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资产十万亿两年难破，交通银行能否守住第六大行？
文 | 《财经》记者 张威
编辑 | 袁满
在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拥有百年历史的交通银行（以下简称“交行”），正在承受因自身转型带来的阵痛。
3月27日傍晚，交行披露年报显示，该行资产总额达人民币9.9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93%，增速连年下滑，该指标在2016年至2018年分别为：17.44%、7.56%、5.45%。
而早在2017年末，交行资产规模已经突破9万亿元，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家国有大行在资产规模突破十万亿路上走得艰辛。
同一时间，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银行总资产达到22.77万亿元,同比增长7.06%；工商银行资产总额达30.1万亿元，同比增长8.7%。
数据背后，交行的第五大国有地位已经被撼动，去年年初正式加入国有大行行列的邮储银行，在去年一季度资产规模一举突破10万亿元，超越交行。
资产规模之外，交通银行的其他几项关键业绩指标也早已承压，2015年，招行的营业收入全面超越交行，2017年一季度，招行的净利润赶超交行。在总资产规模上，招行也在以年增近10%的速度快速成长。其年报显示，2019年末总资产达到7.42万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9.95%。
对于交行未来的发展，该行董事长任德奇在3月27日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交通银行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坚守建设最佳财富管理银行的目标不动摇，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交行战略的内涵，即核心要义是创造更多价值，提升最好服务，建设具有财富管理特色和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银行。
部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界人士表示，对于任德奇而言，交行未来发展如何，不仅仅要看接下来的战略，还要看原有的体制机制能否改变；对于交行的人来讲，一段时间以来，交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领导更换过于频繁。
总资产环比降200亿元
年报数据显示，交行2019年末资产总额达人民币9.91万亿元，虽然年度同比较去年增长3.93%，但环比三季度末却罕见下滑200亿元。
据《财经》记者了解，交行资产总额下降主要是因为该行压缩了同业资产规模，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高收益的贷款资产中，2019年该行压缩低收益的同业资金超千亿元，同时，年末贷款余额环比三季度增加近千亿元。
2019年末，交行人民币贷款余额49259亿元，是交行五年来较高的一个水平，交通银行副行长郭莽说，“总资产增长相对平稳，重点在调整结构、优化供给。”
接近交行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同业资金下调说明交行是有意为之。“自从有了同业业务，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很快，但是从监管政策来看，监管并不希望银行靠同业业务发展扩大资产规模，这对交行是一个好的现象。”
一位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资产总额季度减少200亿元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而且200亿元并非是一个很大的数据。但是作为国有大行，交行资产规模近年增速放缓值得关注。
交行资产总额波动下降的背后，反映其转型升级正在推进。一位交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交行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两个方面：资产端注重内部结构调整，增加高收益贷款的同时，实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第二，不追求资产规模的高增长。
业内人士认为，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大力发展零售业务的招商银行，业绩好于交通银行也在情理之中，交通银行主要以对公业务为主。而宏观经济一旦出现好转，未来交行的对公业务优势也会重新显现。
现实中，交通银行对公业务优势正在逐渐降低，零售业务的优势尚待确立，在经济难以预期见底的当下，交通银行的转型是一种必然。
郭莽介绍，2019年交行净利息收益率1.58%，同比提升7个基点（注：1个基点即万分之一），成为拉动盈利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他也表示：“2020年银行的息差将承受压力”，主要是受MPA（宏观审慎评估）利率定价考核，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利率下行，以及疫情对贷款定价和资产质量影响的综合判断。
而受疫情影响，银行不良率面临反弹压力。交行执行董事、副行长侯维栋表示，2019年交行不良率较年初下降0.02个百分点至1.47%，处于近年来的低点，但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资产质量将受到一定影响。
力图改革破局
上述情况为交行接下来的转型之路带来了新的挑战。现实中，近几年来，自从某些业绩指标被招商银行超越，在市场地位以及业务发展方面，交通银行一直试图破局，并曾寄希望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称：“混改”）来改变所处的尴尬局面。
2014年7月，交通银行在业内首个提出深化改革的建议。2015 年6月，交行深化改革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同意。
2016年，时任交行董事长牛锡明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交行作为第五大银行，要在用人上做出根本性改变有难度，因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实际，但作为改革也需要有实质性进展。
“混改推进比较困难，与相关的机制体制有很大关系。”某交通银行人士提出，混改由牛锡明董事长在位时提初，交行也一直试图寻找新的改革窗口。
交行亦在加强部门改革，《财经》记者此前报道，2018年，交行分别成立公司、同业和零售三大业务板块，目的是希望板块内业务能够更好协同，提高业务效率。“板块改革是业务经营需要，业绩压力大，要奋力赶超。”交通银行某中层人士曾向《财经》记者坦言。
一位银行业分析师指出，交行拥有比较好的业务基础与风险、客户优势，当前，银行业已经走过规模扩张阶段，进入精耕细作新时期，管理能力对一家银行而言至关重要。
“随着任德奇从行长跃升为董事长，其权力范畴也从战略执行向战略制定延展。”上述交行人士指出，从一家董事长的角度来看，他会思考如何将银行做大做强，与此前行长将业务做好的职务定位截然不同。
在发布会上，任德奇再次指出持续深化改革，激发金融活力。以流程再造为重点，做强金融机构治理经营特色化发展的能力，提高全集团的战略协同力、响应力和执行力，将一个交行一个客户理念真正落地，转化为交行价值创造的能力。
上述分析师指出，交行定位财富管理银行，这个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是交行需要在操作层面和执行层面加强力度。交行最大的问题并非是被招行赶超，而是其如何提升自己，包括企业文化、执行力度以及对市场的把握和风险控制等。
部分接受采访的业界人士表示，对于任德奇而言，交行未来发展如何，不仅仅要看接下来的战略，还要看原有的体制机制能否改变；对于交行的人来讲，一段时间以来，交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领导更换过于频繁。
掌舵人更迭过频
在业内人士看来，对比几家大型商业银行，交通银行的高层变动较为频繁，2018年2月，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不再任职交行，此前，牛执掌交行近五年时间，在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交行董事长、行长几经更迭。
当时接替牛锡明出任交行董事长一职的是时任行长彭纯，之后在该行行长空缺四个月后，2018年6月，任德奇从中国银行转战交通银行，任该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随着任德奇加入，交行“三长”曾一段时间补齐：董事长彭纯、行长任德奇、监事长宋曙光，不过这种局面仅维持到去年初。
2019年1月，交行原监事长宋曙光，调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同年4月，仅仅掌舵交行一年有余，彭纯再度回归中投公司，出任党委书记、董事长。之后，交行“三长”中，董事长、监事长职位均为空缺，在这期间，任职行长不足一年、还在熟悉交行情况的任德奇，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
直到去年12月，相关组织部门对任德奇本人考察之后，任德奇正式出任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
对于任德奇升任交通银行董事长，金融市场以及交行的人并未感到意外。“任行比较特殊，到达交行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他到交行不久就没有了董事长。”一位交行人士向《财经》记者感叹，作为一个暂时履行董事长职责的行长，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和直接当董事长还是很不一样的。
市场人士认为，任德奇到交行最初的一段时间，更多是处于观察的状态，随着正式就位，其在建行、工行的经验也会带给交行价值参考。交行的人则相信，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任能看明白交行与其他银行的差距，以及需要改进的方面。
“我们下面的人还是蛮期待的，因为之前董事长一直不定，对交行来说是很不好的。从任行角度来讲，在正式任职董事长之前，很难真正开展很多事情。”一位交行人士说到。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任德奇被交行人评价为，带有很强的工科思维，做事讲究条理。根据任的履历显示，任德奇出生于1963年，198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在进入交通银行之前，任德奇先后在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任职多年，2003年8月至2013年10月，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信贷审批部副总经理、风险监控部总经理、授信管理部总经理、湖北省分行行长；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担任中国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2014年7月，任德奇加入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高度。进入中行一年之后，任于2015年10月起兼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2016年9月起兼任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总裁，2016年12月起任中行执行董事，在离开中国银行前夕，任位列中行第一副行长之位。
上任董事长之后，任德奇会从哪些领域突破交行现有的局面，备受市场和交行人关注。“交行行长应该还要空缺一段时间，所以，新董事长不仅是整个战略，而且从整个执行角度是一把抓，这对任总体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好事，做事情会更明确一点。”一位交通银行人士坦言。
寄予科技再突围
交行高质量发展转型收益颇显。
2019年，交行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人民币772.81亿元，同比增长4.96%；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0.02个百分点至1.47%，拨备覆盖率171.77%；资本充足率全面提升，年末资本充足率达14.83%。
尽管交行管理层在线上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去年交行多个数据呈现亮点新高，鉴于一方面被四大行甩在后面，另一方面被邮储、招行施压，进一步的突围还有待交行来完成。
交行正寄希望科技引领该行未来的发展。
数据显示，该行报告期内境内的科技人才同比增幅为60%，占比为4.05%，比上一年提升了1.33个百分点。同时，该行正在加速推进金融科技的三项重点工程。
一是确定了IT架构的转型方向，由集中式向集中与分布式并行转型，落实自主可控策略。二是IT管理架构的优化，充足了一部、四中心、一公司、一研究院，成立了业务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敏捷迭代的分业务条线的科技团队。
“在金融科技的应用上，公司金融业务推广云端银行等产品，打造链接金融生态、健全金融生态，通过金融家产品孵化出近20种产品，上线对接客户超过5000户。”郭莽介绍，在金融科技运营方面，新版的手机银行在三个月前上线，现月活跃数已超过5000万户，在数据应用方面，精准了解客户需求，相关客户的资金留存率已超过96%。
郭莽指出，坚持科技引领是交行推进战略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金融科技一定是商业银行现在和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去年也是交通银行数字化、智慧化转型步伐提速最快的一年，投入占收入的2.57%，未来有望突破5%—10%。“
在具体实操上，郭莽表示，交行当前重点着力做好三件事：一是新一代核心系统的建设加快完成，到2021年要基本建成分布式的通信系统，实现IT的敏捷、数字化、智慧化；二是构建科技和业务融合的体制机制，加快敏捷反应；三是提升数据治理，将科技引入到金融管理的全链条。
但在金融科技这条路上，仍可谓劲敌不少。
去年，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2018年“陀螺（GYROSCOPE）”评价体系评价结果，其中体系智能化能力披露了各家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真实投入，从数据来看，上榜银行的金融科技投入从此前普遍占总营收的1%升至2%，部分城商行金融科技投入占比达到了3%以上，以此进行计算，银行业整体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一年就近千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