制更加巩固，因为它有效压制了善于破坏封建制度的商人阶级，使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可能超越武士。它成功避免了普通日本人与外国人的接触，因而困扰东亚数百年的倭寇至此也彻底绝迹。但锁国也导致日本的海外贸易长期萎靡不振，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文化的进步， 故此，日本新兴的资产阶级难以得到蓬勃的发展，迟迟未能像欧洲的资产阶级那样引领历史潮流，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这样看来，日本武士要想像欧洲骑士那样，在资产阶级摧毁旧制度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自由，似乎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本文摘自《最强战士大比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