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孙中山先生辞世95周年。
很多人知道孙先生有一个“孙大炮”的绰号，意在讽刺他太多空想；却未必知道，孙先生也是一个实行家，他是致力于教中国人如何正确开会的第一人。
一、“孙大炮”考
孙中山“大炮”绰号的来源，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出自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一书。该书称，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后，“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
唐德刚的说法是错的，“孙大炮”之名并非始于袁世凯。所谓“大炮”，源于粤语的“车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说大话，即形容某人好说空话，实际并不能成事。
最早指孙中山为“大炮”者，是一些海外华侨。清末最后十年，海外华侨中的上层人士多支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1910年，孙在芝加哥拜访华侨宣传革命，一位开洗衣店的华侨即对他说：
“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车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烫头掷你！”
孙只好无奈离开。这位华侨说孙在“车大炮”，显然是认定了孙的革命主张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清廷就土崩瓦解了。
嘲笑孙为“车大炮”者，有不认同其主张的华侨，有仇视他的政敌，也有革命党阵营中的部分同仁。孙在民国初年撰写了以《建国方略》为代表的诸多计划书，“作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结果就招来了政敌的讽刺，也引起了部分同仁的反对，“客气的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孙后来提倡“知难行易”，强调找出正确的方向、知道该往哪里走才是最难，多少包含着对这种嘲笑的回应。
这种来自同仁的嘲笑，主要集中于孙的铁路建设计划。时人回忆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成员复杂，“中山先生提出建设铁路计划等等，内部就有人诋毁中山先生为孙大炮”，“总理主张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理想太高，不能实现，加他以孙大炮的诨号来讥笑他”。
图：美国移民局档案，1904年的孙中山
在1912-1913年间，孙多次说过自己的目标是在十年之内“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在1919年写就的《建国方略》中，则设想在十年之内建成“十万英里之铁路”。
无论是“二十万里”，还是“十万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公里），孙设想的铁路建设里程，确实相当大胆。即便是在今天，也仍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批评道：（1）孙提出“十万英里”这一数字太浮夸了，须知中国的铁路通车总里程，在1950年还只有2.2万公里，到2015年初才突破11.2万公里；（2）孙在《建国方略》中绘制的铁路规划图，“与其说是铁路规划，还不如说是各大中城市之间的连线游戏……相信施工人员看到那么多笔直线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
这种批评当然有它的道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孙当年拟定的铁路建设计划，并非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参考了美国的铁路发展史——美国在1880-1890这10年时间里，建造的铁路里程，确实超过了二十万里。按孙的设想，他希望通过出让一定年限的铁路经营权，将美国资本、法国资本与日本资本引进来，并利用他们的技术，来帮助中国修筑铁路。如此，参照美国在十年内修出超出二十万里铁路的成绩，他将自己的铁路建设目标也定在了“十年二十万里”与“十年十万英里”。
这些关于铁路的资料与见识并不全面，但相对而言，却已比大多数嘲笑孙为“大炮”者要专业得多了。
图：美国铁路里程变化图，转引自欧国立《轨道交通经济学》，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第61页
澳大利亚记者端纳，曾陪伴孙中山做过一次北方铁路考察之旅，亲眼见证了孙坐在列车中绘制“铁道线路规划图”的情景：
“小小的铁路建设者坐在他的地图前，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沉浸在那种使你脉搏跳动、血液沸腾的梦想中。最后所有的省会都被干线连起来了，所有专区城市都用小线连起来，在各个方向还有分支，就象大榕树一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制作。”
端纳认为，孙在画线时，没有考虑到悬崖、峡谷、山岭、冰川、森林、沙漠、河流、湖泊带来的干扰。他曾对孙开玩笑说，“那条绕过西藏的铁路永远也没法建成——当然，你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建。你的线路要经过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
端纳的玩笑，孙中山自然知道。但他绘制的只是一张粗糙的示意图，旨在依据核心城市的位置设计出铁路干线与支线的大概情状，而不是绘制精准的线路施工图。责备孙的示意图用了太多直线，说它会将施工人员逼到上吊跳河，未免有些无理取闹。
图：孙中山绘制的铁道线路规划图
当然，使用“孙大炮”这一绰号最多者，仍是孙的政敌。1913年，孙赴北京会见袁世凯，宴会上有北洋系军官高声议论“共和是北洋之功”，“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乃至说孙是“大骗子”。孙没有理会这种挑衅，“从容如常”至宴会结束。另据袁同畴回忆，陈炯明与孙中山关系恶化后，也总是“开口闭口都称孙大炮”，袁虽不是国民党人，但听在耳中仍觉刺耳，毕竟“孙先生总是上官，陈氏总是部下”。
“孙大炮”这个绰号，让许多人先入为主对孙产生了恶感。谭延闿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年“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是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直呼其为“孙大炮”。到了晚年，谭有机会与孙亲密接触，观感才渐渐发生变化。据谭自己说：
“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不是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是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
也有不少人为孙中山鸣不平。比如张友渔在1926年写文章说，今天的中国，愿意“放大炮”的人实在太少，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到处都是“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必须得用大炮才能将之轰掉，所以正需要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
孙中山自己，也常使用“孙大炮”这个绰号。据林丛郁回忆，孙喜欢在演讲中用“孙大炮”这个梗开篇，比如说什么“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1923年，孙在“全国学生评议会”上演讲，就开玩笑般提到“广东人说我是大炮，孙大炮”，然后一本正经拿日本的例子鼓励学生，开起炮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找对方向，“十年以内，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最强的国家”。
关于“孙大炮”，民国国会议员丁超五有一段回忆，也很有意思。时为1918年，徐世昌当选北洋政府大总统，徐此前对张勋复辟之事态度暧昧，孙不能认同，对丁超五说应该反对徐世昌。丁回应说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不应当说这个话，否则容易遭到针对。孙不以为然，反问道：
“难道我们连说话的勇气全没了么？”
丁超五后来感慨，“先生被有些人讥诮为孙大炮，其实，他是正气充沛，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
图：1911年底，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讨论组建临时政府等事宜
二、“实行家”的遗憾
同时代之人当中，最理解孙中山者，或许当属胡适。1919年，针对“孙大炮”之类的责备，胡适写了一篇长文，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的孙中山：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
如胡适所言，孙确有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实现独立、民权落到实处、民生实现富足。也如胡适所言，孙是一个真正的“实行家”，很明白越宏大的理想越需要从细节处筑基——1917年孙出版《会议通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会议通则》是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书。
孙想教国人怎样开会，至晚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据蒋梦麟回忆，武昌起义前，孙拿了一本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书，交给他和刘成禺，要他们译成中文，且强调这个东西很重要，是西方“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蒋、刘二人口头答应，但没当回事。
“罗伯特议事规则”出版于1876年，以美国众议院议事规则为蓝本；经不断修订，时至今日，仍是美国使用极为广泛的民主议事模式。为将这种议事模式传播给国人，孙还曾拜托过廖仲恺来翻译。但廖的回应与蒋、刘二人差不多：
“当时兄弟以为这种书干燥无味，太没意趣，所以不甚当心，遂置诸高阁。”
1916年，孙终于决心抽出时间，亲自动手编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通俗教材。考虑到国人文化程度较低，孙选用了一位美国妇女运动先驱Harriette Lucy Shattuck的同类作品作为译写的底稿（该作品旨在写给美国一般女性阅读，较为通俗），还参考了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内的其他几种资料。
1917年春，该书出版，定名为《会议通则》。为扩大传播，孙又在报上公开声明，放弃版权。稍后，又将书名更改为《民权初步》，以求引起关注。在孙看来，要将“民权”从口号落到实处，第一步就是要先学会怎样开会。
孙的这种认知，相当超前。当时流行的风气是“启蒙”民众，跟他们讲各种与“民权”相关的大道理。惟有孙，用了5万余字，来教民众如何开会——包括如何召集会议、如何提出议案、如何议事、如何表决……等等。孙解释说，自己写的是一本“兵家之操典”， 不是用来诵读，而是用来练习的。
该书可操作性极强。158个小节，解决的全是会议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真问题。譬如，书中规定，提交讨论的议案，必须统一“从正面主张，不可从反面主张”，应该说“我主张做××事是有利的”，而非“我主张做××事是不利的”，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再如，常有开会时议员够法定数量，但中途有人离场又导致议员不足法定数量的情况，这时候，会议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书中给出了具体的可执行的规则：会长没有主动中止会议的必要，除非有议员提出缺额问题，才须停止讨论，清点人数，若不足法定数额，则宣布散会。
晚清的资政院、民初的国会，在开会议事时常常乱作一团乃至打成一片，议员们没有经过民主议事训练、不懂如何开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孙写出五万字的《民权初步》，也正是基于之前的这些教训。
图：晚年孙中山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学生会里，实战演练过“罗伯特议事规则”。他在看了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后曾说：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
胡适认为，《民权初步》是孙中山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著作。
遗憾的是，《民权初步》并未发生孙中山所期望的效果。孙生前这本书没有获得时人的关注，孙去世后情况更为惨淡。国民政府虽以孙的继承者自居，但其会议从未以《民权初步》为指导，长期乱作一团。以致于熊式辉曾在1940年代无奈感叹：
“以我的经验，在开会（乡民大会）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人，有人也开不好会，只有打架。……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没开好过，不要说那些农民。”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中，第一个意识到有必要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致力于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
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是“孙大炮”呢？
注释
梅斌林：《关于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活动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朱蕴山：《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追忆宋玉琳与韩蓍伯》，《朱蕴山诗文集》，团结出版社2008年， 第113页；《总理遗嘱的意义》，朱燕平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文献类编192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页。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刘萍、李学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
张朋园等记录《袁同畴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
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第1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页。
张友渔：《革命党与大炮》，《张友渔文选（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烔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页。
丁超五：《护法时期追随中山先生琐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第74、75页。
胡适，《〈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刊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黄季陆，《蒋孟邻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另可见：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
《作事必须有恒心》，《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第159-160页。
《孙先生牖民之作》，《民国日报》1917年3月5日。
孙中山，《民权初步》。
可参见：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
《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54-55页。
李启成，《议事之学与中国近代的民权演进》，《法学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