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Ⅱ贡茶及贵州贡茶略记

贡茶及贵州贡茶略记

曹静秋

茶山

贵州是茶的发祥地、世界茶树源地、茶树原产地和中国古茶的源头之一。1980年7月在贵州省晴隆县碧痕镇云头大山发现了迄今为止唯一的“茶籽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鉴定,是“距今100万年的新生代第四纪四球古茶的茶籽化石”。

《茶经》是第一个记载贵州产茶的历史文献。唐代陆羽的《茶经》将全国茶区划分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八区。《茶经·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依北宋地理学家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二·江南西道二十·思州》记载,思州贡物有硃砂、水银、茶;务川县有白茶水;播州有黄蜡、生黄、茶;夷州有茶、硃砂、水银、蜡烛。今遵义、桐梓一带(唐、宋播州)、今务川、印江一带(思州)、今德江、思南一带(费州)和今湄潭、凤冈一带(夷州)是全国的重要茶区。

《茶经》

茶是贵州的重要经济作物与产品。贵州的茶不但遍布全省,而且品种多、质量优。依据清代嘉庆年间张澍撰、光绪十五年贵阳熊氏刻本刊印的《民国·黔南丛书》之一的《续黔书·卷六·茶》:“黔之龙里东苗坡及贵定翁栗沖、五柯树、摆耳诸处产茶。而出务川者名高树茶,蛮夷司鹦鹉谿出者名晏茶”。《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志卷七·土产》“洞茶,叶大而味美。”此处的“洞茶”,应是“侗茶”。该书“风俗”章对此注解:“夷汉集居,风俗不一。府治所部夷民种类非一,习尚亦异。谓洞人者,衣冠习尚一同华风,吹芦笙木叶、弹琵琶二弦琴。”民国《都匀县志稿·农桑物产》:“茶,四乡多产之。产水箐山者尤佳。有密林防护也。输销边粤各县,远近争购。惜产少耳。自清明节至立秋并可采。谷雨前采者最佳,细者曰毛尖茶。”该志《祠庙寺观》之“长秀西岳庙(今都匀市小围寨镇团山村一带)”又引乾隆都匀知府《宋文型碑序》:“庚子岁(乾隆四十五年)余守匀疆。兼理厂务茶园一局。隶在中间有西岳王之庙。奉为本厂之神。”

茶山采茶忙

《嘉靖贵州通志·卷之三·土产》概言:“贵州土地虽狭,然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略比川湖。”在记述物产时,“货之属”列为第三项,仅在“谷、帛”后。

《万历贵州通志·卷三·合署志·贵阳府·方产》中,按谷之属九、蔬之属三十四、果之属二十八、药之属六十七、竹之属十五、木之属三十三、花之属五十三、羽之属三十六、毛之属二十六、鳞之属十五、介之属六、货之属二十二项列出贵州省的物产后特别强调:“以上方产全省略同,以后各地止载特异者,而寻常者不赘见”。“货之属”条的二十二类产品中就有茶。茶在贵州明代的宣慰使司、龙里卫、新添卫、兴隆卫、平越卫、清平卫、永宁卫、镇宁卫的方产中是最重要的物产。弘治年间镇宁州著名的“土产”就是茶,而且“州境皆出”。民国以前贵州的“土贡”为马匹、茶芽、黄蜡、硃砂、水银五项。当年今属开阳县的明代“水东十二马头”和程番府因出产的茶芽品质优异而“以充土贡”。水东十二马头和以金筑安抚司(今长顺县广顺一带)、方番司、卧龙司(均在今惠水县境)上解的茶芽是贵州著名“土茶”开阳翁朵马桑坪南龙茶。清乾隆年间,开阳南贡茶和贵定仰王贡茶两个品牌是贵州省的贡茶代表。

明代《一统志》有“贵州茶府县皆有”之语。

《康熙贵州通志》:“贵阳军民府,茶产龙里东苗坡……平远府茶产岩间,以法制之,味亦佳。”

民国《贵州通志·风土志五》:“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最有名,惜产量太少,得之极不易。石阡茶,湄谭眉尖茶,昔皆为贡品。”

龙场驿何先龙先生据清末民初日本出版的《中国之工业原料》统计:贵州十三府中有九府产茶,即贵阳、思州、兴义、大定、都匀、平越、石阡、遵义、安顺。一九五一年贵州茶叶产量达27000多担,一九三六年全省年产茶叶200担以上的县有十七个,包括开阳县、贵阳县、贵定县、瓮安县等。一九四七年贵阳有茶庄6家,茶食店140家。

茶青

西汉时饮茶盛行,中产阶层已日常饮茶,茶叶已为商品可市面买卖。世界上关于买茶和饮茶最早的文献是西汉宣帝神爵三年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所作的《僮约》,其文中有“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两句。《华阳国志·蜀志》有“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

茶业在全国兴起的可靠史料是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的杨晔《膳夫经手录》:“茶,古之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美人采其叶煮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后盛矣。”随着吃茶、饮茶的兴起,各地所产、具有悠久历史的优质名茶成为贡茶。

贡茶源起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六百二十多年历史。以茶作贡品的历史和萌芽状态的贡茶随信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南方八个小国伐纣时,茶叶作为土特产品纳贡。如《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后因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觐礼时所贡纳物品有“土植五谷……茶……”。

茶作为贡品始于唐代。《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宋人徐钧的《陆羽》一诗描写了贡茶的产生:“野客耽茶著作经,一时评品亦良精。谁知茗饮成风后,从此朝廷榷法行。”虽然将陆羽推广茶的作用有夸大的成分,但记载了贡茶的缘起。《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记载了文宗开成二年十二月今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并请停绝。’诏许之。”

自唐朝始,贡茶制度确立,除各地以茶纳贡外,朝廷还在重要的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督造贡茶。宋代贡茶的制造厂以“焙”为单位计算,官焙、私焙皆有。据天禧三年至乾兴元年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著名建筑师玉清宫建造人丁谓统计,宋初从南唐接管的茶焙公私合计共有1336焙。北宋茶学家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中记载建安有官焙32所。

普安境内古茶树

贵州产茶历史悠久,为贡茶交通的驿道贯穿全省。黔西南州普安县除有千年古茶树并至今保存有明代自黔中茶区经尾洒驿(晴隆)、新兴驿(普安)至湘满驿(盘州)、滇西的“茶马古道”上最险峻的老鹰岩段10公里白沙古驿道。

白沙古驿道

遵义在唐代因贡茶逓传一度开茶马贸易,宋代时已有团饼茶进贡。遵义及桐梓等处设有茶马交易市场,用贵州茶易交青海马。务川在五代时期已有“月兔”贡茶并在清初创立了“高树茶”和“宴茶”品牌。关岭县花江镇的往身为明洪武年间设立的“募役司”,主要职责就是接应军队来往、负责官马铺陈、监督管理茶商,到现在仍然是滇桂黔三省区接合部最大的马牛市场。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在“黔州”官任上有描写务川都濡“月兔”饼茶的词《阮郎归》:“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胯斗圆方,研膏入焙香;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

贵州是贡茶的重要储存地和贡茶生产地。《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盐法、茶法》:“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其中的“播州茶仓”就在现在的遵义。《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七:“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庚申置成都、重庆、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仓……听商人交易与西番市马。”直到正统五年革除播州茶仓,播州茶马贸易前后历时42年。《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六石阡志·山川》记载了一个贵州茶叶制作点地名“茶坊坪”,并明确“在龙泉司北”,龙泉司即现在的凤冈县县城所在地龙泉办事处。

丰富的茶资源为“贡茶”提供了产品的可能和质量的保障。

贵州的贡茶品种丰富、分布广泛,主要品牌如务川都濡、开阳南贡、贵定云雾、普定朵贝、凯里香炉、金沙清池、大方海马宫、印江团龙等。

唐宋两代贡茶绝大部分都是蒸青团饼茶,即陆羽《茶经·三之造》:”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之句。故宋代贵州务川有“月兔”名茶,也才有苏东坡以“月兔茶”为题写下的贵州省产“饼茶”的历史记载的佳作:“环非环,玦非玦,中有迷离玉兔儿,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至明朝时,随着炒青芽茶的出现,蒸青团饼茶渐渐减少,开始改贡芽茶,即散茶。

正式将贡茶改为“芽茶”自明朝始。据《明大政纪》记述,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推采芽茶以进,有司勿与。”这也是贵州各地的“贡茶”历史文献、资料上只有“茶芽”而无“饼”的缘由。

清朝始,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江南、江北著名产茶地区都有贡茶,有的贡茶还是旨封的。如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江苏太湖,巡抚宋荦购朱正元精制的品质最好的“吓杀人香”茶进贡,康熙以其名不雅,即赐名“碧螺春”。从此,“碧螺春”茶岁必采办进贡。

采摘明前茶

元、明、清朝贡茶的采制方法和贡茶品目经630多年变迁产生了差异。元仍以蒸青团饼为主,明朝始改贡芽茶,妙青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采摘细嫩芽叶,炒制成形态风格各异的茶叶,蒸青茶、烘青茶、炒青茶并存。清朝贡茶在明朝的基础上以烘青茶、炒青茶为主,创制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等,广大茶区形成了多种茶类的贡茶。

“贡炮”作为贡茶专用名词在贵州有记载的史实最早出于务川。明代杨慎《全蜀艺文志》载有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答从圣使君》:“此邦茶乃可饮。但去城或数日,土人不善制度,焙多带烟耳,不然亦殊佳。今往黔州得都濡月兔两饼,施州入香六饼,试将焙碾尝。都濡在刘氏时贡炮也,味殊厚。恨此方难得,真好事者耳。”唐代都濡县治今务川县都濡镇北,刘氏即五代刘龑创立的南汉。都濡茶由黄庭坚命名为“月兔茶”。

唐、宋时期务川县(今沿河、务川一带)因出产白茶而有“白茶水”,这是目前有史可查的贵州最早的茶叶品牌。明嘉靖《思南府志·土产》记载:“丹砂、水银、银朱、茶出婺川县”。务川大树茶与福建武夷山的乌龙茶,安徽歙县的黄山毛峰,浙江杭州的西湖龙井等40种茶叶并列为清代名茶。

《万历贵州通志·卷一·民赋》:贵州布政司“贡额一年一贡……茶共一百二十八斤”。《万历黔记》记载的数量明显减少,贵州布政司的贡赋自万历三十二年后为“三年一贡共茶芽贰拾玖斤”,但茶一直占据着最重要的“贡位”。

《嘉靖贵州通志·卷之三风俗·土贡·》贵州布政司“三年一次类解茶芽共六十四斤三两四钱三分”;贵州宣慰使司“岁解本色茶一十一斤二两四钱二分五厘”。

《万历贵州通志·卷四·宣慰使司·贡赋》和《万历黔记卷十九贡赋上》同载:“水东等九长官司每三年一贡朝,觐马九匹,岁解本色茶一十一斤二两四钱二分五厘。”只是将嘉靖年间的“贵州宣慰使司”变成了“水东等九长官司”。

《嘉靖贵州通志·卷之三风俗·土贡·程番司》和《万历贵州通志·卷三·合署志·贵阳府·贡赋》与《万历贵州通志·卷四·宣慰使司·方产》均有“三年类贡茶芽五十三斤十一两六钱五厘。金筑司十三斤六两一钱二分五厘;方番司二十五斤一两七钱三分;卧龙司十五斤三两七钱五分”。纳贡者分别是“程番司”“贵阳府”“贵阳军民府”,但贡额和纳贡实体没有变化,其中“类”改为“额”。在《万历黔记》中,“贡赋”分为“十目”记述,其中以“协济夷人贡马贡砂及各税课之榷商”为目记载纳贡内容。纳贡者贵阳军民府,但纳贡数量文字为繁写。

不明晓茶史的人讲,毕节市的大方县也有过“贡茶”。但贡茶“大方”完全与大方县无涉。“大方贡茶”之名源于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南巡时,得饮徽州名茶“老竹铺大方”后赐以“大方”为茶名。

除了实物外,明代在茶贡上也同步施行货币化。《明英宗正统实录》“正统五年三月丙辰革四川播州宣慰使司、长官司茶仓。以本司茶课折收钞故也。”按照万历二十五年实施的“条鞭法”,《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嘉靖贵州通志·卷之四财赋·程番府》记载有以“徭役”目开征货币化茶税:“课程岁征商税茶芽折钞八百二十一贯二百三十六文”,没有强调“本色茶”。按《遵义府志》,万历平播设遵义府后,府属五州县每年仍向四川布政司上解茶课十七两二钱一分二厘。

从唐到晚清,贡茶的“茶引”即“榷茶”制度的设立是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元史·卷九十四·志第四十三·食货二·茶法》:“十三年,定长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计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是岁,征一千二百余锭。”以《清史稿》所载数据统计,清初至乾隆年间,仁怀厅茶引税银50两,茶引200张,每引载茶100斤。以茶引统计,这段时期仁怀厅收储茶叶就达二万斤。

贵州贡茶中的翘楚为“贵定仰王贡茶”。仰王贡茶出自今贵定县云雾镇仰望村。《大明一统志》及弘治、嘉靖、万历朝等各类志书均有记载,龙里卫、新添卫的土产茶、葛布“俱丹平司出”。明代丹平长官司辖地即今贵定县云雾镇和平塘县掌布镇交界处一带。《古今图书集成·第一千五百二十三卷·方舆汇编·职方典·贵阳府疆域考·贵阳府山川考》:“阳宝山,在新添北十里……山产茶,制之如法可供清啜。《贵阳府物产考》云:“龙里县,茶出东苗坡及阳宝山。”《乾隆贵州通志·物产》:“茶产龙里东苗坡及贵定翁栗冲五柯树摆耳诸处”。《贵阳府志》:“按龙里西南今有东苗,居贵定贵阳都匀之间。”产茶的龙里东苗坡位于明清时期贵定、龙里、贵阳、都匀交界处,按《龙里县志》即今贵定县云雾镇仰望村、江北村一带。贵定县云雾镇仰望村至今还保存有一通立于乾隆五十五年的乾隆免贡茶碑,它载明了贵定仰望乾隆时期每年定额贡茶的历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宫密档》的《各省进贡茶叶账》中有“十二月初二日贵州巡抚林绍年贵定芽茶一匣。老佛爷留用。大清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二日立”,成为贵定进贡芽茶的物证。

贵州省历史悠久、声名远播的贡茶为“开阳南贡茶”。开阳南贡茶,最早见于明朝《万历贵州通志·卷四·宣慰使司·贡赋》和《万历黔记·卷十九·贡赋上》:“水东等九长官司每三年一贡朝,觐马九匹,岁解本色茶一十一斤二两四钱二分五厘。”《徭役》又载:“十二马头一千一百一十五两三钱一分零。额有表笺。贡马茶芽应朝祭祀、乡饮、春考、鹿鸣、宴举、贡坊……诸费俱于前银内派支。”贵州宣慰使司上解的茶芽为十二马头所出。水东治区包括现在贵阳市各区和开阳、息烽,黔南州龙里县、贵定县和惠水县的大部份区域。明代十二马头有六个在今开阳县境内;其它的巴香、谷龙、羊场、洪边、陇上、纳坝马头都没有产茶的记载,明代以贵州宣慰使司名纳贡的茶芽为开阳境内的六个马头所产。南贡茶产于明代开科马头马桑坪村,此地明末改土归流后属开州弟里,民国改属开阳县第一区南龙联保第四保,1950年属第一区南龙乡,隶南龙乡翁朵村。

四球茶籽化石

信史记载,南贡茶在乾隆时期成为贵州著名品牌得益于乾隆时武进士开阳县双流镇人徐占魁和扬威将军马桑坪人梅仕奇。乾隆四十九年徐占魁中武进士并赐为正五品三等御前侍卫。徐占魁邀梅仕奇到京城一见。梅仕奇携带家乡的南龙茶等土特产赴京。一日,乾隆与徐占魁君臣品茶时,徐见乾隆兴高即谈起一身武艺的同门师兄梅仕奇靠贩茶养家的境遇后,乾隆召梅仕奇进宫。乾隆见他身材魁武高大,武艺出众,龙颜大悦,当即特授梅仕奇为“扬威将军”并下谕梅仕奇专办家乡开阳进贡的茶叶。仅数年间,开阳南龙的土茶誉满京城,时人称之为“南贡茶”。马桑坪也因“南贡茶”而改名南贡。《黔南识略》记载,因南贡茶的盛名,南贡场在乾隆时期成为黔中著名的大集市之一。梅仕奇病逝后,其子孙于道光二十八年树“皇请特授扬威将军祖公梅仕奇之茔墓”碑,碑铭“贵州贵阳府开州管下弟思南贡场居住”等语,现墓、碑均保存完整。民国《开阳县志稿·物产》对此叙述:“茶……县属为产茶区,且质亦佳,为有名出品,如一区之南贡、翁朵、大塘、枇杷哨、磨盘、顶方、中坝、翁昭,三区之马江山、马场、三合场、中火炉、宅吉,以及二、四五区之各地均产,尤以南贡附近之白沙坡一带产质最佳,年可数千斤。……满清末年,邑人李清池等曾有茧茶公司之创立,制压茶饼有方、圆二种,茶面有‘开阳贡茶’四字,销行各县。……南贡一带之茶,生熟土坎上,其树较高,叶厚色青,叶柄之长均较各地过之……其茶泡后,色淡绿,味香,久泡稍冷则呈葡萄红色,至为美观,煨至三次,色味不变,陈者尤佳,洵特产也……制茶土法,于岁三月初摘新牙,名头茶,细小而嫩,先以清水洗净,滤干后,入净釜中以文火焙之,每分钟搅五六次。觉薰手时,取入竹器中,洁手揉叶,至卷而止,候热散尽,洗锅再焙(不洗锅则生茶锈),如是者四。……茶开白花,实内藏籽,可榨油。本县全年茶之产量至少在五万斤以上,除供应本县外,贩运邻县约三万斤之谱。”

贵州贡茶的历史虽然悠久,但自西周有贡茶以来,贵州要么因为属于化外之地、羁縻之乡,要么因为行政建制变更、区划调整,要么因为文化的干预和茶品选择、饮茶习惯改变等,贵州的贡茶没有更多地得到记载、保护和传承。

茶既是奢侈品也是日常物。唐代的王敷在《茶酒论》里说得好:“茶乃出来言曰:诸人莫闹,听说些些,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名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夸!”

贡茶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将“贡茶”的名号请出来,就是为了感谢几千年来智慧、勤劳的祖先们,回忆前人的辉煌,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一杯茶时,都会真诚地高吟: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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