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周恺，1990年生，四川乐山人。去年因出版38万字长篇小说《苔》获得文学界普遍关注。评论认为，《苔》对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的师承痕迹非常明显，但李劼人写的是成都地区，周恺写的是乐山地区。周恺觉得，李劼人的小说是带听众的，假想的读者是在听，而非读，他以为他从李劼人继承的正是这一点，即“我手写我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四川的“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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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之前，周恺一直生活在四川乐山，住在乐山一个叫做安谷的小镇上，爸爸是镇卫生院的医生，周恺小时候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卫生院的集体宿舍度过的。从成都一所大学毕业之后，周恺应聘到了乐山广播电台，做播音员，父母将就他，搬到了城里，他也是那时候开始写小说的。
一边写作，一边工作，总有一头会被耽误，就他而言，耽误的是工作。周恺说，他那会儿是电台被投诉最多的播音员，磕磕巴巴、念错字、念错音等等，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领导对他格外宽容，他在那儿干了足足五年，到了2017年，单位改制，原来的领导走了，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厚着脸皮干，就辞职了。
压力还是挺大的，他已经结婚了，背着房贷。当时电台还算是企事业单位，享受事业单位的一些福利，但工资上头又比事业单位灵活。父母威胁他，说他辞了职，这辈子都别想再找到这么好的工作，但他还是辞了。
周恺觉得，钱的压力他还能扛，丢人现眼的压力他扛不起。“当时做节目天天被投诉，我们听众差不多都是出租车司机，有一次，我打车去电台，司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老实说了，然后他就露出诡异的笑，你就是周恺，你都能当主持人？唉，这类似的事情太多，我实在厚不下脸皮在那儿待了。”
周恺说，刚辞职的时候是最尴尬的。别的作家从体制跳出来，靠稿费为生，至少还有稳定的稿费和版税，而他啥也没有，他没出过书，偶尔在杂志上发表些小说，还得看编辑脸色，被人问起职业，只敢答：待业。好在原来工作时攒的积蓄顶了一阵，老婆又顶了一阵，然后写的长篇就出版了，缓和了两年。虽然最近又捉襟见肘了——“《苔》的版税已经花光了”，但跟刚辞职那会儿毕竟不一样，至少再被人问起职业之类的，他可以说：作家。
2018年，周恺离开乐山去香港待了一年，因为老婆在那儿工作，他去照顾她生活。那儿的语言环境是完全陌生的，周恺不会讲，也听不懂，他以为那样正好可以让自己没有干扰地写作，也的确写了不少，但后来全被他删了。“文学说到底关注的其实是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在真空的环境下，是很难去体悟到这些的，或许有人可以，但我不行。”周恺对现代快报记者说。
因为自觉写得糟糕，他连带着把那段生活的记忆也一并删掉了。回想起来，只记得火红的太阳和瓦蓝的天。
去年，周恺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创造性写作专业。老婆不满意香港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夫妻俩就一块儿到了北京。他读的这个专业是三年制的研究生，已经念完了一个学期，眼下，因为疫情的关系，第二学期遥遥无期，他只能继续留在乐山，闲来无事，他把老早之前的一个长篇的构想捡起来了，还挺顺当，写了大概有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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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周恺开始动笔写《苔》。那时候他已经决定辞职，但是还没离开单位，手上还有一档2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他得用1个多小时编辑稿子，剩下的时间，就在家里写作。
“决定写这么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发心还是比较庸俗的，我已经写了六七年的小说了，一起写作的朋友陆续都出了书，如果完全没机会，倒也无所谓，我是签了好几份合同，最后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黄了，那我就想，什么样的小说是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只能是历史题材的长篇，于是我就动笔了，等于是给自己的作家身份找个认证。”周恺说。
兴许是这样的身份焦虑的缘故，他写得很快，不算前期阅读和资料搜集的话，这本书只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回想起来，那阵子的精力是很惊人的。他因为还得上早班，早上七点之前必须得起来，但晚上睡觉的时间，没一天是早于十二点的，熬到夜里一两点是常事。他当时以为年轻，无所谓，去年去体检，发现心脏出了点小问题，估计是那时候落下的。“那不是一种好的健康的写作方式。”周恺对记者说。
《苔》有家族史的影子，里头的桑农刘基业就是周恺照着舅舅的形象和个性写的。舅舅跟妈妈是同母异父，舅舅的父亲是周恺外公的长兄，这种事其实在旧社会是很多的，就是“收继”，但到了新社会，这种风俗不再被允许，舅舅成长过程中受尽奚落。可能是这个缘故造成了舅舅孤僻的性格，他有过一次很短暂的婚姻，后来出过一阵家，没有子女，到九十年代又去帮别人做长工式的活，周年四季都是一身青布衣裳，一脸苦相，他身上透着典型旧社会底层人的影子。
至于《苔》里的李氏家族，则跟周恺外婆的娘家有关。外婆姓李，父母是地主，她是独女，外婆家的祖宅周恺后来去看过，已经破败了，但是很大，依稀看得出原来的气派，本来应该是外婆的，但她父母后来另外抱养了个儿子作为继承人，外婆出嫁之后，再没回过那里，尽管只有几里地。
几乎是从写作之初，周恺就把家乡乐山当做了叙事背景，但每每谈乐山，周恺都挺心虚的。他是个路痴，记性也极差，到现在去乐山某些地方还会迷路，很多街道名在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他写作的时候，必须得放张地图在旁边。历史之类的硬知识也是这样，他会裁成一张张卡片，贴得满桌子都是。
在他看来，小说是一门精准的艺术，这些“硬知识”无非是一种规范的方式，他不太愿意把它们当成他小说的重要内容。而文化是另一回事，文化是一种体悟。
周恺把乐山文化看成码头文化。这是因为妈妈是航运社的，他小时候认识的叔叔阿姨，除了医生，就是水手。他们的码头在乌尤坝，大佛景区的旁边，从那里上货，然后沿岷江，再沿长江，到重庆，到武汉，到上海，每逢寒暑假，周恺就会跟着他们去跑船。他自身的经验，以及周围人的描述，就构成了他对乐山文化的理解。
“我会把这个地方的繁荣与衰落归因于水运的繁荣与衰落，我会把这个地方的人的彪悍与包容看成是过去码头生存方式的延续。甚至现在兴起的美食文化我也认为是源于此的。落到写作上，我书写的地方和地方的人，自然就透着一股码头气息。”周恺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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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因为《苔》收获了不少关注，接受采访时也每每会被人问起“处女作”，周恺通常都是这样的口径——“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在2012年9月的《天南》上，那期叫‘方言之魅’。”
但周恺告诉现代快报记者，那是他“骗别人，也骗自己”的。其实在那之前，他已经写了一年多的小说了。写了些幼稚的短篇，给《最小说》投过稿，也给《人民文学》投过稿，还写了一部网络小说，十多万字，在天涯上贴了些片段后，千字三十元卖给了一家电子出版商，没有署名权。
他更关注的还是一些独立杂志，像《独唱团》《大方》《鲤》《橡皮》《读库》《缪斯超市》等等，它们对周恺的吸引力，远大于传统文学期刊，这些刊物他基本上都投过，但基本上都没有回音。“那会儿投稿，直接在收件人那一栏贴一串公共邮箱，甚至都懒得去改成‘群发单显’。现在才知道，这种邮件直接就被筛到了垃圾箱。”周恺说。
知道《天南》要稍晚一些，他印象中是2012年看了《天南》一期“诗歌地理”才知道这本杂志的，随后就开始关注他们。看到“方言之魅”的征稿启事，大概是在那年的六七月份，已是截稿日期将近，周恺以为他们一定是没找到合适的稿子，就赶紧把已经写好的一篇小说，改成方言去呈现，没想到竟然很顺利就发表了。所以准确地说，《阴阳人甲乙卷》是周恺发表在杂志期刊上的第一篇小说。
在周恺看来，《天南》和别的刊物不同，它更在意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因此它对青年作家更包容。这之后，他接连又在《天南》上发表了好几篇。所以，他更希望也更愿意把写作的起点说成《天南》。
对话
时代与人的关系不应该是河流与苔藓
现代快报：去年《苔》拿了单向街文学奖，进了《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榜前五名，也入选了不少2019年度好书榜。写作之初有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周恺：中国的好书榜太多了，远比好书多，可能各有各的关注点，我不太确定他们给我那些奖到底是因为我年轻还是作品本身的缘故，但也无所谓，我写小说还是写一部丢一部，《苔》其实写完就放下了，它拿的那些奖，尤其是没有奖金的奖，跟我真没什么关系。
现代快报：评论认为，《苔》与李劼人“大河三部曲”有不少共通之处，对此你怎么看？从他那里，你继承到什么？
周恺：李劼人的小说整体上有着很明显的法国小说色彩，包括他的意识也是当时的法国意识，这跟他的留学经验有关，也跟他翻译法国小说有关，但细读下来，其实会发现他的小说是带听众的，这是跟当时的法国小说不同的，当时的欧洲早已经形成了默读的习惯，叙述的节奏是视觉的节奏，而非听觉的节奏，这一点上，李劼人的小说跟旧白话小说更接近，他假想的读者是在听，而非读，我以为，我继承的是这一点，我手写我口。当然，或许别的方面，我也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但是是潜移默化的，我也不愿意承认。跟前辈写得像，其实是种束缚，我最近两年，完全不读他的东西。
现代快报：几乎是从写作之初，你就确定了方言写作的方式。在你看来，乐山话相比其他方言、相比其他地方的四川话有什么特点？
周恺：乐山话的核是下江话，其实长江一带很多地方的方言都源自下江话，口音有些演变，但一些语法和词汇仍是下江话那套系统的。过去江浙一带的诗文极其繁荣，这就让这些方言区占了很大的便宜，语和文基本都能对得上，而且能跟旧时代接续上，兴许说出来，外地人不一定听得懂，但落到文字上，应该是都能看懂的。相较四川其他地方的方言，乐山话的特别之处可能是因地远而更古朴，它保留了入声，有些古诗，用普通话或者成都话念不押韵，但用乐山话念就押韵了，在用词上头也是，诸如“相因”“四海”“衣禄”“軃神”之类的词，别的方言里可能少见了，但乐山话保留了下来，这算是雅的一面，它当然也有俗的一套话，就是江湖上的话，是过去的袍哥和下九流的暗语，有一些可能随江湖远去而消逝，但也有一些进入了日常，比方“堂子”“踩水”“落教”这些，在乐山随常都能听到。
现代快报：你觉得《苔》还有哪些不足？
周恺：很多遗憾，最大的遗憾是书名。主要是因为看到了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反馈，他们看完小说，大都会用到“无力”之类的词，会把时代看作江河，把个体看作苔藓，多少跟书名有关系。这不是我的初衷。在这部小说当中，我写得最用劲的一个人物是税相臣，在他心目中，是有一个明确的彼岸的，而且他非常清楚，这个彼岸永远无法抵达，但他甘愿为此献祭，他的死是彻底的反虚无的，哪怕这样的个体是唯一的，时代与人的关系都不应该是河流与苔藓的关系。
周恺
青年作家，2012年在《天南》发表小说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后在《山花》《花城》《青年作家》等杂志发表小说二十余万字，2013年获香港第五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
《苔》
周恺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从一个回乡重整家业的地方缙绅李普福寻找新生儿替代和再续家族香火写起，以桑农刘基业的两个儿子的不同命运为两条线索，中间穿插了甲午战争、庚子拳乱、新学的兴起、科举的终结、保路运动等历史事件，把大清政权的危机、反对派的滋长、秘密会社的活跃、地方秩序的迭代、大家族没落的故事，渐次编织在作者家乡地理的经纬网络上，把嘉定这个地方的二十多年的嬗变浓缩于一册书写。
（编辑 高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