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个动乱的年代,对中国的大学教育,贡献有多大?

中国的大学是怎么来的呢?如果对中国的大学进行溯源,那么必须回到民国时期,在民国大学经历了数次变迁。从清朝末年的文化反省,到民国时期的大学制度设立;从教授治学,到校长治学。各界有识之士运用道德以及法治的力量,推动了大学教育的独立,并且支持学生自治,从而诞生了一大批的大师与英才。

相对于欧美等国家,我们国家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如果看学校的建校史,其实时间也不算短,建校在100年以上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大部分都创建于民国时期。民国不但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期,同时也是西方制度引进、演变的时期。

如果你要深究大学为何是今天的样貌,那么必须回到民国,来看大学诞生之初的样子。大学制度的建设不可能割裂历史,只能在历史当中延续。民国时期大学为争取教育的独立性,无论从办学理念,办学规模以及办学方式都各有千秋,从今天的眼光看,各时期、各学校差异非常大,有割裂,也有传承。

民国大学精神的由来

反省是通过自我体验、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然后不断重新认识自己,接着从中不断修正自己,每个人是这样,社会也需要这样。只有在不断的修正当中,我们才能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

民国在开创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时候,整个民族在列强的环视与欺凌之下,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次尝试,到逐步开始兴办西式学堂,引进培养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在有意培养现代的思想精神。

早期左宗棠兴办的福州船政学堂、盛宣怀兴办的天津中西学堂,都是把学习集中在技术上,或者某一项产品上,注重实用知识的学习,可历史证明,这种方式收效甚微。

满清只想用有限的技术来“中体西用”,这是基于趋利避害,危机意识的应急心理,而不是自我反省,是一种被动的条件反射。

现在习惯上把中国大学诞生,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之日开始算起。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是现代意义上大学的源头,不是太学,是真正意义上源于西方的大学。

民国初期,我国文化教育界通过长时间的反思,认为需要通过三大文化运动来改造国人的人文体系,即白话文,普及教育,通俗讲授。主要是通过语言来改变教育的方式,以及做到普及教育的目的。

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的教育也成为这个变化的组成部分。保守派与改革派为此针锋相对,围绕科学、民主等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争吵不休,而北京国立大学在当时具有先锋实验的效应。

1912年任职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大学令》以及《大学规程》,大学章程成为保障学术权力的校法。其中规定:“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之所”。创立初期的北大,不仅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同时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教育各项职能也在此时创立,比如文科、理科、商科、医科、法科、农科等。

同时大学精神也在此时形成,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推行教育改革,力图把北大建设成全国的学术、思想中心。一旁的清华,是民国的后起之秀,1931年校长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当中强调,勉励清华要保持它的特殊地位,在学术方面要向高深专精方向发展。之后确立了农业研究、金属学、应用化学、应用电学等主要研究内容。

同时梅校长还推行通识教育,培养厚实基础。南开大学提出了:重视体育,提倡科学,成立团体组织,强调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学院,求是是这个学校的校训。浙大在西迁的时候,校长竺可桢号召学生拯救中华民族,学成之后,要服务于社会,做各界的领袖。

这个时候无论是清华还是南开,都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同时在大学制度创立之初,有一批具有世界眼光和民族情结的教育思想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反省与探索。

梅贻琦

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

民国时期的大学,制度上走了一段非同寻常的道路,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章程》当中规定,大学的权力应该归教学,这为蔡元培教授治学开启了先河。

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他起草的《大学令》当中提出了很多教育改革的主张,其中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校可随时齐集教授会,自为议长。”

民主管理,教授治学,这是民国初期大学治理的观念。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仰仗教授的人选上。民国时期,教授对校内的事物有充分的发言权,大学的重大事项也由教授们评议决定。

比如在清华,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各系的主席也由教授和教员推举,教授会、评议会大体上掌控着人财物的权力和学校的教育方针,而且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力是有制衡的。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从此开启了校长治校的改革。蔡元培着手组织再造,倡导校务民主化的同时,还成立了组织行政机关的教务处。此时治校所依靠的不仅有行政权力,还有校领导的魅力。

民国时期这些校长大多具有贵族气质,一半为官,一半为学。校长治学有助于凝聚师生群体,形成统一的精神力量,有利于创建有序的大学。

从教授治学到校长治学,反映了民国大学走过的一段历程,治理学校的过程中逐渐削弱了教授的学术权力,这也反映了大学外部力量的增强,以及学术力量的减弱。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有着本质的差异,教授在大学当中依赖于大学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的建立,一个教授的治学风格能形成理念,但是不能上升为大学的规章制度,只是对大学学生或者教师职业道德产生影响。

因此今天大部分高校采用了教授治学,而不是教授治校,这并不是建国之后才确立的,而是民国后期就形成的共识,是经历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的一个发展过程。当然大学治理结构的形成,还必须结合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大学治理也是内外各种力量协调平衡的结果。

教育独立的伪命题

在西方早期教育理念当中认为,唯有真正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孕育出自由或者通达的教育。作为一种古老的学术管理理念,学术自由一直是高效追求的一项基本权利。

王国维先生认为,学术之所以能够发展,在于它的独立性,以官为奖励的学问,这必将导致学者的官僚化,最后会毁灭学术。因此王国维激励主张“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学术的研究是探究真理的唯一目标而独立发展。陈寅恪也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求学术精神的价值取向。

这种思想的转变非常困难,科举制度的废除,影响了整个教育体系以及教育内容的转变,于是产生了知识分子就业的讨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少量的大学生失业,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惊奇”的言论,把大学生失业和知识分子破产等同。

在之前的教育体系当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读书人也就是“士”,和“仕”是等同的,“仕”等同于为官或者准备为官,这些“士”依附于皇权之下,拥有各类经济特权以及政治特权,所以在之前社会当中,不存在所谓的“士”失业的问题。

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大学体系的建立,理论上来讲,大学不但不能培养“士”,“士”也不能影响大学。而且在民国时期,一直倡导政府不能因其具有管理的权力而任意干涉大学的行政和学术研究,大学也不能为迎合政府的态度而对之百依百顺。

可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读书不能忘了救国,这些学而优则仕的学子们,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这也就不可能做到大学的独立性。你不可能做到学生影响政治,但又获得政治的豁免权,这本就是一个矛盾体。

大学制度改革的关键,并不取决于大学本身,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改革。民国时期,蔡元培作为首任教育总长,后来又任北京大学校长。对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深有感触,他八次请辞校长,并不是轻率之举,而是大学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

结束语

现在很多人对民国教育充满了赞誉,而且还创造除了“民国范儿”时髦名词,意思是说民国时期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他们都拥有者不凡的节操与风骨,是自由精神的象征。

现在看民国时期,其实不免有隔岸观花,水中望月之感,那年代确实很有范,时代精英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闻一多、梁启超个个如雷贯耳。可是我们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现代高等教育是民国时期一脉相承,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样子。民国时期的多数教育改革是以失败而告终,幻象与真相之间,有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