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垃圾“井喷”，在疫情中被放大的处置困境

“现在一个医废桶大概三四十公斤，最重时，甚至超过五六十公斤。”湖北襄阳一家环保企业企管部副总监孙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汉封城后，公司接到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的电话，要求驰援武汉，帮助清运医疗垃圾。

随着疫情暴发，医疗废物不仅数量暴增，种类也超出以往。孙瑜说，平时常见的医疗废物，包括针管、盐水袋、棉签、口罩、防护服，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医废桶里不算重。但疫情期间，所有病人接触过的东西，都被视为医疗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床褥、甚至病人的呕吐物等。

“在疫情前，武汉的医疗废物产生量是（每天）40多吨。随着病例的逐渐增加，最高峰，医疗废物的产生量达到240多吨。”3月11日，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次疫情暴露出湖北武汉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差距比较大的情况。

医废“井喷”

2月13日，王春山带领7辆医废运输车，花了5个多小时，从襄阳开往武汉，又在城区辗转6个小时，才到达湖北省人民医院，连夜开始收集武汉的医疗废物。

王春山是襄阳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油环保）董事长。应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要求，1月29日，中油环保派出首批团队驰援武汉，包括5辆车、12名工作人员。2月13日，已经是公司派出的第三批支援团队。

医疗废物是一种特殊垃圾，可能具有感染性、毒性或者其他危害，需要特殊处置。

“疫情之前，有时候我们会隔天去一次医废的集中收集点。而在疫情最严重时，有的医院我们一天要去两次，保证医废及时清运。”孙瑜介绍，疫情期间的工作量是平时的数倍。疫情之前，按照规定，医疗废物暂时贮存时间不得超过72小时，如果公司遇到窑炉检修或者其他问题，有3天时间暂存。疫情期间，按照要求，必须在24小时内对所有医废日清日结。

据孙瑜介绍，截至目前，公司往武汉派遣了85名工作人员，35辆车。其中运力14吨的大车10辆，专跑长途；25辆小车，运力1.5吨，辗转于武汉市内各家医院和处理场。

小车和大车不停接力，高强度运转。往常，一辆运力1.5吨的小型运输车，跑几家医院收集医废，才能把车厢装满。2月份疫情最严重时，一家医院的医废就能填满一辆车，小车必须直接去处置点或者中转点清空医废，才能前往其他医院。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辆车一天要从各医院到处置工厂往返3～4次。”孙瑜说，在武汉市内，工作人员要忙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停下来。同时，装满了医疗废物的大车正在赶回襄阳的路上，深夜十二点左右到，卸完车，把空桶、中转桶装回车上，已经是凌晨1、2点。到了下午，司机继续开车回武汉，开始新一轮接力。

医疗垃圾太多，医废桶也很快告急。来到武汉之后，中油环保分三次采购了5000个医废桶，240升的大容量，齐腰高，一次性投放到武汉。医废桶是周转容器，清运车到医院，医疗垃圾不能从桶里倒出来，而是要直接将桶装载到车上，运到处理厂，卸载下来后消毒，再返还到医院。孙瑜介绍，“比如说，一家医院装载一天的医废量，需要500个桶，那我们就得备下1000个。这是额外投入，实际上平常用到的桶并不多。”

医院最初也难以招架，医废堆积如山却运不出去，在武汉多个定点医院都曾出现过。武汉优抚医院是当地一家二级医院，2月14日，被列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增加了900张床位。随后，医废产生量大增。

武汉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是武汉市唯一一家具备处理医疗废物资质的企业。疫情期间，公司早已超负荷运转。该公司一名员工曾对媒体表示，公司目前每天处理约2500多箱医疗垃圾，接近疫情前的两倍。

武汉本地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开始向外地寻求增援。起初，中油环保只是受武汉委托，支援医废的清运。2月上旬，除了运输，他们还要负责将一部分医疗垃圾运回襄阳，焚烧处理。除了中油环保，环境部南京所、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等省外单位也都参与了运输和处置医疗废物。

进入3月，疫情趋缓，医废处理的高峰也随之过去了。孙瑜说，目前不再满负荷运转，“清运车到医院，医疗垃圾开始装不满一车了，有的车甚至当天不用出去转运垃圾了。”

长期被忽视：支出大、收益小、落地难

有专家指出，此次疫情中，医废处置能力和支撑技术都存在问题。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工程部主任孙宁概括为“三缺乏一隐患”。“三缺乏”是指缺乏医疗废物应急设施、缺乏医疗废物转运车辆和转运箱、缺乏应急设施现场处置人员。

“一隐患”是指处置设施、处置效果方面，难以达到正常情况下环境排放标准要求。火神山和雷神山采用的应急焚烧处置设施，总体技术水平较低，设施体系不健全，给环境和现场操作人员身心健康带来隐患和威胁。同时废物具体类型复杂，含水量比正常情况下收集废物的含水量明显偏高，对焚烧设施的运营不利。

不仅是武汉，全国各地医疗废除处理能力也暴露了不同程度的短板。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介绍，疫情以来，全国22个城市医疗废物处理在超负荷运行，还有28个城市是满负荷和接近满负荷运行。

在上海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看来，这次暴露出的问题，更主要不是技术上的，“是管理的问题。”

首先是缺乏医废应急处置的意识。杜欢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少政府和医疗机构对重大疫情是否会发生抱有侥幸心理，“大家觉得，平时能应付过去就好了，对应急处置的认识不到位。”还有的城市管理者有应急意识，但更在乎成本。大多数地方在安排资金时，只考虑现有医废处置，不会考虑对医废处置的应急能力进行拨款。

2003年“非典”后，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要求以地级市为单位，集中建设运营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但实际上，即使过去17年，并非每个地方都能做到。2017年11月2日，国家卫健委曾公布，全国还有近1/5的地级城市无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单位。

最主要的原因，关乎成本和收益。医废处置行业，支出大、收益小。杜欢政解释，有的地方平时医废量不多，单独建设处置设施，企业规模太小，难以盈利。

现实中，一些城市会将医疗垃圾运往附近城市的处置企业。但是这会带来极大隐患：一些城市为了节约运输成本，会分出一些被认为没有危害的医废，当做生活垃圾丢弃，其中一些可能重新流入市场。2019年的3·15晚会，央视曾曝光了河南省濮阳县的医疗废物处置黑色产业链：未被集中无害化处置的医疗废物被加工成破碎料，卖给下游企业，加工成塑料网袋、菜袋、洗脸盆、卫生盆等日用品。

医废处置项目落地难，也是长久以来困扰行业的问题。即使能达标排放，医废处置项目也很难被周边居民接受。2011年，《人民日报》曾报道，6年时间，选址20多处，湖南湘潭医废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因村民反对，无法开工。

“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常规的处置项目都难以落地，更别说考虑应急状态。”杜欢政说。

此次疫情将医废处置困境进一步放大。近日，卫生健康委联合生态环境部等十个部门，联合印发《医疗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到今年年底，每个地级市都要建成一个规范的处理医疗垃圾的处置场。

应急能力也需要提升。杜欢政建议，有些地方正常容量是50吨，建设时，可以设计成60吨处理能力，适当大一点，兼顾成本。对一些医废产生量不大的城市，未来可使用移动式处理方法解决。应急时，这些移动设备能灵活调往有需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