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猪缺钱缺信心:中小养猪户有多难,猪肉价格就有多高

生猪存栏数量下跌幅度前所未有,占猪肉市场供应半壁江山的中小养殖场们或面临萎缩,或复产艰难,可以部分解开猪肉价涨之谜

图/视觉中国

文 |《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 | 朱弢

2019年末,中国的生猪存栏数量比前一年减少了1.1亿头猪,同比下跌27.5%,这是2020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近20年来,这个下跌幅度前所未有,今年疫情冲击之下,生猪养殖和供应就更趋紧张,猪肉价格因此始终难有明显回调。

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中国有2600万个养猪场户,其中99%是年出栏500头以下的中小场户,中小养殖场户生产了全国一半的猪肉,是生猪稳产保供不可缺少的部分。农业农村部还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中小养殖场户的帮扶带动力度,加快推动恢复产能。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生猪复产的政策,涉及财政、金融、土地、环评等各领域,为促进生猪生产护航。中国消耗的猪肉总量近全球的一半,生猪保供事关居民的“菜篮子”和“钱袋子”。

在这种形势下,那些猪和养猪户们经历了什么,生存情况如何,他们能否尽快顺产复养,从而适度增加供应、平抑居高不下的猪肉价格?

今年元旦前后,在全国生猪养殖大省、生猪调出大省河南,《财经》记者走访河南安阳、洛阳、驻马店等多个市县后发现,占猪肉市场供应半壁江山的中小养殖场们,或面临萎缩,或复产艰难,这可以部分解开猪肉价涨之谜。而各方面切实行动,帮他们解决有关养猪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底层开始缓解猪肉生产与供应的难题。

争抢仔猪,养猪有利可图

在豫南地区从事生猪交易的猪经纪人杨智(化名)经历过多个猪周期,这一年来的经历还是让他有“坐过山车”之感。2019年7月,生猪出栏价约18元/公斤,现在18元只是每斤的价格,相当于价格翻了一倍。去年10月和今年2月,生猪价格一度逼近40元/公斤,与此相应,一些地方猪肉价格最高时则冲破100元/公斤。

猪价高企,价格又不稳定,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增多。去年12月,一个客户向杨智订了两车猪,近200头,出栏价是37元/公斤,“当天晚上拉走一车,第二天另外那一车客户不要了。估计是看掉价了,一天价格跌了近3元/公斤,拉过去至少赔5万元。”他只好取消第二车的订单,被猪场罚款了事。

现在杨智却被要猪的电话追着。他合作的一些大猪场,需要先交少量定金,竞拍中标后当天下午打全款。一车百十头的猪70万元左右,浙江的一个客户订了三车猪,全款200多万当天打过来,“俺俩都没见过面。有的小老板听说要先交定金,还害怕,这猪都没见到呢。”还有一个客户,一次从他那订了八车猪,竞拍前跟他商量出价时,“就说今天志在必得,有多少都打包要了。”

这都因为猪源紧张。杨智告诉《财经》记者,前几年他每天接到的电话90%是卖猪,现在90%是买猪、找猪,“买猪时经纪人也不再挑大小肥瘦,就问有猪没有。主动权从经纪人转移到卖猪人手中。”

从事生猪交易20多年,杨智以前主要活跃在河南正阳县一带,正阳县是全国养猪大县、河南省生猪调出第一大县。现在即时通讯发达,他坐在家里就可以联系全国的养殖户和买猪者,完成交易后赚取信息费。

这并不只是杨智个体的观察,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从2015年起,生猪存栏连年下降,去年末生猪存栏量比2015年末少了1.4亿余头。

近年来生猪减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散养户退出、猪周期的影响、“南猪北养”的政策调整、因环保关停猪场,及2018年起肆虐的非洲猪瘟。但生猪减少在2019年尤为明显,2019年末生猪存栏3.1亿余头,一年中少了1.1亿多头猪。

猪肉是中国大多数居民的主要消费的肉类食品,人均年消费40公斤猪肉,生猪保供事关居民“菜篮子”和“钱袋子”,政府层面尤为重视。多位养殖户向《财经》记者表示,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农业口工作人员向他们了解生猪存栏数量,河南省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还纳入直连直报的监测系统,猪场定期上报存栏量。

生猪减少,必然传导到猪价和养猪户接下来的养殖计划。今年2月,情况又变了,杨智接到的买猪电话大部分是买仔猪,“从大场到小场都在买仔猪。”

活跃在豫北地区的猪经纪李恒(化名),也观察到市场对仔猪的渴求。“现在大场、集团公司都在抢仔猪,砸钱买”。一头30斤的小猪,散养户进价在1600元-1800元,大场进价在2000元-2200元。“集团公司、大场需要的量大,对猪的质量要求高,经快速检测试剂盒检测合格后才能交易,因此价格相对高一些。以前人穷才养猪,现在大力养猪的都是有钱人。”

在洛阳经营猪场的王祺(化名),2月16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仔猪火爆预定的信息,并配上一段小猪吃食的视频。很快,他接到多个业务员的电话,“这个也问,那个也问,即便是在交易过程中,还有几家公司咨询。”

3月初,王祺和一家养猪企业签下仔猪交易合同,1000头小猪均重约14斤,卖价约每头2000元。上个月,他出售200头仔猪给一个散养户,当时一头小猪的均价是1600余元。“大公司到处找猪,推高了仔猪的价格。”

资金难题,中小养猪户家底很薄

进入春季,天气渐暖,正是养猪补栏的时节,但高涨的仔猪价格让农户却步。河南新乡市获嘉县的一名养猪户张明(化名)的猪舍里现有50头母猪,比2017年行情好时减产近75%。这些母猪是他的猪场自繁自养留下来的,买猪补栏对他来说价位太高,“家庭养殖场不少都赔钱,哪还有资金投入,等有钱了再说吧。”

在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河南正阳,与猪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于清(化名)暂时也不打算补栏了。去年他有150头母猪,7月因猪肺疫损失50多头猪,又卖掉近50头后备母猪,现在还有母猪约50头。与很多农户不同,去年他出栏的1000多头猪大多赶上高价,去除饲料、猪用保健品,获利140多万元,一年赚了原来两三年的钱。

于清告诉《财经》记者,暂时不打算买仔猪扩张,一是价高,二是还听说有疫病暴发,“现在我猪少,养殖密度不大,之前一些(养殖场)因为疫病清场的都是密度太大。”

养殖户普遍担心的是非洲猪瘟。非洲猪瘟病毒是一种烈性传染病,高致病性毒株死亡率可高达90%-100%,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非洲猪瘟流传近百年,2018年进入中国,同年8月辽宁沈阳暴发首例非洲猪瘟疫情,随后由北到南扩散至全国。

今年1月8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确诊发生第一例到现在,“全国共报告发生162起非洲猪瘟疫情,扑杀120万头。”为扶持生猪生产,中央财政新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7亿元和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资金2.2亿元,已经拨付到县。非洲猪瘟扑杀补助标准为1200元/头,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比例分别为40%、60%、80%。农业农村部曾表示,国际扑杀标准一般为市场价格的50%至100%,中国的补助标准达到75%左右。

河南省公布的非洲猪瘟疫情有两起,其中一起发生在新乡市获嘉县。2018年9月14日,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检测确认,获嘉县太山镇程操村汇鑫牧业养殖场感染非洲猪瘟,发病生猪148头,死亡64头。

从获嘉县去往太山镇程操村的路上,公路旁偶尔可见几个养猪场,有的闲置,有的写着转让。获嘉县曾经是河南的畜牧强县,但近年来因猪场添加瘦肉精、暴发非洲猪瘟疫情受到影响。

去年12月底,《财经》记者来到获嘉县太山镇程操村村北的汇鑫牧业养殖场,场内大门紧闭,办公区也看不到有人走动。《财经》记者拨打养殖场负责人周善智的电话,一名女士接起电话后说,他们“没有复养”。

“不敢上猪,现在上不起。”距离获嘉县近100公里的养猪户李月(化名)感叹。她是河南省某直管县的一名农民,从6头母猪养起,养猪20年,去年发展到大小猪1000余头。但厄运突然而至,去年1月猪大批死亡,去年12月又相继死去几十头猪,目前还有30多头母猪和几十头小猪。

去年12月28日下午,《财经》记者见到李月时,她正在和丈夫生闷气。丈夫和衣而卧躺在院子里的汽车后排座椅上睡觉,“他躺这两天了,不吃饭也不说话,他这是生气、埋怨我。”

李月告诉《财经》记者,几天前她在产床上看到小猪耳朵发红发紫,担心小猪生病,后来有人介绍一种饲料搭配三种保健药,据称可以预防疫病,她借了3000多元买了一吨。当时丈夫主张卖掉这批猪,找好了猪经纪人,她没让卖。可是药和饲料用物流发过来,连包装都没有,也没挡住猪发病。“我俩搁家里打架,他也是气得没法儿。”

院子里的板车上,还堆放着小猪的尸体,等待无公害处理。夫妇俩本来希望这批猪可以卖个好价钱,现在希望泡汤,养猪损失再次加剧。去年1月初,她的猪发病死亡时,她报告给当地畜牧部门。李月说,“来人抽血抽了三头猪”,但最终结果她并不清楚,阴历年前猪发的病,到了2019年春节后70余头母猪和500多头育肥猪被无害化处理,“保险说是非正常死亡,只能报少量”。她没拿到扑杀补贴。

去年8月,李月到当地农业农村局反映扑杀补偿问题,并被受理。李月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显示,李月家的猪场发病后,县政府决定协调保险公司为发病猪场先期开展最大程度的理赔,剩余小部分政府兜底。猪场共有近百头母猪,实际投保不足一半,“故没有对其病死猪进行最大限度的理赔”,“最终仅按照顾和规定”为其理赔6万余元。

这份意见书还称,对死亡的生猪进行就地无害化深埋处理后,李月的核心诉求是按扑杀进行补偿,“该诉求不符合上级政策(因为没有扑杀),无法发放补杀补助,为最大限度减少你场损失,尽快恢复生猪生产:我局决定从上级下达的恢复生猪生产资金中拨付10万元给你场。”李月告诉《财经》记者,因他们对处理意见不满,最后又多给了几万元。

养猪多年遭此重创后,李月15岁辍学的儿子外出打工,最近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又赋闲在家。

豫北一名养殖企业负责人祁亮(化名)同样发愁资金。此前高峰时他有1000多头母猪,年出栏量2万头。2018年底他的猪场发病,上报之后进行就地无害化处理,减产上万头,其中大部分是活猪被处理掩埋。

3月初,祁亮告诉《财经》记者,一年多以来他多次与政府沟通,补偿款至今未落实。祁亮希望拿到补贴后,能够有钱补栏,当地大场的7公斤仔猪,价格已经高达每头2400元。现在后备母猪的价格已经从2018年底的每头2000元涨至6000元。“补贴款下不来,干什么都没法往前走。如果补偿款能早点下来,就能更早开始复养。”

复养门槛,养猪户的挣扎

亟需生猪复产资金的祁亮,期待能得到政策扶持。

为扶持生猪复产,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也是市场低谷期政府出台政策性扶持的惯常做法。年农业农村部两次发文助力生猪生产,多次会议对全国生猪稳产保供作出部署。12月6日印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要确保2020年年底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的水平,2021年恢复正常。

方案指出,落实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保障养殖用地,落实生猪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政策,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用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落实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帮扶中小养殖户恢复生产等。去年3月出台的政策还包括,尽快研究出台对种猪场、地方猪保种场和规模猪场的临时性生产救助补贴政策,协调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担保功能,为生猪养殖场户申请贷款提供增信支持等。

祁亮希望申请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去年9月由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开始实施,对2020年底前新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猪场(户),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予一次性补助。中央补助比例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最低不少于50万元,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此前祁亮猪场的年出栏量超2万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一般指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

但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有严格的门槛和资金分配额度要求。去年10月,祁亮了解到河南省细化的申报标准:年出栏必须在1万头至5万头之间,且各地根据2018年生猪出栏量和前期调查,测算各地可申报项目分配指标,各市一般就两三个名额。为了申报成功,祁亮找专业人员设计申报标书,但最终失败。

申请银行贷款同样困难重重,祁亮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向亲朋好友筹借。他称,当地还不允许生猪、猪场做抵押物申请银行贷款,他只能以个人商品房作为抵押物。去年,他申请200万元的银行贴息贷款,当地银行还只贴部分利息,“算下来拿到1万多元的贴息”。

不少中小规模养殖场都面临融资困难。王祺在洛阳的猪场年出栏量三四千头,他想再建新猪场需要资金支持。去年11月洛阳市政府组织银企洽淡会,方便有贷款融资意向的养猪企业直接与金融机构对接,当时有王祺在内的多家规模化养殖企业参与。“市政府和金融办很重视,把一些银行行长叫过来,让行长亲自参与对接。”

但对接并不理想。王祺表示,洽淡会不久,五六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找他,“但是一摆条件,贷款方式还和以前一样,首先问你有没有房产或者什么东西做抵押物?养猪企业最大的资产在猪和猪场上,房产能有多少钱?最后就没贷成。”

但多个养殖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扶持政策看得到但“落不到自己头上”,现有政策比较倾向大型养殖集团。

以贷款贴息为例,据去年9月《农民日报》报道,河南省力争2019年-2022年每年外调生猪保持在1700万头以上,河南省委、省政府研究制定了具体支持措施,落实“两场”贷款贴息政策,对154家养猪企业给予1.1亿元的贴息补助。

另据牧原股份去年12月25日发布的公告,根据河南省《关于下达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资金的通知》、湖北省《2019年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情况公示》,收到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补助共计7300万元,这些补助已由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八家子公司入账。

小型猪场的日子也不好过。王祺在去年以前还代理饲料销售,与当地和周边县市中小规模养猪场、散养户联系密切。他告诉《财经》记者,不少猪场复产不理想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资金,造成主动补栏困难,不少养殖户负债累累,2018年行情不好,一年都不赚钱,春季生猪出栏价跌到5元一斤,后来疫病暴发,一些养殖户恐慌性抛售、减产。“很多养殖户一直在借钱养猪、赊账养猪,饲料款还赖着。”

到目前,还有30多家养猪户拖欠王祺饲料款。疫病暴发后,担心小养殖户防范能力不强,“他们欠我钱我害怕他们的猪发病,我就免费赠送消毒液。”再后来他看生猪减产严重,饲料销售一度陷入“停顿”,去年春季他停掉饲料代销业务。

饲料欠款王祺也没急着去催要,之前还有讨债公司主动找到他,提出替他讨债,他也拒绝了。他说,自己也是养猪人,“养猪户不容易,真是没钱,有点钱他们还想复养赚钱,你去要他们会非常为难,不能把人家资金一点点挤光了。”

猪经纪李恒也同时兼卖饲料多年。他说,自己也有100多万元欠帐,“在外边飘着,都是周围县里面养猪场欠的饲料款。”去年底,他起诉了获嘉县的一个养猪户,对方年出栏量在上万头,因减产严重,不再养猪外出打工。“我是没办法才起诉,起诉他是因为当时签的借款协议有担保人。”河南正阳的一名饲料销售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此前一名养殖户因环保政策不养猪了,为了还饲料款,“给了我20多头小猪抵账”。

直面猪周期,风险需要合理分担

46岁的王祺养猪18年,他把养猪事业比作赌博,赌对了、踩准了节奏,就能赚钱。2001年在外打工几年后,他回到家乡在老宅墙外建起猪舍,买入40多头猪,一共投资8000元。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养几头猪,现在经历过四五轮猪周期和疾病淘汰,一个村子没剩几家养殖户,他的猪场发展为规模化养殖企业。他能历数过去每3年-4年一次猪周期的高峰和低谷,还记得当时的猪价和每隔几年猪身上爆发的发病率高的疾病。

猪周期的运行逻辑看似简单,即肉价高时,提高母猪存栏量,致生猪供应增加,随后肉价下跌,养殖户减产、淘汰母猪,这又导致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以此反复。每一次价格低谷期都会淘汰一些养猪户,重新调整生猪养殖结构。但复杂性在于,产业政策、环保因素、原料价格、疾病等外在因素会影响养殖户的养殖行为,养殖户也会进行养猪收益与投入其他劳动收益的比较。因此踩准猪周期并非易事。

王祺经历第一个猪周期时,完全惨败,随后渐渐能把握住行情,又介入生猪交易、饲料、兽药、冻猪肉等领域,深入养猪产业链各环节。“后来每次低谷我的猪最少,在高峰时及时退出,速度要快,胆子要大。”预估到这几年的行情,2017年他卖掉100多头母猪,留下少量母猪,去年6月补栏100多头母猪,现在陆续产仔猪,赶上这波仔猪的高价。

为加快生猪生产,从中央到地方提出破解养殖用地难题,明确提出生猪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王祺希望今年能拿到新的土地建猪场,“规划和环评手续正在做。”

减产损失巨大的祁亮,现在进退两难。他希望能有资金补栏,恢复以往的规模,猪场是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心血。

李月表示,喂猪多年使她落下腰病,50多岁了也不适合出去打工,只能继续在养猪的路上“往前走吧。”

获嘉县的张明说,如果不算这次疫情,养猪20多年总体算下来是赚钱的,当地人均六分地务农支撑不起家庭支出,“还能雇几个年龄大点的村民帮助他们创收,年轻点的都外出打工啦。”

也有人不得不退出这行。河南滑县的一名饲料商,此前养了17年猪,靠养猪积攒的钱翻建了家里的房子,但恰恰是在去年,在猪肉价格上涨期间,这位饲料商开始不再养猪,因为相比过去,各种养殖成本和风险上升更快。

正阳县的养殖户于清,算是比较幸运。此前他从事生猪交易,往外运猪。2008年,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对新建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给予财政补贴。次年,于清转投养猪业,申请到15万元的猪场建设补贴。虽然去年赚了140多万元,今年他并不打算急于恢复到之前的规模,准备观望一下非洲猪瘟疫苗的进展。

去年7月,于清的猪发病时,他担心得吃睡不香,甚至照着听说的偏方在猪饲料里混入打碎的蒜瓣,所幸只是猪肺疫。现在他尽心照料他现有的猪,给猪喂食大品牌的饲料,添加鱼粉、乳清粉,“谁让它贵着呢”。

对于生猪复产,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集团化养殖场和超大型的规模化养殖场,融资能力强,迎来扩张机遇,业绩增长较快,这在一些养猪上市公司的财报里均有体现。小规模的养殖场和散养户,复产所需资金量不大,“而且船小好调头,灵活性也强。”

比较尴尬的是中型规模化养殖场,复产投资可能需上千万元,融资困难。因此,这位业内人士认为,生猪养殖结构将可能有所调整,未来的主力军是大型养殖集团和中小养殖户,中小养殖户数量众多,“整体出栏的猪估计占一半以上”。“如果政策到位,农民有钱赚自然有复养的积极性。”他说。

河南省养猪行业协会的一名人士表示,部分养殖户缺乏复产资金,又信心不足,“一是生猪复产的财政、金融政策提供的支持有限,二是一些政策不能实现、难以落地,三是银行向普通养殖户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对此,《财经》记者还联系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采访生猪复产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复产形势,至今未获得回复。

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或许在将来能有所缓解。今年3月19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发文,将享受临时贷款贴息补助政策的规模猪场条件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年出栏500头以上;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要积极为符合担保要求的种猪场(含地方猪保种场)和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提供信贷担保服务;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并积极稳妥开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

今年3月初,祁亮收到市金融工作局有关收集整理银企对接项目的通知,各企业可向主管部门提出融资需求。祁亮询问得知,此类融资需求倾向有住房抵押或者担保公司担保,最终融资需求是否被满足还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