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黄鹤楼灭了夜灯，黄鼠狼走上街头
欢迎搜索、订阅“天才捕手计划”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是一段特殊经历：武汉开始管制交通后，有个男孩深夜偷偷离开家人，骑共享单车来回32公里给朋友送去物资。
自从武汉疫情爆发，他和朋友做了很多事，给流浪汉送口罩，给感染的老人联系制氧机，给报道真相的记者联系住处。当一座城市陷入灾难，除了等待救援，当地的居民们必须互助起来。
男孩是天才捕手的伙伴，他叫羊驼，因为去年来北京时住在“炮局胡同”，很多人叫他“炮局羊驼”。他平时是个货真价实的嗜酒狂狗，我和他一道去吃饭，两个菜的局他扛着一坛女儿红去了，并且热衷于在酒醉时闹事，与路人桃园结义。
不过，他可能是一个酒鬼，是一个坏朋友，但一定是个在关键时刻会做出正确选择的人。
或许我们能通过这样一个人，看到武汉街头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一种更重要的思考——当网上传递的那些求助信息，就来源于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将怎么做？
在这样一个“寂静的春”。
昨晚，我接到电话，话筒那边的姑娘又是抱怨又是担心。
她是我朋友的对象，得知武汉疫情严重，寄来十个口罩，没想到我朋友转手就给楼下的环卫工人了。
我朋友说家里还有口罩，但那个片区的环卫工人是外包的，没有口罩工作很危险。结果他回家，发现自己的口罩都是过期的，家里老人的降压药也吃光了，他只能戴着过期口罩，提心吊胆去了趟药店，没开门，超市的菜架是空的，只买到泡面和饮料，几天来都在吃这些东西。
我说行，明天想办法借车过去。
如果遭遇丧尸围城，家里食物大概能够吃多久？不久前，这还是个极其无聊的问题，现在却是人人需计算的事实，武汉家庭正逐渐失去囤年货的习惯。过年对于居民的意义，是热干面从四块涨到五块，盒马和美团上买菜的家庭多而腌制腊鱼腊肉的家庭少，如果一个人有喝酒的习惯，以前晚上开始喝，现在中午就会开始喝，没有什么别的区别了。
元旦的时候，社区网格员问我妈要不要拼购冻牛肉，比超市便宜，于是几个邻居合买了一百斤，在小区里就地分掉，网格员神通广大，能以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到香辣虾店里卖剩的晕虾，我责怪妈妈：买新鲜的不好么？
如今，这些牛肉成了家里的宝贵财产。
准备出发去朋友家之前，我把冻牛肉块装进塑料袋，还有茄子、冬瓜、饺子和外科口罩，系紧袋口，再提上一条腊肉。这些配上主食应当够三口之家一周所需。但就在下午，交管部门规定禁止机动车通行。
我家住在老城区，离朋友家有一段距离。公交车已经停了，快递只送药物，还剩最后一种可行的办法：如果能找辆自行车，就能跑最短的路线，直接穿过这片城区。
我选择在半夜才出门，因为这时遇不到什么人，感染可能性最小。我套上吃香辣虾的塑料手套，提着东西，死死把口罩和鼻翼间的缝隙贴紧。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妈已经睡了，她不会知道。
我蹑手蹑脚地出去，生怕发出什么声音惊动她。
就在两天前，大年三十的半夜两点，几个软件同时弹出消息，武汉封城。
我把妈妈推醒，她退休后又被返聘到某局做志愿者工作，早晨要上班。我笃定地告诉她，肯定不用出门了，公共交通全都停了，没人担得起这个责任，等通知吧。
根据脑海里残存的常识，得先储存食物，我去囤点儿蔬菜。妈妈要我把手推车推上，我说，不至于。
街道泛着冷冷的光，两三个讲武汉话的大男孩儿从足浴城出来，正是一年中洗浴中心或者酒吧爆满的时间，他们的压岁钱会在初三之前花光。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结婚，然后被收走钱包或转为地下活动。
谢天谢地，超市还开着灯，工作人员正把肉类收进塑料袋里，说卖不卖，怎么卖，还得听老板说。
绿叶蔬菜没有，只有茄子之类耐储存的品种，我看看菜价，倒是年关的正常价格。我买了五斤冬瓜，两斤茄子，五十个鸡蛋。这些够吃一个礼拜了。
店里已经有几个闻讯赶来的顾客，一位戴口罩的男性正把三大包方便面装进购物篮，他隔老远向我举起购物篮，相互眼神致意，“也没有必要搞特别多，几天吃的就可以了。”我说，“是啊，留一点给别人。”言语间对自己大惊小怪半夜出门有些不好意思。
回家已是清晨，我听见平台上响起手推车轮碾过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整栋楼起床的人都出门抢购了。
我妈的工作群里，每当领导一发值班计划和通知，就立刻有人争先恐后积极回复，问候一句新年好也祝福声此起彼伏，从没冷场超过五分钟，聊天内容打错一个字都会撤回重发，严肃紧张，团结活泼。
就在那天八点，妈妈并没有收到放假的通知，她在群里问了一遍，平时热闹的工作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又私下跟领导发了一遍，还是没有人回。我特别想知道，上级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在想些什么，还是也在像我妈一样等通知，工作群里面的每个人都在想些什么，他们想不想去，怕不怕，没有车的家庭想过公共交通停了应该怎么回来，自己会不会在长距离步行中被感染。
妈妈没有收到回复，选择出门上班。我不让去，她就偷偷走了，等我打电话过去时，她的语气像是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最后，她沿着长江旁的大道，将近6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半钟头。那天，所有本该在地铁公交里的人都出现在街头。
两天过去后的现在，城市已经空了很多，偷偷出门的人变成了我。
我给自己规划了一条最短的路线，从中山大道穿过武珞路，再到职业技术学校，来回32公里。骑车的话应该只要两个多小时。
小区里有三辆摩拜，一辆座板歪了，另一辆车篓里扔了只废弃的口罩，我像被电打了一样跳开，第三辆正合适。
我骑车出发，沿路到处可见四散开花的垃圾，是不敢下楼的人从楼上扔下来的。黄鼠狼在马路中间吃得头埋进垃圾袋里，见有人来，愣一下，也不躲，在路灯下继续吃。
城市里的流浪猫没人管了，在翻垃圾桶。我经过的时候，它们隔着老远谄媚地喵喵叫，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几只，像小孩在哭。
携带着物资出发
沿途的楼房窗口看不见灯光，只有空调外机的声音告诉我，人们都还在，我骑行在深蓝色的大路上，感觉城市像海。
街上没有想象中的冷，身子很快就暖和了起来，糟糕的是鼻子开始发痒。我不敢用手去碰，一路都在拼命忍住。
寂静的深蓝色大路
或许人们还记得冰面裂开前的细纹，老鼠又是怎样爬上船舱。
我可能是武汉市最早戴上口罩的一批人，这完全出于巧合，1月12号，有人发给我几张群聊截图，我考虑了一下，不像是假的，这是第一个巧合；正好朋友送了我几个鼠灰色的时尚口罩，棉质的，不太管用，但至少能防飞沫，这是第二个巧合，对有鼻炎的人来说，戴口罩呼吸不畅极其难受。
当时很少有人戴口罩，社交网络上最流行的表情包是：“外国人都觉得中国是疫区，中国人都觉得武汉是疫区，我们武汉人开心地办年货，根本懒得理你。”我见到过一个在地铁上戴n95的，路过的人都盯着他看，太突兀了，就像看到戴防毒面具的人那样。
直到封城前，街上戴口罩的人也没超过三分之一。环卫工人没戴，卖热干面的阿姨没戴，以电视报纸为信息来源的大多数人都没带。
封城之后， 几乎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都有患者转发求助，诉求只有一个：能住进医院，人们互相传递的信息不再是几张没头没尾的截图、“我听说一个人、我朋友的朋友。”而是“我”、“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我的校友发了条令人心碎的消息：爸，愿往生净土，离苦得乐，定位是金银潭医院，那是患者确诊后会送去的地方。对他而言，武汉有没有加油，是不是必胜，已经不重要了，他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在微博上发言的患者先是被指责造谣。“医院不可能放过疑似病人的”“你就是普通的肺炎，为了蹭免费医疗”，后来变成“总有个先来后到吧，不能因为你发了微博就给你床位。”就像煎鱼似的熟练颠锅翻了个面。
人们总认为自己比本地人更了解情况，在下面评论：去找刚公布的某某医院，去找社区，去打120。仿佛这些路都走得通，只是患者不去走。
医疗资源的极度缺乏，使原有的权力结构重新洗牌。平时被认为能办事的人、会获得优待的人，也得按照亲疏、关系远近接受二次划分。
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死去，许许多多人在相隔遥远的二十四家定点医院间绝望地步行。
大家在群里开玩笑，说就像身处魔兽世界里的东瘟疫之地，汉阳的怪可能57级，武昌好点，54左右，汉口起码60，大家彼此身处被水面分开的三片大陆，人在家待久了会失去对时间长度的意识，觉得已经很久了，一翻日历才过去四天，我自己的房子好像变成了一艘船，在海上飘。
这些记忆，是注定不久后会被遗忘的至深恐惧，会被用来自嘲，会被忘记，所以也就不会有人知道自己多么幸运。
但此刻出行的一路上，我切身感受到这种恐惧。我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模糊的影像，有辆电动车贴着我肘尖掠过，带走黑色的影子，留下风。我暴露在外的皮肤感受到他带来的气流，我屏住呼吸，直到彻底看不见那个人才大口呼气。
这件事使我惊魂未定，越骑越靠里，不停回头逡巡，我意识到我在干什么：我在恐惧人，同时又渴望看见人。
在这个城市，人就是这样开始害怕自己的同类的。
深夜回家人，手上还拎着医院的袋子，没能拍下来
在楚宝巷口，我见到三个人，提着医院的装ct片的塑料袋，他们也许走了一天，现在还在继续走。
我想起我在这里见证过死亡，记忆里的死亡是燠热的夏天，属于毒品的夏天，整条巷子都是做红烧小黄鱼的餐厅，一家店的男主人吸多了冰毒，在巷子里剁他的父亲，人已经死了，还继续剁，就像剁一条鱼一样，每剁一刀，人群里就爆发出一阵惊呼，在看五月天演唱会的路上，我目睹了这一幕，那天陈信宏在台上唱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
晴川桥上停了辆警车，前后坐满四个警察，白色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没人说话，望向前方，车窗玻璃隔绝了我们。我在薄雾里继续向前。
我想起我在这里见证过死亡，夏天，有游泳的孩子溺水，父亲抱住尸体对群众们大吼：快去送医院啊，还有救。大家围在旁边，孩子的姐姐撕心裂肺对我们说，你们都不要围观啊，在场的每个人都疲惫极了，我也疲惫极了。
这些目睹过的死亡使我不再恐惧，此地是吾土，是吾乡。
大部分武汉居民不会在一生中登上两次黄鹤楼，也从未见到楼上的灯熄灭过，如今这灯也灭了，暗夜里变成漆黑的团块，好几辆救护车拉着警笛在大桥上疾驰，是尘土的味道，我屏住呼吸。
友谊路口是方圆五公里唯一亮着灯的便利店，有顾客提着食品出门，把购物袋高高举起，用手机拍照发朋友圈。长江大桥引桥下，一位外卖小哥把车停在花坛边休息，三位分属不同公司的外卖小哥正骑车上桥，间隔十米，偶尔回头交流一两句。人很小，桥很长，像执行任务的蜗牛编队。
下桥处，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外国人，应该是留学生，这里离任何一所大学至少有五公里，那些他可能熟悉的地方---啤酒十块钱一瓶的helens，有乐队演出的vox，所有能打发异乡寂寞的地方都关门了，他骑得很慢，一点一点往长江大桥踏过去。
一辆闪着车灯的suv在陆军总医院门口等候，司机倚靠车门胳膊抱胸，门诊部里人头攒动。
到了目的地，我和同样全副武装的朋友简短寒暄，把货递给他，他给我一瓶红酒，是瘟疫时期的以物易物。回家路上，我去罗森便利店给猫带了鸡蛋和矿泉水，猫已经走了，我把食物留在那里。有人睡在骑楼下，身边有辆手推车，应该是固定收垃圾为生的拾荒者，我将两个口罩轻轻抛到他醒来能看得见的地方。
在武汉街头的露宿者，当时羊驼不敢靠近拍摄
到家，关锁，口罩湿透，我一把拽掉吃香辣虾的手套，外衣扔在阳台，用酒精消毒脖子和手，扣费提醒七块五，狗日的摩拜，幸亏有摩拜。
封城第十天，街上的人开始变多。多半是因为家里必须要出门买菜了，既然不得不出门，那最好的态度就是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如果一个人关掉手机，关掉社交软件，充耳不闻，就会觉得一切如常，是春节假期里平常的一天，大家幸福地在阳光下散步，只不过一夜之间人们脸上冒出来了口罩而已。买菜的人群中，口罩仍然体现阶层，穿着考究的，或者受过教育的，脸上都是医用级n95，有些还能兼顾防护和美观，大多数人戴的是浅蓝色一次性防尘口罩，许多老年人戴的是棉布口罩，自己做的，只有安慰作用。
就像硬币的正反，你可以相信你看到的每一面：能买到新鲜蔬菜，虽然种类不多，也算能供应上，超市员工会把测温枪指着你的脸，三秒钟，没有问题就可以进场。好像不过如此，并不是丧尸围城，也没有外星人降临，行人的神色并不特别，甚至人与人之间比平常更加宽容些。
但我看到一个没有口罩的老太婆从超市玻璃门前走过，她已经很老了，提着空的菜篓，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只有她把脸露在外面，阳光照在她脸上。
她陷入了一个闭环，和这座城市里许多人在这段时间遇到的逻辑类似：超市要戴口罩才能进，口罩在药店，药店还没开门，她可能尝试去买过，可能没有。她会不会疑惑，为什么一夜之间人们都消失了，街上为什么买不到菜。
如今一个人要买到菜，有网上生鲜超市，有微博发布求援，无论如何都能办到，就像此地许多不可能而为之的事情那样。
但我看她走在街上，像个两礼拜前到来的穿越者。我看着她的脸，想象了很多种可能，也许只是她不想戴口罩，现在正回去拿。
某种感觉萦绕着我经久不散。我想了很久，终于明白那是什么。那是一种我们今生从未遇到，而祖辈并不陌生的情形，此刻终于有了想象的图景：在灾荒洪水之年看见人饿死。
在疫情发生之前，羊驼一直在筹划他的来京计划，他想搞一番大事。
故事写完以后，他取消了来北京，说自己想留在武汉做“力所能及”的事，因为武汉“是吾乡”。
我想，一个人如果能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对于他自己，对于被帮助的人，就是一种大事。
很多事都曾被看作力所不能及，有些真的无奈，有些却可能是不够在乎。
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个故事：有一天，上千条小鱼被大海冲得在岸边搁浅，无法呼吸，一个小男孩就在岸边把小鱼一条条捡回水里。
路过的大人对他说：你捡不完的，没人在乎你做的事。
男孩没有停，继续捡起一条小鱼放回海里，说：这条小鱼在乎。他又接着捡起另一条小鱼说，这条小鱼也在乎。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怎样被阅读理解的，也许老师会问孩子：你们能像小男孩一样做吗？
但我可能会忍不住问：你想过，自己有一天不是那个男孩，而是那条搁浅的鱼吗？
有一天，我是那条鱼，会希望有人把“力所能及”的事做多一点。
编辑：小旋风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是《瘟疫瘟疫你快走》的第九篇：寂静的春
查看《瘟疫瘟疫你快走》系列过往，可点击下面链接：
有个确诊病人满城乱窜，他说自己一个人待着害怕
发热门诊医生口述: 70岁老人跟我撒了个大谎，就为了进发热门诊
我对本地第一例肺炎患者说：我没见过你这病，但我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