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几乎每年都有“大疫”，明朝灭亡与鼠疫爆发有关

2003年“非典”发生后，火起来的不仅是钟南山院士，还有此前绝对冷僻的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

其实，中国自古就是疫病多发的国家，汉字“疫”最早始见于甲骨文，《说文解字》里谈得很明确，“疫,民皆疾也”。但长久以来，学者在历史研究中都很少纳入疫病这个维度，尽管历次农民起义诱因中，大多有瘟疫肆虐、民不聊生这一条。

“非典”后历史、社会、人类学家都将目光聚集到疫病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上，一时成果斐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认为，“新冠”肺炎暴发也会再次促使医学史研究跨上新台阶。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瘟疫与人》《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

明清疫病最为严重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志斌所编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国历史上几乎历年都有“大疫”，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

东汉末年，长江以北地区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当时诗人王粲在逃亡中见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高晞说，因为古代史料记载的缺失，从可考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确认，明清时期的疫病最为严重。

晚明自万历年间开始，华北地区暴发鼠疫，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至北京，《明史》记载当时京城“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据研究者推测，光是万历至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规模暴发的鼠疫，死亡人口就超过1000万。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江南地区，也暴发了一场规模罕见的瘟疫，这是清代江南地区疫死率最高的瘟疫。当时战事频繁，太平军、湘军、流民、难民等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生存环境恶化，最终引发多种瘟疫，死亡人数高达320万~600万。

帝制时代的最后一次瘟疫，是1910~1911年间，在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山东等地爆发的鼠疫，这也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鼠疫，导致6万多人死亡。

疫病影响长江流域开发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经典著作《瘟疫与人》，是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的开山之作，他在书中谈到疫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麦克尼尔认为，中国人开发黄河流域差不多一千年后，长江流域才出现类似的进展，原因就在于，有一种肉眼不可见的风险严重阻碍了人们向南方拓展的步伐，“那便是病毒和细菌”。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滋生出更多病毒和细菌，而寒冷的北方则有利于杀死那些不耐寒的微生物。因此中国古代先民向南方拓展时，无法抵御南方的病毒和细菌，“死于疫病的人数要远高于死于军事行动的人数”。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新忠是大受好评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作者，同时也是《瘟疫与人》译者。他认为，循着麦克尼尔的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会有很多新思考。比如魏晋和宋金元，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而这时恰好又是疫病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了瘟疫，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

瘟疫流行，还会动摇王朝统治秩序。比如明朝末年的鼠疫，让社会经济停滞，农民被迫加入“流寇”。而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四处流动，又加速了鼠疫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一篇论文中说。

“非典”后疫病研究火了

1976年麦克尼尔完成经典著作《瘟疫与人》后有个遗憾，就是由于当时东方世界在疾病社会史研究上不够深入，可以使用的资料有限，使他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多有误会”。

张志斌是国内最早从事古代疫病研究的学者。1984年读硕士时，她就开始将研究方向聚焦到古代疫病史。在没有网络和检索系统的时代，她靠翻阅一本本原始古籍，爬梳出一千多条古代疫病流行资料，写成《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这份年表将散落在历史角落里的古代疫病记载重新完整展现出来。“就医学史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余新忠如此评价。但张志斌在《年表》自序中却坦承，当时她完全处于“学术孤独状态”。

而余新忠自己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这本书从瘟疫治疗出发，进而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2003年1月出版时，恰逢“非典”暴发，原本极为小众的学术专著，竟然一下子成为年度畅销书。

“非典”后，全球疫情史研究方面的名著，陆续有被译成中文的，除了一版再版的《瘟疫与人》，反响较大的还有日本学者饭岛涉的《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等。

但是直到新冠肺炎爆发，很多人才发现，我们对疾疫及其历史变迁的了解依然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