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为武汉独居老人送菜的年轻人

《寻找“无法取菜的”独居老人》海报截图丨受访者供图

摘要:武汉全城小区封闭以来,买菜做饭成了独居老人的难题。儿女不在身边,他们也不会用手机团购,这些问题就落在社区头上。但社区也有漏掉的角落,一个20多人的志愿小组就在捡漏——为独居老人送菜。

2月26日至3月5日期间,他们接触了1000多名求助者,并为其中部分老人送去新鲜蔬菜。生活突然失序的日子里,这些以90后为主的年轻人,与身处暮年的独居老人之间,产生了一些连结。

文|赵佳佳

编辑|陶若谷

武汉独居老人们的存粮不够了。一开始,超市维持着食品供应,大家还能出门采购。2月21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武汉7148个小区已全面封闭。

日常饮食问题成为居民当务之急。年轻人会叫外卖,找跑腿小哥,或者参与社区团菜。年老的人中,大多有儿女照料,而独居老人普遍不愿麻烦别人,觉得自己能将就着过,吃点饼干,冲点糊糊,说:“我们老年人吃得不多。”

社区的工作人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部分容易被忽视的需求,但仍然存在一些被遗忘的角落。

2月26日,一位微博博主发起了为武汉独居老人送菜的志愿项目,志愿者陈小鱼参与到其中。他托朋友做好海报,写上“寻找无法取菜的独居老人”,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贴上。海报很快就传播出去,1000多个好友申请涌进来,把他的微信都快加爆了。

1

被遗忘的厨房

3月1日下午,收到一大袋沉甸甸的新鲜蔬菜时,李牧狄乐坏了,“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过年到今天,才吃上青菜呢!”

武汉“封城”一个多月来,常常煮南瓜红枣粥,就着咸菜和一撮腐乳,吃得李牧狄胃口都倦了,接下来的日子终于可以改善点伙食。

第二天早晨,她给自己下了一碗番茄肉丝面,再取出一条茄子来,切成小条,摆好盘放到锅里蒸软,在砧板上把大蒜一拍,和葱姜末一起放到碗里,加蚝油、生抽,拌成酱汁浇到茄子上,“把热油往上面一泼,它香气就都散出来了噻。”

老人用志愿者送来的茄子做的饼丨受访者供图

李牧狄今年77岁,2005年她的先生去世后,她独自在武汉市洪山区的一间教职工宿舍里度过了15个春节。长期独居,她有一个人过日子的经验,不买太多菜,放坏了浪费。

武汉“封城”后,储备的新鲜菜只支撑到了正月初五,家里只有一个口罩,疫情严重,她不敢下楼,手机坏了,社区的电话也查不到。

这是老旧的大学宿舍楼,一共六层,每层两户,几乎全住的退休教师,他们各自有儿女照料。李牧狄的先生原本是这所学校的一级教授,先生走后,她和邻居见面最多点个头打招呼,“不怎么亲热。”她觉得自己不是本校教职工,被大家遗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直捱到二月中旬,李牧狄在基督教会结识的一个年轻女孩发消息来问候:“奶奶,你现在生活怎么样?有没有菜?”她正在吃饭,用iPad把照片发给人家看,女孩一看就着了急,想找人来照顾,她连忙推辞,说自己还有腐乳、咸菜、红枣这些东西,“我能够吃稀饭就行。”

女孩记挂着李牧狄的伙食,最后,她在网上找到一张为武汉独居老人送菜的志愿项目海报,提交了李牧狄的信息。

2月28日下午,李牧狄接到了志愿者陈小鱼打来的电话。

这个26岁的年轻人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硕士毕业后曾去杭州工作过三个月,但始终无法调整好心态,重新回到武汉,在这里张罗着经营起一家音乐酒吧。有博主发起了“为武汉独居老人送菜”的志愿项目,陈小鱼参与到其中,主要负责信息搜集以及审核。

他托朋友制作的海报被大量转发,一千多人涌进来,把他的微信都快加爆了。随后又有三个女孩加入,分担陈小鱼的工作。他们对求助者一一电话回访,判断是不是无法自行获得食物的独居老人。

像李牧狄这类符合标准的老人,在最开始回访的一千人里有大约二十个,他们独居,不懂线上购物,也没有受到社区帮扶。核实情况后,陈小鱼会把老人的需求对接给负责线下工作的同伴,由他们送菜上门,或者通过外卖平台等方式送到老人手中。

老小区没有电梯,外卖员提着十公斤重的大袋子,在两天后直接送进了李牧狄家里。袋子里装了土豆、上海青、大白菜、茄子、番茄、鸡蛋和里脊肉。351.7元,钱已经被付过了。

李牧狄拍了照片发给陈小鱼,陈小鱼打字给老太太发指令,要她洗手,拿酒精擦擦身子,喷菜袋子,把外衣晾到阳台,还要把口罩扔掉。李牧狄一边照做,一边笑,说陈小鱼简直“跟个小姑娘一样的”。

3月2日晚上,陈小鱼发了个视频在朋友圈,是李牧狄发语音给他唱的歌,老太太唱完了跟他说:“嗓子不好,唱着好玩噻。我想跟你说说话,闹你开心嘛。”

志愿者陈小鱼丨受访者供图

2

告急的江城菜架

2月26日,陈小鱼在武汉志愿团队信息交流群里,遇见了“为武汉独居老人送菜”志愿项目的发起人许无。此后,陈小鱼加入其中配合许无。

陈小鱼觉得,许无这个人像个谜语——他注重隐私,你无法轻易从网络上获知他的个人信息。在志愿活动中,他使用的是微博小号,但还是有不少粉丝。作为志愿者,他拒绝接受募捐,自己花了几万块帮助老人。

许无的谨慎绝大部分来自于作为法律工作者的自觉。他是专攻劳动仲裁的律师,不接受募捐是因为他很清楚,“有法律风险的”。募捐后需要公开账目明细,他说自己“懒得记账”。

一开始,武汉人许无没想过做志愿者。“封城”后,有朋友发求助信息,正好身边有记者在做志愿者,他就转发给记者,可求助信息越来越多,一来二去显得繁琐,记者索性把他拉入了伙。

相比于其他千人规模的民间志愿组织,这个20来人的小团体比较松散,不分部门,也不搞宣传。他们接受各种类型的求助,来一个解决一个。到了2月下旬,独居老人缺食品的日常需求就浮现出来。

大型商超不对个人开放,许无和朋友们只能去找那种小型超市。这个时期任何菜都不愁卖,但他们跟老板说好,老板不收他们高价,也一定会给他们留菜。

一家爱心企业找到许无,委托他对接65岁以上的老人、低保户、残疾人士和军烈属,为他们提供援助。通过许无对接,他们捐来蔬菜粮油,每一批物资都在10吨以上,用蓝色的大货车从重庆运来,望过去尽是胖胖的萝卜和圆滚滚的卷心莲白。

有些爷爷奶奶关在家里吃素菜吃得人都苕了(方言,傻了),听说许无在为老人送菜,打电话给他:“我们想吃肉,家里面有菜,但是我想吃排骨。”有阿姨说:“我看电视上都是跟志愿者说要吃水果,就去买水果来,你们怎么不给我买?”还有的要吃红糖馒头,或者让他捎一副扑克来。

他哭笑不得,只能说:“点菜是做不到的。”他们主要送去的是新鲜蔬菜,以此保证老人们基本的生活。

也有紧急状况存在。3月2日,他们收到老人消息,说家里已经两天没有米了,“老人已经饿得不行了。”许无的电话打到老人所在的街道办分管领导那里,对方立刻跑过去送了菜和米。

还有一位56岁的Paul先生,因为无法使用线上支付而陷入困境。2000年,Paul先生移居香港,父母留在武汉,去年12月中旬,他为了照顾病重的父亲回到家乡武汉,留守至今。

他的生活方式早已和内地脱轨。“封城”初期还能出门用现金采购食材,武汉小区全面封闭一周后,Paul先生家中余粮告尽。

封闭中的武汉小区丨受访者供图

“2月27号,我觉得实在是没办法了,硬着头皮要出去想办法了。”

Paul先生绕着离家200米远的农贸市场转了一个小时,市场上并无店家营业,他一间间叩开店门,问住在里面的人能不能匀一点食物出来。Paul先生形容自己“就像灾民讨饭一样”。一个店主听他说家中有老人,把自己存下来的八块豆腐分了一半给他。

提着人家匀的豆腐走回小区楼下,社区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色防护服告诉他,可以在本子上登记食物需求,社区可以帮忙购买。他并不完全相信,但还是写下“两袋速冻水饺和两袋速冻汤圆”。没想到,四个小时后,他们真的帮他买回来了。

这是Paul先生第一次尝试跟社区联络,但他始终感觉“不顺畅”,社区能买到什么是什么,自己想订购的食品几乎都没有。

就在那天晚上,通过朋友的推荐,他找到“为武汉独居老人送菜”项目的另一个志愿者Sophie。最终,Sophie也没有办法为Paul先生买来他想要的东西,但向他解释了如何跟内地的社区沟通。

3

社区补丁

Sophie是武汉一所国际学校的高中老师,也是陈小鱼的学姐。项目开展初期,陈小鱼缺人手,Sophie是一个可信赖的同伴。

对他们而言,Paul先生和他的父母并不属于目标对象:老人并非独居,社区也在提供帮助。在所有发来信息的求助者中,这一类“非目标人群”占到97%以上。

Sophie会教这些老人如何参与社区团菜和使用外卖跑腿。至于无法线上支付的Paul先生,Sophie则告诉他要相信社区,“站在楼底下的那些工作人员是我们最信任的人”。

这句话并非敷衍。2月29日,Sophie接到一名家属求助,说老人独居且行动不便。那位老人住在一个“还建房”(安置拆迁户的一种居住用房)内,位置很难描述,Sophie打电话到他片区的居委会,想找到具体负责的网格员。

接电话的人听起来是居委会负责人,说:“你等着,我把网格员给你找来。”对方把电话放下,Sophie听见他在电话那头很大声地叫了一个人,说:“你过来!你这里怎么还有个人没有解决?”

Sophie在电话这头都能感受到负责人的火气,她很怕网格员有情绪。可是网格员来接电话时态度竟出奇地好,他说:“你好,怎么了?”

听完描述,网格员准确说出了老人的名字,他前两天还上门送过菜。他说老人坐轮椅,生活没法自理,在禁止外部人员进出的情况下,社区特事特办,允许老人的钟点工两天上一次门,照顾他。老人家属反而对这些近况一无所知。

陈小鱼第一次打电话给李牧狄时,问她你在哪个社区,李牧狄也警惕得很:“你们是不是要举报社区的工作人员?你们不要这样,他们很累的,很辛苦。”

对于陈小鱼和Sophie而言,这是对“社区”刻板印象的一次纠偏,“既然他们做事情了,我们就要告诉更多的人,他们真的在做事情。”

许无也听说,一位50来岁的社区工作人员,曾接电话接到崩溃大哭。“有的社区(人员大量)辞职之后剩下一二十个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接几百个电话。他们确实忙不过来。”他说。

而这群年轻人也在做出自己的努力,重点聚焦在社区未能覆盖的区域,穿行于工作人员的疏漏和力不能及的间隙。

独居老人大多出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饮食很能将就,也不愿意麻烦别人,跟他们交流需要花些心思。Sophie有次打电话给一位老人,老人不知道家属向志愿者求助的事情,还没说上两句话就想挂电话,老人说:“我每天就还好,不是蛮饿。” Sophie问他吃的什么,他说:“我就随便吃一点,我在家都不开火的。”

Sophie慢慢问下去,诀窍就是跟老人“耍宝”,像小孩儿缠着爷爷奶奶一样的语气。老人逐渐愿意讲一点,说家里面条不太够,菜也快没有了。再进一步,他们就放下更多防备心,说“我牙齿不是很好,可能要吃点糊糊那种东西”。

志愿者给老人买的菜丨图源受访者微博

Paul先生在3月4日领到了救灾食品,有一些榨菜和水果,3月8日,社区还打电话给他父母,说要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送一只冰鲜鸡。

他曾经问Sophie可不可以加入他们,也成为一名志愿者。Paul先生对这些年轻人心存感激,他认为弱势群体能够被关注到,会真正体现一座城市的文明。

4

“主要为了安抚自己的情绪,和高尚没啥关系”

对Sophie来说,这原本会成为一个完美假期。她早已订好机票,要去澳洲参加好朋友的婚礼,并作为见证人上台致辞。她选好了礼服,柔粉色的绸缎,试穿时拍了照,笑起来很美。

1月23日,武汉“封城”,一切计划归零。“封城”第二天,她开始制作私人电台,以“武汉加油”为主题,第一期录了十几遍,总是念着念着就哭了,播出的那一版声音都是沙哑的。

每天睡前,她都在朋友圈里打卡,讲述这一天值得高兴的事情,她说想做那个“把希望保持住”的人,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份痛苦。

但她还是无法控制地失眠,度过了很多个直到凌晨三点才能入睡的日子。都说宅在家里就是做贡献,但Sophie始终焦虑,觉得那还不够,直到学弟陈小鱼邀请她加入送菜行动,她终于找到安放自己的出口。

日子重新变得有序,就连周末她也会很早起床,因为心里着急,还有电话没有打。即使在家里,她也会换下睡衣穿上外出的衣服,把齐刘海卷好定型,她告诉自己:“不要忘了,那才是我们正常的生活。”

志愿者Sophie丨受访者供图

疫情解构了整个城市的秩序。许无也第一次在武汉的家里停留这么久,以前365天他多半都在外地出差。职业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有时也让他陷入良知与职业性之间的取舍。

作为律师,他免不了会见到死者家属,通常是站在那些人的对立面,和他们谈判。有的家属会冲上来揪住他的衣领直视他的眼睛,还有的带着年幼的小孩,见面之后就跪倒在跟前。

在做志愿者的过程里,他负担了整个团队的开销,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一次,职业性被排除了,他只需要顺应自己的良知。

陈小鱼加入的另一个志愿小组里,聚集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有个叫陈知白的小伙伴聊过参与志愿组织的理由:“主要就是为了安抚自己的情绪,真的和高尚没啥关系。”

她说:“我也需要世界,大年夜的那天晚上,我把当天收到的红包尽数捐给了另一个志愿者团队让他们去买物资,但是光捐钱还是不够爽,隐隐约约有种隔岸观火的感觉,必须亲身参与,才能抵消这种莫名的内疚。”

陈小鱼也有同感。疫情发生后,武汉的酒吧无法再营业,大量时间空出来,他一开始用看书和观影去填补,安宁自在。但当他知道家里长辈六十年都没有经历过“封城”这种事情时,身在疫区中心的陈小鱼选择参与进这个世界。

独居老人是真正的边缘群体,陈小鱼自己身上也贴着“性少数群体”的标签,他知道被遗忘是什么滋味,同理心把他和那些老人联系在一起。

李牧狄就是位讨人喜欢的老太太,陈小鱼约好要在疫情结束后去探望她。

李牧狄最要好的表哥确诊新冠肺炎在金银潭医院去世,没能迈入新年。但生活仍要继续。她密切关注着疫情发展,手机坏了,就用iPad上网看新闻,认认真真地配文转发。

要是问她为什么关心这些,她会一本正经地说:“我告诉你,虽然我在世上活不久,但是世上还有很多年轻人要活着。我希望,他们可以活得更好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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