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匝对话王文锋:基督教应当深刻反思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的不合理并不在于其对伊斯兰教的反击,而在于其本身行径有违基督教的教理原则明确地说,抵御和反击伊斯兰教的武装入侵是合情合理的,但处理的方式不应该由福音性的教会机构采取暴力性的战争手段。

十字军东征的不合理性在于不符合耶稣教导的“政教分立”原则,根本上没有理解新旧约对战争所赋予的不同内涵。因为耶稣曾对门徒言明“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教会要遵守“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的教导

萧三匝:很多人对基督教在中世纪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事件不理解,认为这种武力征服行动是基督教所犯下的罪恶。你如何评价十字军东征?

王文锋:基督徒首先应该要有一种实事求是地面对过去的态度,勇于承认历史污点。基督徒越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越说明你对上帝信仰真实其实《圣经》所呈现的历史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帝选民的过错;另一方面是上帝选民的虔诚。有意思的是,谈论过错的地方要远远多过谈虔诚。因为上帝很真实,所以祂所启示的《圣经》也很真实。

不久前,一位网友问我,为什么《圣经旧约》出现的事迹负面信息要远多于正面信息?比如被称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民在出埃及的过程中就屡屡因为得罪上帝而被惩罚。如果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为200万左右的话,为什么最终成功进入迦南地的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两个人?他还列举了《圣经旧约》以色列民的39个王(南北国合计),发现其中只有8个好王,80%的以色列王都是坏王。这是为什么?

我回复他说,这至少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一是《圣经》的记录是很真实的,绝不因为以色列民是上帝选民就偏袒他们;二是上帝很公正,绝不因为以色列民是自己选民就降低要求;三是被上帝拣选的子民应要格外谨慎,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可夸的余地。

事实上,上帝的公正绝不仅仅体现在对外邦异族的公义审判上,对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尤其是如此。如果从公元前586年亡国开始算起,直到1948年重新复国,以色列的亡国时间是2500年左右。由此可见,上帝对自己子民的要求更高如果拿世俗标准衡量,《圣经旧约》中很多以色列君王或选民的行为并不坏,但正因为他们是上帝选民,因此就得按更高的标准审判。

回到十字军东征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还原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事实上,此事的爆发有非常特殊的历史处境。

萧三匝:那请你讲讲当时的历史背景。

王文锋:对于十字军东征的问题,历史上的研究非常多,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各方看法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正如你前面所提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世界发动的武装侵略和财物抢掠,只不过套用了信仰的名义。

不可否认,十字军东征的行径的确值得警惕,且不说东征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野蛮行径值得谴责,就基督教本身的信仰层面而言,也值得商榷。不过,后世对十字军东征的很多描述有点“以今度古”,比如他们断定十字军东征是当代殖民主义的先驱,这是世俗思维对宗教的扭曲解读。事实上,近300年来,思想界大多已被启蒙运动思维所绑架,其对于中世纪的判断已基本偏离历史事实。

那么十字军东征究竟处于什么样的背景?首先必须要关注宗教因素,而不是经济或军事因素。自君士坦丁时代开始,随着基督徒信仰热忱的逐渐高涨,去耶路撒冷朝觐耶稣降生地之风就逐渐形成,直至十字军东征前夕的近600年里,此风都没有减弱。尽管自公元638年起耶路撒冷开始被穆斯林占领,但到圣城朝觐的基督徒仍然络绎不绝。而穆斯林政权鉴于基督徒与耶稣的特殊关系,也并未予以阻止。但是自1071年耶路撒冷被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后,形势便发生根本转变,即基督徒再也不能自由前往圣地朝觐了。这对基督徒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

至此,西方教会便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宗教意识,那便是必须要收复圣地。这种意识即意味着基督徒的忠诚信仰和神圣精神。学者研究发现,十字军东征的初衷的确源于虔诚的信仰而不像今人所认为的是为了抢掠财富

为了较全面阐明这个问题,我想从十字军东征的“过去”、“当时”及“今天”三个维度来讨论十字军东征的来龙去脉和是非功过。

就“过去”而言,如果从政治和军事视角窥视当时欧亚大陆的历史背景,真相也许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即十字军东征实为防御战争。假如不抵御伊斯兰教的入侵,欧洲有可能面临万劫不复的结果,基督教世界或将消失。

十字军东征之前,穆斯林已占领原先属于基督教世界三分之二的领地,且长达4个多世纪。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几乎整个中东、北非都是基督教国家,而这大多是基督教以非暴力方式传播的结果,如4世纪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但自公元630年开始,随着穆斯林大军的疯狂进军,原先基督教国家的大片领地已相继被伊斯兰化。

其中,在阿拉伯帝国的四大哈里发(公元632-661)时期,几乎全民信奉基督教的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迅速伊斯兰化;在伍麦叶王朝(公元661-750)时期,基督教背景的约旦、西班牙、突尼斯、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相继伊斯兰化;而当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的1071年,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和圣城耶路撒冷被更凶猛的穆斯林大军(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时,欧洲的基督教终于坐不住了。对东方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来说,随着穆斯林的疯狂扩张,其领地已缩小到只剩地中海盆地的东北角了。

鉴于此,西方罗马教廷便在东方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斯的请求下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尽管当时刚经历1054年东西教会的大分裂,但在面临灭顶之灾的趋势下,分裂的东西基督教代表迅速化干戈为玉帛。就教廷发动这场战争的“当时”性质而言,解救基督徒脱离伊斯兰教的压制,及收复耶路撒冷的圣墓基地,是当时教会各阶层的夙愿。任何理想必定需要具体的计划予以践行,而十字军东征的设想刚好融合了当时的理想与现实。此外天主教历来有“苦修赎罪”的传统,如何寻求具体行动达致自我救赎的实现,急需具体的使命来落实,那么把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收复之旅视为自我救赎之旅就再恰当不过了。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处境。

萧三匝:但即便人们知道了上述历史事实,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很多人还是会批评十字军东征,因为毕竟是基督教率先动武?

王文锋:的确,在“今天”看来,尽管十字军东征的初衷是为了军事上的收复及宗教上的朝圣,但十字军东征本身毕竟无法在信仰原则上取得足够的教理支撑,因此其行为的确值得商榷。十字军东征的不合理并不在于其对伊斯兰教的反击,而在于其本身行径有违基督教的教理原则明确地说,抵御和反击伊斯兰教的武装入侵是合情合理的,但处理的方式不应该由福音性的教会机构采取暴力性的战争手段。

十字军东征的不合理性在于不符合耶稣教导的“政教分立”原则,根本上没有理解新旧约对战争所赋予的不同内涵。因为耶稣曾对门徒言明“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教会要遵守“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的教导当然这对于12世纪欧洲的政教关系有点勉为其难,但信仰准则本该如此。从更深层面而言,整个中世纪的政教关系本来就有严重问题,即教会和政权都存在过多干预彼此的扭曲现象,政教之间权责不分、界限不明,交叉和交集太过密切。

事实上,十字军东征在信仰上和军事上都偏离了应有的轨道:在信仰上他们破坏了“政教分立”的原则;在军事上则出现策略上的盲进。而且二者之间息息相关,即他们以为信仰上的虔诚必定会使军事行动得到上帝的恩助,这导致他们在军事上的盲进。

那么十字军东征本身究竟有哪些野蛮行径呢?

由于十字军东征是由教廷发起,因此东征的任何行动都应该被判为野蛮行径。因为,作为信仰团体,教廷不应该发起带有军事暴力性质的武装行动,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教会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但它本身不是政治机构。一旦它触碰这条底线,它的任何行为都将失去教理支持。十字军东征被后人诟病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十字军只是纯粹属于某个世俗王国的军事组织,或许后世评价会不一样,因为战争本就难免杀戮和暴力。

为什么后人无视自公元7世纪起伊斯兰教对基督教肆无忌惮的武装占领,而只抓住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不放?这或许是因为基督教历来被标榜为“和平宗教”,而伊斯兰教给人的印象本就善于使用武力。因此,当二者同样以武力对抗时,往往受到强烈谴责的是基督教,这或许是另一类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更何况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地本就是被伊斯兰教攻占近400年的原基督教区域。

当然,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出现的杀戮行为是历史事实,值得后世基督教世界深刻反思。

萧三匝:这里可以延伸出一个话题,即为何《旧约》中上帝会大力倡导使用暴力战争方式击杀以色列人的对手?这不是十字军东征意义上的“圣战”意识吗?基督教如何看待“圣战”这一理念?

王文锋:这个问题相当尖锐。首先我想阐述一下“圣战”这个词的内涵。“圣战”按字面的意思就是神圣的战争,它可以有两层含义,即宗教性的神圣之战和道义性的正义之战。前者意指为宗教信仰而战,如伊斯兰教的“圣战”观、中世纪天主教的“圣战”观及《圣经旧约》的“圣战”观;后者意指为公正道义而战,如反法西斯的正义战、抗日的正义战等。

回到你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自《新约》开始,基督教已没有“政教合一”之军事意义上的“圣战”观。因为耶稣曾说过,它来已成全律法,其意表明《旧约》时代的“圣战”有正当意义,但自《新约》开始则要遵守“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的二元准则(《路加福音》20章25节)。

为了说明这个准则,我讲一个发生在耶稣和门徒之间的故事。一次耶稣和门徒准备前往耶路撒冷,途中经过撒玛利亚时遇到当地人的排斥(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历来不和)。几位门徒请求耶稣像《旧约》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火来除灭他们,结果耶稣严厉责备了门徒。耶稣当时是这样说的:“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加福音》9章55-56节)这段经文明确了几个意思:其一,《旧约》的确有“圣战”存在,因为上帝曾借由以利亚除灭恶人(《列王记下》1章9-14节);其二,《新约》时代上帝不会再吩咐信仰团体使用这种方式。

新旧约毕竟所信的是同一位上帝,那么如何看待《旧约》的圣战观呢?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亚当犯罪时,本该接受死的惩罚,因为上帝说过:“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记》2章17节)。因为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代表与上帝立约),因此从亚当开始,人人生而有原罪,如大卫所言:“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1章5节)这表明亚当之后人类能活在世上就是上帝的恩典,如因再次悖逆上帝而遭受死亡惩罚实为公义的审判。

我强调这点是要扭转一个观念,即自亚当犯罪后,人类就应该要从“人本该死”的观念看《旧约》,而不应该从“人应该活”的意识看《旧约》。套用一个法律概念,事实上自亚当犯罪后,人类都处于“假释”状态,就是说能正常活着就是上帝的恩典。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容易理解《旧约》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击杀崇拜偶像之外邦人的战争行为。这里我引用《旧约》中谈到“圣战”的一处典型经文:

“耶和华你 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 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 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申命记》7章1-6节)

这些战争命令其实体现的是上帝要惩罚人的犯罪行为,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以色列民将被异教同化。除了战争,上帝还使用洪水、瘟疫、饥荒、地震等方式惩罚人。因此《旧约》所谓的“圣战”在根本上意指上帝的惩罚,体现的是上帝的公义属性。如果上帝不采取惩罚措施,反而显明祂的不公义,这好比如果不对“假释”期间出现重大违法行为的犯人采取严厉措施,反而显明法律的不公正。

那么如何理解中世纪的“圣战”观呢?这就涉及刚才提到的《新约》法则。按《新约》的记载,耶稣来到世上乃是要替人类承受上帝的惩罚,就是说上帝的公义原则并未放松,只不过耶稣担当了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如《圣经》所言:“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如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5章12、21节)这样一来,自耶稣开始,上帝就不会再借由旧约的“圣战”方式来惩罚人类,因为耶稣已替人类担当上帝怒气,即所谓的代赎。耶稣的舍命救赎恰恰体现了上帝公义和慈爱的整全属性,公义体现为必须要有人承担罪的惩罚,慈爱体现为差遣爱子耶稣亲自来承担惩罚。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就不会再承受罪的惩罚呢?或者说上帝就不会再施行公义的审判呢?也不是,上帝仍然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和惩罚,因为耶稣为人类的死只是做成了救恩,人类需要做的仍然有两个层面一是“凯撒”意义上的秉公行义二是“上帝”意义上的因信称义。前者需要遵守良知法则,这涉及到世俗正义后者需要遵守救赎法则,这涉及到救恩途径。如果破坏世俗正义,就应该承受相应审判,包括良心责备、法律制裁、道德谴责;如果破坏救恩途径,就应该承受另一审判,包括《圣经》审判、教会审判、教理审判。当然,有时上帝还会以超自然的手介入而对两者进行直接的审判,如地震、瘟疫、洪水等方式,但通常不会像《旧约》那样明显。

萧三匝:那么基督教还会有“圣战”吗?如果基督教世界遭遇异教入侵怎么办呢?

王文锋:按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圣战”还会存在,但这种权利不再赋予教会和基督徒团体,而是赋予世俗的政权。世俗政权可以基于基督教的理念来践行正义之战,但教会则不可再借信仰名义发动军事上的战争,如耶稣所言:“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章36节)。当然,上帝的公义在教会里仍然可以体现为属灵、信仰层面的“战争”,如保罗所言:“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6章12节)

就此而言,我认为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如果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而言,它有其正义性,因为它具有反击伊斯兰教入侵的自卫战争性质;但如果从信仰层面而言,尽管它带有虔诚的信仰初衷,但由于它的发起者之一为教会,违背了《新约》的政教关系原则,因此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