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学篆刻:学篆刻的两个重要窍门

篆刻学习,有两个重要窍门:

1、第一个窍门:篆刻中所经常使用的字体,介于篆隶之间(因此打书法基础时要篆隶并进)。其实就是缪篆(也有人称其为“摹印篆”)因为这种字形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方形印面,很好的解决了篆书的圆与印面的方之间的矛盾。

但是,有个突出问题,就是要学习这种字体,人们不易找到系统的临本。

最好的标准样本,当然就是汉印中的“缪篆”,但是囿于印面因素,篆刻学习者如果要练习缪篆书法,却无法展开了大规模的系统临摹,吾丘衍在《三十五举》里说可以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张平子即张衡),但《张平子碑》已经失传;汉碑中也有篆书碑刻,比如《袁安碑》、《袁敞碑》,但这两块碑的字实际是汉篆体势,与缪篆仍有隔膜;

(《袁安碑》局部)

这个问题,直到人们惊奇地发现有一块碑叫《祀三公山碑》才得以解决。

2、第二个窍门:篆刻的重要创作方法论是“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也即在篆刻的实际创作中,写稿要认真仔细,甚至谨小慎微,改而再改,但奏刀时,却一定要大胆。

实际上,一个篆刻学习者真正理解了这两个窍门,才算真正迈进了篆刻学习的大门,这两个窍门,前一个关乎字法、篆法;后一个则在字法、篆法之外,更关乎章法与刀法,两条都很重要!

但请注意,这两条的最初源头,都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浙派西泠前四家之一的黄易。

黄易其人

黄易(1744-1802)字大易,一字小松,号秋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黄易的父亲与丁敬是世交,两人经常“析碑论古,晨夕过从”,黄易受家学影响,年少即喜金石之学,善诗文,工书画,尤精篆隶。

(黄易画像)

黄易受家学影响,很早就开始学习篆刻,最初的启蒙老师是何琪,何琪是丁敬的学生,印风自然法出丁敬,后何琪囿于所学,干脆将黄易荐入丁敬门下,入丁敬门下时,黄易19岁,注意,丁敬19岁,是1762年,这一年距离丁敬去世,只有两三年的时间,据《光绪杭州府志拟稿》记载:“钝丁尝见其少作,喜曰,‘他日传龙泓而起者,小松也。’”这点记载,足见丁敬对于黄易的喜爱以及黄易篆刻水平之高。

(黄易“姚立德字次功号小坡之图书”原石)

我们当然相信黄易在丁敬处受益颇多,但实际上,黄易的篆刻基础,更源于何琪和黄易的自学。

但黄易的篆刻学习并不容易,黄易在父亲去世后,因为家贫,黄易不得不转习刑名之学(生活原因,学诗文书画不能养家,浙江人多出师爷),此后黄易做幕僚多年,后来又在山东兖州、济宁做州府同知,但他金石之心不泯,在山东时,黄易常于公务之暇在山东遍访群碑,所到嵩高岱岳,攀萝剔藓,磨墨捶拓,无碑不搜,《祀三公山碑》就是这样发现的……

当然,黄易发现《祀三公山碑》之后,也异常欣喜,甚至专门刻了一方印,就是“小松所得金石”,如图:

(《祀三公山碑》与黄易的“小松所得金石”)

黄易在边款里说:“乾隆甲午秋得汉祀三公山碑于元氏县,属王明府移置龙化寺,作此印纪之。小松”也就是说,在1774年这一年,黄易在河北元氏县访得《祀三公山碑》,并嘱咐县令王治岐将碑移至龙化寺内保存。

在黄易的生平之中,发现《祀三公山碑》仅是一例,他曾在印作“金石刻画臣能为”的边款里说:“……余素有金石癖,又喜探讨篆隶之原委,托诸手意寄于石,用自观览并贻朋好,非徒娱心神,亦以验学力。”在他的心中,他的篆刻实际上依托于金石成就存在的,他甚至常把治印视作检视自己学力的方法,他是地地道道的金石痴人。

(黄易“乙酉解元”原石)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易最终也成为清代少数跻身一流学者之列的篆刻家,后人把他和钱大昕、翁方纲、孙星衍、王昶并称“金石五家”。

但或者正因为长期的野外探寻访求工作量过大,生活过于艰苦的原因,黄易的健康出了问题,年寿未满60即逝。

黄易的贡献

黄易的篆刻,奚冈评论是“友人黄九小松,丁敬后一人”(“铁香邱学敏印”边款);陈豫钟则在黄易所刻的“鹤渚生”一印的边款里补款说:“余素服小松先生篆刻,于丁居士外更觉超迈”;陈鸿寿也说:“平生服膺小松司马一人”。可见,后续的浙派印人在黄易这里受惠甚多。

我们多次说:西泠前四家在浙派中的位置是这样的:丁敬是开创浙派,蒋仁确立浙派,黄易是丁敬的入室弟子,他和后来的奚冈作用相同,是浙派的巩固者。

(黄易在浙派中的位置)

实际上,仅对于浙派来说,黄易不过是沿袭丁敬开创的浙派印风,关于浙派的印风特征,我们在丁敬、蒋仁章节已经详细介绍过,对于现代篆刻,黄易的杰出贡献即开篇所讲的二点:

1、发现了《祀三公山碑》

《祀三公山碑》是名垂书史且极有价值的碑刻之一,其价值正在于他的“缪篆”字形。汉元初四年(117)刻,篆书,10行,每行17—20字。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名《大三公山碑》(以此区别于同时代、同地域的隶书体《三公山碑》,也称《小三公山碑》)。碑文结体介于篆、隶之间,其实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缪篆”。清杨守敬评价它:“非篆非隶,盖兼二体而为之,至其纯古遒厚,更不待言,邓完白篆书多从此出。”如图:

(《祀三山公碑》实物)

实际上,后世邓石如、齐白石书法即取法此碑,现在我们刻汉印也必精熟缪篆,可知此碑价值。现在我们练习缪篆,要想大规模系统地临习缪篆字体,此碑几乎是临本的不二之选。黄易早就认识到了这种字体在篆刻中的重要性,比如他的“得自在禅”印:

(黄易“得自在禅”与边款)

“汉印有隶意,故气韵生动,小松仿其法。”篆书的端雅,因为有了隶书的波磔,这才有了无限生动气韵。也正是因为缪篆中杂入了隶书的生动,才有了最适合入印的“缪篆”字形。要习得缪篆气息,临习《祀三山公碑》是最好的入门钥匙。

现在市面上,《祀三山公碑》一张墨本拓片也价值不菲,原因即在于此碑的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黄易访得此碑于民间,功莫大焉。

(《祀三公山碑》拓片局部)

2、小心落墨,大胆奏刀的方法论

我们现在经常对初学者说“篆七刻三”,意思是说,刻一方印,篆得好不好,其实占了七成,而用刀施刻的对最终效果的影响,只占三成。其实这种理论,最早起源于黄易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

关于篆刻创作,刻后的修改是次要的,创作时,要把精力化在构思上,印稿构思设计过程中,对线条的形态、质感都应考虑清楚,在上石之后,又要提前弄清楚准备将每一根线条刻画成什么形态,有怎样的质感等,石质材料的材质走向等,也要提前成竹在胸,然后才能动刀刻画,一但奏刀完成,修改的余地就很小了。

(黄牧甫:“国钧长寿”边款)

关于这一点,后世的黄牧甫也大有心得,他的“国钧长寿”印边款里说到:

“篆刻之难,向特谓用刀之难难于用笔,而岂知不然。牧父工篆善刻,余尝见其篆矣,伸纸濡豪,腋下风生,信不难也。刻则末一亲寓目焉。 窃意用刀必难于用笔,以石之受刀,与纸之受笔,致不同也。今秋同客京师,凡有所刻,余皆乐凭案观之,大抵聚精会神,惬心贵当,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余乃悟向所谓难者不难,而不难者难,即此可见天下事之难不难,诚不关乎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彼局外之私心揣度者,无当也。质之牧父,牧父笑应日:‘唯’。因并乞为刻于石,亦以志悟道之难云。乙酉秋,西园志。”

这是黄牧甫的国子监同学在边款里记载的黄牧甫刻印心得。重点是“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

总之,在篆刻的创作过程中,对于每一方印的创作,创作过程中,“经营”要尽可能地靠前!即多写印稿,少动刀。在篆刻的学习的临摹过程中,对于每一方临作,也要思考清楚临这一方印能得到什么,需要注意什么,然后再动刀,临印要尽可能多临几遍,只是每一遍动刀之前都要提前思考清楚,思考重于镌刻。

本文重点介绍的篆刻两个窍门的来历,关于黄易的作品,请见拙文《印人传:“西泠八家”之黄易》。

(【零基础学篆刻】之24,部分图片引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