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40天:这里的人们重新开启生活

我坐G70次高铁去武汉时,车票上的终点是郑州。在列车时刻表上,武汉“消失”了。虽然买不到直接去的票,但朋友告诉我,以前途径武汉的高铁,仍然会在武汉开门,尽管它在车票上显示为“无”。

那天是2月12日,疫情严峻时期。那时的武汉,像是一座孤岛。

大约下午5点左右,列车开到了武汉。包括我在内,有五名乘客要下车,我们提前走到车门边,看见车厢上所有人盯着我们。有个大哥没忍住,他试图压低嗓子,但所有人都听见了他说的:“我X,现在还有人进武汉?”

在当时,“封城”这一空前举措,不只是隔断了现实交流,它也造成了人心中的一层迷障。

“武汉”这两个字,暂时失去了现实含义,它成为一个概念,与病毒、疫情、死亡等相联系,令人不愿接近。当然,那不是真的。

真实的武汉,依然和往常一样,生活着上千万人。我很好奇他们的生活。

打错了

来武汉的第一天,我的感受是“污浊”,像是整个城市都被感染。

我知道,科学不支持我的感受。新冠病毒普遍的传播形式,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而飞沫传播的距离只有1到2米,病毒在外界的存活时间也不长。

但是,它们不能帮我脱离恐惧。

人脑中有非理性的一面,它诱导我相信,身处武汉中,每个角落都沾满病毒,空气中也飘着病毒。我站在武汉站外的广场,四周没有一个人,但我仍然感到被危险包围,一刻不敢将口罩除下。

陈卓/摄

这种“疑心病”,伴随了我在武汉的前三天。

在酒店,见惯了的污乱地毯,我以为是病毒的“窝”。房间里的空调不好,时冷时热,我却怀疑是自己的体温变化。消毒水的气味让我安心,虽然它有一定的腐蚀性。我每隔几分钟洗一次手,手掌快要磨破皮。

还好,我后来知道,不只是我这么想过。

一位滴滴保障车的司机说,在早期时,即便是医生护士,也都“疑神疑鬼”的。他们上车也要全副武装,在后座的各处撒上酒精或消毒水,再用棉片擦拭干净。有个年轻女护士疑心自己被感染了,她想念起亲人,说着说着嚎啕大哭。

病毒像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上。

人们变得戒备十足,不止一次,我在找路时,向行人询问,他们下意识后退两步,甚至绕开我走。有一次我换酒店住,在一个客满的酒店,工作人员见我拖着行李,还没等我走几步路,她就大声驱赶,叫“出去、出去”。

当时,疫情爆发20多天了,武汉对道路、社区的封锁,还在层层加码。

大多店铺一关了之,杜绝往来。仅有的几家超市,用桌子或纸箱堵着门,门上挂着锁。来一个客人,开一次锁。

“距离”从未如此重要,大街小巷,路障重重。共享单车成为一种“道具”,堆在路障的两边。它们还被挂在小区的墙上、栏杆上,为的是防止有人钻空子。

疫情时期的武汉一角 向由/摄

距离被拉开后,人们需要一种新的“连结”。

在疫情早期,旧的生活被打乱,新的联系还没建立时,局面显然是失控的。

李萌是个心理咨询师,参与过汶川地震时的心理救援,她在1月26日加入某个热线平台,想的是处理心理危机,但面对的都是现实问题。

大概在前两周,她听到的,全是城市里的各种困难。“担心自己生病了,但没有医生。发现自己或家人发烧的,但找不到车。好不容易去了的,但医院不收。在医院排队的,等很久等不到床位……”

他们对着心理咨询师,讲的是困难而非苦恼。但他们恳求:“帮帮我”。

其实,他们不是不懂,而是无奈。

有个老人对李萌直言:“我知道我不该打你电话,但现在家人病了,(没有床位)医院不收,我该怎么办?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热线,我是看见个电话就打,不管是哪儿的电话。”

他们一面“乱投医”,一面四处碰壁。城市的基本功能受损,生活经验随之失效,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极为艰难。

重联

李萌没有办法,她和同事们一起,改变了工作模式。

他们收集武汉各社区的电话,列出长长的表单,包括了社区书记到社区卫生人员,以及其它职能部门联系人。每当接到“打错”的电话,她就提醒对方,还有哪些电话可以打。李萌说,她的工作变成了“心理咨询+社工”。

临时脱离了“本职工作”的人,不只她一个。

王粒丁知道孤寡老人吃饭困难,他对接了商超资源,组织车队在城中奔波,将蔬菜肉食免费送到老人手里。但他本来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婷玉关注非新冠患者,在医疗资源集中挤兑时期,他们即便病情危急,也很难得到及时治疗。婷玉帮他们找指挥部、联系医院和床位。她的朋友评价说:“婷玉老师以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真没想到,她会来做这件事,还做了这么久”。

来武汉前,我报道过“一对送口罩的夫妻”:汪沺和莫莎莎。他们利用积累的人脉,提前订购并持续认购口罩,把它们送到医生、疑似患者、社区工作人员手里。而汪沺是金融从业者,莫莎莎则是一位媒体人。

像他们这样,临时做“社工”的人,其实还有很多。

一位志愿者正把分装好的生活物资送给小区居民

他们用私家车组队,运送医务人员上下班,临时做起“出租车司机”。或者,他们联系省外、境外物资,弥补资源不足。又或者,他们准备一箱盒饭,找遍公园与地道,给生活困难的人一顿晚餐……

他们不属于公益机构,也没和公益组织合作过,所以在严格意义上,他们不算“志愿者”,只能称之为“热心人”。但是,他们在武汉“断联”时期,是重建联系的一股力量。

客观来说,他们付出很多,“出击”很快,灵活性强,但他们提供的帮助有限。他们是“雪中一块碳”,在疫情面前,虽然温暖,但是不够。

相比之下,武汉政府的反应迟缓一些,在早期受到了舆论诟病。但它要做的,不是“散兵游勇”式的救济,而是重新布局“战时状态”,照顾到城里的上千万人,以及他们方方面面的需求,这需要时间。

政府是要兜底一切的责任人,而新冠肺炎导致的疫情,是近世所罕见的考验。

1月底,武汉对病人统一实行“分级诊疗”,疏解了各大医院的看诊压力。给病人看病的一线,从医院门诊转移到社区医院。按照需求,他们会被层层上报、安置。医疗系统开始了秩序重建。

“分级诊疗”不是一个新词,它早出现在各类“医改”文件中,是医疗体系未来发展的方向。然而现实是,“医改”尚未完成,“分级诊疗”还不成熟。武汉的社区医生“临危受命”,一时间,他们的压力之大,不亚于临床一线。

社区医院排查病人,定点医院收治病人,从中对接的是“社区一线”。

他们同样是临危受命,在平常生活中,他们的存在感不高,但在疫情时期,他们不得不挑起大梁,去面对基层最为复杂的时期。

当时只道是平常

“社区一线”最大的问题,显然是人员不足。在武汉动辄数千人的小区,对应的社区干部往往不过10人左右。

用个比喻说,要将武汉重新“连接”,就像重建一个网络。然而,等待处理的“数据”很多,每个“接口”的运输能力却很弱,注定了它无法正常运转。

所以,组织人员“下沉社区”,是势在必行的。

汪沺的公司叫武汉国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是国资公司下属单位,他很快被安排到社区下沉。据他介绍,“下沉社区”的人选范围,从一开始的党员干部,很快扩散到公务员队伍,又很快遍及国企单位。没过两天,“叫我们国企员工全部下沉”。

三位“下沉干部”正守在某社区门口吃午餐向由/摄

刘晶伟下沉到硚口区的万信大厦,此处有约160户居民。他负责监视小区人员的进出。

有的居民不配合工作,2月20日下午,楼里出来一位大姐,她嘴里骂骂咧咧,拒绝体温检测,强硬地离开了小区。刘晶伟只是对我苦涩笑笑,说:“有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来的“下沉干部”有4个人,他们计划两人一班,一天一轮岗。没想到过了一天,有位同事发烧被隔离,他们只好3人一班,持续每天守在门口。“看大门”说来简单,难的是保持体力和耐心,他们对每个进出人员详细解释,并做好登记工作。

“下沉干部”到位后,落实了政府的严管政策。所有居民据守在家,令城市的街道空无一人。每到夜晚,万家灯火亮起,那是武汉最接近往常的一刻。我看着星空般的城市,它与街道的沉默形成强烈反差。

夜时的武汉最似往常向由/摄

那一刻,我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忍耐”,什么叫“代价”,什么叫“英雄的城市”。

汪沺下沉去了“保障组”,他负责的是最直接的民生问题:菜篮子。武汉实行严管政策以来,商场超市不再对个人开放,他们只接社区来的订单。也就是说,困住家中的居民想要买菜,原则上必须报给社区,再作统一安排。

2月22日,一段“武汉嫂子最牛汉骂”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主人公是滨江苑小区的业主“雨儿”,她在群中斥责,中百超市对他们推出AB套餐,属于捆绑销售,同时价格高昂,他们投诉无门。

2月23日,我去了滨江苑走访,“雨儿”没有露面。多名认识她的人士回复说,“雨儿”走红后的压力很大,一度关闭手机。她虽然在网上受到热捧,但在现实中,人们的评价不一。

在滨江苑小区门口,几名小区志愿者在接收物资,他们普遍评价,“武汉嫂子”的重点跑偏,该斥责的不是中百超市,而是小区物业,因为套餐是由物业协商后定的。但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物业领导就不见了,工作做得很差。

滨江苑小区门口的志愿者对接商品向由/摄

滨江苑是武汉社区的一个缩影——

“战时状态”下,社区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内部又有社区干部、物业、业委会和业主群体。四种角色要同舟共济,但现实往往“各有所图”。

重启

以保障组成员的身份,汪沺的观点是:“没有了‘套餐’,我真不知道怎么办”。2月25日是他送菜的第三天,他和另外两名“下沉干部”去了古田一家综合超市,超市仍然制作“套餐”,但受到“汉骂事件”的影响,是最后一次了。

对超市来说,制作“套餐”费时费力,像往常一样散卖反而轻松。

多名店员告诉我,因为要将蔬菜整理打包,超市关停了小的分店,把他们抽调过来,否则人手根本不能应对。他们的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但因为“加活”,要提前两小时到。店里领导更忙,他们要接受订单,按照需求整理仓库,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

一名店员对我诉说委屈:“我们配合工作,做了比平时更多的活,但别人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互相理解就不说了,反过来还怨天怨地。”

武汉超市按“套餐”供应食物向由/摄

其实,类似的情绪很普遍。菜送到社区,汪沺要按名单通知、分发,绝大多数居民主动下楼,三三两两领走了菜,再道一声谢谢。但是,依然会有一两户人家,用命令的口吻,要求把菜送到门口。或者是挑肥拣瘦,又嫌弃菜色不齐、菜品不佳。

志愿者小叶发给我数段视频,抱怨她的工作辛苦。视频里,一位居民不听劝,破坏了路障,从小区里钻出来。其他居民有样学样,陆续钻出来好几个,完全把志愿者的存在当空气。

小叶告诉我“有个更好笑的事”,一个女孩买了咖啡粉,他们联系店铺,花了两个半小时给她送到。女孩看一眼,说要换个口味,坚持退货换货。小叶很失望,说:“我们服务的,就是这样的人。”

她开玩笑说,她也上网吐槽的话,活脱脱又一个“武汉嫂子”。网民又将评论武汉的保障不足,但外界不知道的是,疫情时期下的真实武汉,究竟有着多少无奈。

想到狠时,毛楠楠想拉一个“网络喷子”,就放在身边看她干活。她是一名年轻的社区干部,“活做得最多,骂挨得不少”。她说,要有个人看见他们,就知道基层有多忙碌了。

疫情爆发以来,毛楠楠每天工作16小时,然而工作有如泰山般压着。她没有精力在网上对质,“不能锅都背了,回头又把工作丢了”。

当然,她也遇到过暖心的事。

2月18日凌晨2点多,她才忙完回家。一个女孩在大半夜走,心理难免怕怕的。突然,一束强光从后面打来,她没忍住回头看,原来是一辆警车。警车远远地跟着她,送她到了楼下。双方都没说啥,走了,“都懂得吧”。

陈卓/摄

武汉经历的疫情时期,不能简单看成是现代城市的“失灵”,它的生活细节有着更多意味。截至3月21日,我在武汉40天了。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多种形态的“混合体”,它常让我想起古希腊时期的城邦社会,或者是西周以前的公社制社会。在一段时期,它把现代人强调的个人生活,与群体的集体生活,以最大的程度重叠起来。

所以,它出现了奇特的一面:

以前,人们见面聚会,但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手机,网络上的遥远世界。

现在,人们被“关”在家,无法聚会,但他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关注公共生活。它提醒我们:“身边的悲欢,都和我们有关”。或许,很多人因为这次疫情,才认识了邻居、物业、附近的商超老板。

据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3月24日的消息,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将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武汉正在逐步恢复。

日常生活归来后,这次疫情会留下什么吗?

莫莎莎希望改变一件“小事”。她很为自家的物业抱不平,去年12月,居民们决定换个公司,因为现在的收费太高,双方的合同本已终结。

但在疫情面前,“前”物业依然尽心尽力,对接需求和物资,做得比某些高档小区的物业还好,这就让烦心事少了一大堆。她隐约觉得,物业在疫情过后会有转机,但她不敢十分确定。

(毛楠楠、小叶是化名)

作者 | 向由

编辑 | 李少威

图片| 向治霖 陈卓

排版 | 凑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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