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厘锱铢: 几方官印对《元史》等史书的修正

几方官印对《元史》等史书的修正

李玉强(毫厘锱铢)

李玉强(网名:毫厘锱铢),1970年生人,汉族,法律硕士学位,现为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员额法官、民革道里一支部主委。受传统文化影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古钱币、战汉铜镜及辽金官印收藏,特别是近些年专注于辽金官印研究,并小有建树。曾在华夏古泉等多个网站担任版主,现为中国收藏家协会钱币委员会会员、黑龙江省收藏家协会钱币专业委员会理事。

金代末年,伴随着蒙古铁骑的迅速崛起和多次大规模南侵,以及与南宋、西夏的局部战争,和统治区域内割据、起义的此起彼伏,金朝统治者渐趋内忧外患的境地,致使这段历史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

金末历史(特别是金末割据政权的历史)多收录在《元史》、《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史书中,但囿于上述史书为明初宋濂和清末屠寄、柯劭忞等学者所修,成书时间分别为1370年、1915年和1920年,距金末已逾一百三十余年至数百年的时间,再加之金末战端四起,诸多历史事件及典章制度不见著录,导致很多史实失于载录或存在偏颇。

但随着我国近些年考古事业的发展和文玩、收藏品市场的方兴未艾,一些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文物特别是金代(含同时期割据政权)官印的发现,对金史起到了拾遗补缺作用。景爱先生在其《金代官印集》中曾以对大同年号的考证为例,诠释了官印的“订正年号之误”的功效和价值。

天统四年二月 日御史中丞之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徐晓丹先生收藏一方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高级长官印“御史中丞之印”,此印青铜材质,包浆为老生坑(传世多年),印体较大,为方形、橛纽的金代官印标准形制,印面边长9.95厘米,印台厚2.1厘米,通高5.5厘米,印纽长4.54厘米,印纽宽1.64厘米,重1788克,印文为“御史中丞之印”6字,字体为汉字九叠篆书朱文(阳文),竖列两行,自左至右反体顺读,印背纽两侧阴刻楷书汉字10字,左侧镌刻“礼部造”,右侧刻“天统四年二月 日”,印纽顶端刻“上”字。

历史上使用过“天统”年号的共计有三,分别为北魏时邢杲(528-529)、北齐后主高纬(565-569)及元末明玉珍(1362-1366)。南北朝时期的官制特点与汉代接近,印章均采用白文(阴文)镌刻,字体多为缪篆,大小在3厘米左右见方(略大于汉代官印,目前所见最大的为南齐“永兴郡印”,为5厘米见方),纽式多为鼻纽,还有瓦纽、龟纽、驼纽、羊纽、马纽、龙纽等形制,制法为凿、铸两种,且均不在印背凿刻年款;而明玉珍政权系元末割据政权,其颁发的官印多受元代官印影响,具有在纽式、形制、篆书写法及印背刻款异于金代官印的鲜明的元代官印风格。

“御史中丞之印”从铜质、形制、文字及刻款等风格特点看,与上述时代官印特点明显不符,且具有鲜明的金代官印风格,而据相关史书记载金代及其统治下的割据政权无“天统”年号。《蒙兀儿史记·耶律留哥传》记载:“众以辽左未定,宜立重名震慑之,癸酉(1213)三月留哥被推为辽王,建元元统,作都广宁,”《新元史·耶律留哥耶律薛阇传》记载:“其部众遂推留哥为辽王,建元元统,都广宁,”《元史·耶律留哥传》记载:“帝召按陈还,而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众以辽东未定,癸酉三月,推留哥为王,立妻姚里氏为妃,以其属耶厮不为郡王,坡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为丞相。”可知,诸史均载耶律留哥称辽王时使用“元统”年号。

除这方“天统”款官印外,目前有记载“天统”年号刻款的官印还有三方,即《金代官印集》中刊载的“大辽尚书吏部之印”(该印清宣统二年即1910年出土于辽宁省丹东市,印面8.9厘米见方,印背刻款“大辽尚书吏部之印”、“天统三年四月日造”,原藏旅顺博物馆、今藏丹东市振安区文化馆),“萌夺果大猛安合里太谋克印”(该印1973年5月于辽宁省宽甸县征集,印面6.8厘米见方,印侧刻款“萌夺果大猛安合里太谋克印”、“天统三年四月日造”,藏处不详),“克剌阿鄰猛安所之印”(该印解放后于辽宁省凤城县出土,印面7.4厘米见方,印侧刻款“克剌阿鄰猛安所之印”、“天统三年四月日造”,藏处不详)。

故根据出土地点及官印形制特点,主流观点认为该“天统”年号为耶律留哥称辽王时的年号,“元统”系史书对“天统”的误载。笔者认同此观点,因“天”与“元”字形接近,故《蒙兀儿史记》及《新元史》在该年号的记载上存在谬误,刻款“天统”年号的几方官印可订正上述史书的载录之误。

天成元年五月日左副元帅之印

另外,黑龙江省鹤岗市王建宇先生收藏一方最高军事机构——都元帅府的高级长官印“左副元帅之印”,此印青铜材质,包浆为北方生坑,印体较大,形制为方形、橛纽,印面边长9.5厘米,通高4.5厘米,重1260克,印文为“左副元帅之印”6字,字体为汉字九叠篆书朱文,竖列两行,自左至右反体顺读,印背纽两侧阴刻楷书汉字17字,左侧镌刻“左副元帅之印”,右侧刻“天成元年五月日”“少府监 造”,印纽顶端刻“上”字。

《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中将该印收录,但该书依据该印镌刻的“天成”年号,将其认定为越南李朝官印。《金元官印辑存》则认为此印系耶律金山在高丽国僭越称大辽收国王时所用“天德”年号期间所铸,而史书记载的“天德”年号则系对“天成”的误载。

历史上使用过“天成”年号的共计有四,分别为南朝梁闵帝萧渊明(555年5月-10月)、唐朝时期安庆绪(或作天和、至成,757-759)、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926-930)及越南李朝太宗李佛玛(1028-1034)。南朝萧梁官印的特点前文已作说明,不再赘述;唐代官印则改变了长达七百多年的汉魏旧制,废除了白文,通用增加了些许蟠曲的朱文小篆,却无宋金九叠篆之多层回转和繁复,并承接隋代官印开始多在印背凿刻年款的风格,在制法上采用了焊接法(世称“蟠条印”),纽式多采鼻纽,向橛纽过渡,印面较汉魏官印明显增大,但总体上小于宋金以后的官印;五代时期的官印虽然自成体系,但多承唐代风格,与唐代官印风格接近;而越南李朝官印亦与金代官印特点相殊。

现观“左副元帅之印”无论是铜质、形制,还是文字及刻款等,均具有鲜明的金代官印风格,与上述时代官制印章风格特点明显不同,而相关史书记载中金代及其统治下的割据政权无人用此年号,让人感到费解。但《元史·耶律留哥传》记载:“丙子,乞奴、金山、青狗统古与等推耶厮不僭帝号于澄州,国号辽,改元天威,以留哥兄独剌为平章,置百官。方阅月,其元帅清狗叛归于金,耶厮不为其下所杀,推其丞相乞奴监国,与其行元帅鸦儿分兵民为左右翼,屯开、保州关。”“乞奴走高丽,为金山所杀,金山又自称国王,改元天德。”

另外,据史书记载,金末建号的割据及起义政权主要还有:乞奴监国时曾改元“天佑”,刘永昌起义时建元“天赐”(“天赐”年号款官印已有多方实物出土),张致叛蒙时建元“龙兴”(下文将对“龙兴”年号进行说明)。从字形上看,“成”字与“威”字最为接近,特别篆书写法更为相像,而其他字形与“成”字相去甚远。

此外,史书记载耶律厮不僭越称帝共计7个月,称帝时间为1216年初,而该印的“天成元年五月”亦符合该段时间。对此,《新元史·耶律留哥耶律薛阇传》记载:“十一年乞奴、金山、青狗、统古与等推耶律厮不僭号于澄州,称大辽収国王,建元天成,以留哥兄独剌为平章,青狗为元帅。”

故可知,出土的这方“左副元帅之印”,系耶律厮不称后辽皇帝时所使用的军事长官官印,该印可以补正《元史》中将耶律厮不僭越后所用“天成”年号记载为“天威”的错误,犹如《蒙兀儿史记》及《新元史》将“天统”误记为“元统”一样,并佐证了《新元史》对该年号的正确记载。

景爱在其《金代官印集》中收录了款识为“龙兴”年号的两方官印,分别为“万户之印”(该印出土时间、地点不详,印面6.2厘米见方,印侧刻款“龙兴二年三月”、“元帅府劄付潭州大团崖造”、“委差官樊”、“万户之印”,见《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巡检司印”(该印出土时间、地点不详,印面5.2厘米见方,印侧刻款“龙兴二七年月日”、“巡检司印”,见《金石索》、《隋唐以来官印集存》)。

历史上使用过“龙兴”年号的仅为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在益州建国号成家(一作大成或成,25-36)的公孙述,前文已述汉代官印特点与这两方官印差别甚大,故这两方官印不是公孙述趁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全国战乱时,其割据益州时期的官印。据史料记载,贞祐三年(1215)张致据锦州公开叛蒙古自立,并自称瀛王,后自称“汉兴皇帝”,建年号兴隆(或作兴龙)。因此,这两方官印应为张致所使用的官印,史书记载的“兴隆或兴龙”系对“龙兴”的误载。

综上,通过以上官印的发现,可以佐证金末特别是贞祐二年南渡以后,在战火纷飞的北方大地上由各个民族建立起来的诸多政权的存在,补正由于战乱年代史书记载的不详和错误,并使得非主流史学研究的金末(特别是割据政权)历史血肉渐趋丰满。以上为自己的浅薄见解,不当之处望方家斧正。

李玉强(毫厘锱铢)于庚子年二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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