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纱高帽价几多——古代卖官制度黑历史

疫情对人才选拔有多大的影响呢?今天的河图洛书,我们就一起看看古代因为疫情而开始的卖官行为。

引子——从一场虫祸说起

在全球疫情一片严峻的今春,其他各类灾害似乎也没有片刻远离,年初非洲和南亚发生了数十年未遇的蝗灾,让久享安乐的中国人见识到了天道的无处不在。

把时钟往前倒拨两千两百六十三年,也就是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是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面对庄稼颗粒无收,瘟疫笼攫全国的可怕现实,年轻的统治者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大臣的建议——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为了在短时间内调拨足够粮食赈灾,秦始皇把商鞅变法以来用得烂熟的封爵制度作了小小的发挥,从原先的军功扩展到献粮。这一做法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应该被看做这位千古一帝的英明决策。不过这一看法只是孤立看待这一事例本身的结果,如果把它放进整个中国古代史,对不起了——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卖官鬻爵!

税费抵扣,两得其宜

当时中国的官僚制度还处在早期试验阶段,对于某些政策的不良后果,统治者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大汉王朝开国处处缺钱,对于秦王朝的这项发明全盘认可,从汉惠帝时代开了卖民爵的口子,之后很快放开了官爵的买卖。晁错曾制订“入粟拜爵”制度解决前线军粮不足的问题,而更多选任为官者以纳税额多少为限制。景帝前期是赀算十以上乃得宦,也就是向政府缴纳十万钱的资产作为算赋(人头税),就可获取为官资格,到后来门槛放低,只要算四(四万)就够。

中国的权钱交易,几乎和整部封建王朝史同样漫长而沉重。

这种制度称之为纳赀,字面意思就是“交税”。它和买官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算赋是人人都需承担的义务,国家只是以授爵的方式,对承担较多税额的积极分子给予奖励。对于这项制度,当时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学者公开表示反对,认为“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但平心而论,刚开始纳赀制度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执行机构相对也较为谨慎,通过纳赀方式也确实选拔出了一批人才,大名鼎鼎的张释之、司马相如都是靠纳赀当上的郎官。武帝中后期,国家开支日益庞大,财政入不敷出,光靠多缴税换官位的方式无法填补漏洞,于是朝廷终于决定正式卖官。

世风日下,政策走偏

国家公职与个人贡献直接交换,本身就存在极大风险,更何况钱财收益经常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和使用。卖官前期其实也还基本稳定,靠着交钱交粮步入仕途的卜武和黄霸,都成长为大汉王朝的优秀干部。但相关部门尝到了来钱容易的甜头,原本头脑中紧绷的防范之弦很快就松了下来,标准渐渐放宽。“入羊可以为郎”,“入谷可以补官”,同时还能购买各级爵衔,只要钱到位,弄个小国诸侯当当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就不是什么“未必贤”,而是“必不贤”了。

慢慢地,皇帝眼中的满朝文武,都是一部部活的提款机。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此时大多数可售之官都是并无实权的闲职,尚不至于对国家机器的运转造成严重阻碍。但卖官鬻爵的泛滥影响深远而恶劣,掌管卖官权力的既得利益者胃口越来越大,出钱买官的则千方百计通过非正常渠道捞回投资。汉朝开始走向官僚队伍冗杂臃肿,素质普遍低下,连斗鸡走马的市井无赖,作奸犯科的刑释人员都混迹其中的局面,到后来连实权部门的职位都逐渐允许出售,于是利用职权向下摊派,榨取民财成为了普遍现象。

至尊亲为,下必甚焉

东汉灵帝时代这一现象达到极致。皇帝亲自登台,专门设立交易市场——开西邸卖官,包括关内侯、虎贲、羽林等职位,价格不等。除了明面上的,皇帝还指示身边的近臣操盘玩更大的:公千万,卿五百万。有钱的当场付清,钱不够的呢?先打个借条,等上任后加倍偿还。有个叫崔烈的,通过内部关系,一次交清五百万,当上了司徒,上朝时汉灵帝看着他懊恼不已:早知道他这么富,就该再狠敲一笔——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朕还是太老实了,报价太低!

历朝历代的卖官制度本质上都是饮鸩止渴,无非是打着补充国用的幌子搜刮钱财,虽然一时解决了财政短缺状况,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空气污染。皇帝不方便亲自出面捞钱的,大多会委派亲信近臣具体经办,比如北齐后主高纬为了掩人耳目,就把卖官事务全权委托给佞臣和士开。卖官的收入当然大部分被中饱私囊,少数一部分被抵充为官员俸禄。通过交钱方式获得官位的官员,在抬头前都带上“敕用”两字,这样特意加以区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掌握数字并在合适的时机继续榨取。

昏黑一片,满清造极

实际上到了封建时代中后期,各种社会角色几乎都能通过钱来获取,包括僧尼兵儒,甚至各种社会义务的豁免权等等都可拿钱搞定。到了明清时代,卖官制度已经完全臻于成熟。因为我们今天有机会阅读各类清代野史典故、笔记小说,因而对于清代的相关情况相对熟悉。相比前朝而言,满清政权的捐纳制度具有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这两个基本特点——从康熙前期直至清末宣统,捐纳制度大致贯穿了整个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期,而且到中后期官职买卖的开放和冗滥程度创了历史之最。

对于捐纳得官者,基本要求是及时缴纳,尤其是缴款额较小(三十两以下)的小官,不允许出现拖欠滞纳。但由于买官者太多,加上走正常仕途的官员队伍本就庞大,因此捐纳者钱缴了,却迟迟得不到实缺的情况日益突出。清朝规定捐班的范围是“简缺”,就是禁止他们承担要害部门和地方工作比较繁重的职位,另外也不许进入教育岗位。

明臣:捐官事业的未来,就拜托各位满大人了!

清官:放心,我们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每次新皇帝登基,总会煞有介事地颁诏取缔捐官,表明澄清吏治的决心,但坚持不了几年都铩羽而归。国家日常开支太大:前方打仗要钱,赈济灾民要钱,鸦片战争以后孝敬各国太上皇更是刻不容缓,取消捐官制度简直一天都活不下去。如果仅仅是经济问题倒还罢了,问题是当时的机构臃肿已经非常严重,尤其到王朝末年,历年积压的捐班人数得不到有效分流,所有的职位都被排满,捐纳出身者人数反过头来超过了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

万岁面前,毋庸讳言

尽管经历多次整顿,捐班队伍素质普遍低下仍是不争的事实,康熙年间就有大臣上书:“乡里童呆,一旦捐资,俨然民上”。其实对当时已经处在工业革命阶段的欧洲,同样的问题也普遍存在,政府职位甚至可以提前数年预定,而这又与寅吃卯粮的国家财政互为因果。《清史稿》认为,如果操作得当,捐官制度能起到选拔特种人才的意外作用,成为科举制的有效补充。这种说法纯属诡辩,捐官挑选出来的不是庸才,就是搜刮手段特狠的贪墨之尤,即便是极少数“异途殊士”,在腐浊透顶的官场大背景下,同流合污也是分分钟的事。

到处都是这种货色,我大清药丸!

当然万事总有例外,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人总是碰得上。某一次光绪皇帝看到即将上任的捐班县令名单中,有一个是卖布出身,颇感好奇便找来谈话,问他何以想到要捐钱做官。或许是皇帝当时态度和善,氛围比较轻松,此人嬉皮笑脸凑近皇帝说了心里话:“臣想来,当官总比卖布挣得多!”气得光绪当场发飙,命人将他摘去顶戴。此公还不识相,跑去吏部纠缠不休,说既然把我免了官,钱就该退给我——退钱是吧?好的,过来,我给你——结果他直接被抓到九门提督那里,挨了四十大板,掌嘴五十,轰出京城。

谁说无商不奸?这位布贩就很坦诚,只可惜没有考虑到万乘之尊直面黑暗现实的心理承受力。皇帝不过想听几句冠冕堂皇的场面话,说点什么不好,非要扯摆不上台面的生意经,一句话就把自己聊死。不过这种脑子也确实不适合走仕途,还是吃顿嘴巴长长记性,回家慢慢体会人生的残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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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策划:彦稠;图文编辑:旧拾

河图洛书 · 20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