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637），此年记事截至十一月止，此后记载武则天入宫事。依照《资治通鉴》编修义例，一年中，最后一个月记事完毕，而另又有事附记，即表示此事不知月、日，只知在此年发生。
司马光写道：“故荆州都督武士彟（huò）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胡三省注引用《资治通鉴考异》，指出关于武则天年寿及入宫时间，有多条不同的记载，《考异》最后选择说：“据武氏入宫年十四，今从吴兢《则天实录》为八十二（岁），故置此年。”
本书上编介绍《资治通鉴考异》此书，就是这种分析鉴别，解释选择史料理由之书。
吴兢是盛唐著名史学家，他修撰官方的《则天实录》，理应有所根据。
据此，推知武则天是大臣之女，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少年时代即以美丽见称，因而被太宗召入宫为才人。才人是皇帝中级媵妾的一种官称，可见她入宫不是做宫女。
唐高宗永徽五年（654）三月庚申，诏令加赠武德（高祖）功臣十三人的官爵，武士彟亦在名单之内。
司马光追记加赠功臣的理由说，当初王皇后（高宗妻）无子，萧淑妃（高宗妃）有宠，王皇后妒忌她。皇上（指高宗）当太子时，入宫伺候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
太宗崩逝，武氏随众妃妾的惯例，入感业寺为尼。忌日，皇上赴寺行香，看到武氏，武氏泣，皇上亦泣。
王皇后闻之，秘密命令武氏重新长头发，劝皇上纳她为后宫，想利用她分散淑妃之宠。
武氏为人巧慧、多权术，入宫之初，卑辞屈礼以事奉皇后。皇后对她喜爱，多次在皇上面前称美武氏。
不久，武氏大为皇上宠爱，拜为昭仪（仅次于妃的媵妾），皇后与淑妃均失宠，于是两人共同谗毁武昭仪，皇上都不听从。
武昭仪想追赠其父，但师出无名，其父是开国功臣之一，于是借口褒赏功臣，追赠其父及另外十二名功臣之官。
从贞观十一年至此，已经中隔十七年，司马光二度记述武则天事迹时，她已经是三十一岁的成熟妇人，高宗则比她小四岁。
武则天的家庭背景、生活片段、与高宗及王皇后的关系等问题，历史均乏记载，司马光除了根据官方的实录之外，似亦乏善可陈。
武则天的早期发展既然无可奉告，司马光只能介述此年她成为昭仪得宠后，竟然能够使高宗追赠其父的官职之事。
同年六月，王皇后之舅、宰相柳奭（shì），因王皇后失宠而内心不安，请求辞掉宰相，高宗核准他，罢为吏部尚书。
是岁，武昭仪倾心结纳宫人，监视王皇后、萧淑妃等人。武昭仪生女，皇后怜而逗弄，事后离去，昭仪遂秘密扼杀此亲生女儿，诬告皇后下毒手。
皇后无以自明，高宗遂有废后之心。武昭仪亦争取首相长孙无忌（高宗亲舅）等大臣的支持，但遭拒绝。
永徽六年九月，退朝后，高宗多次召请宰相团入内商议废立皇后之事，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四相坚决反对，于志宁不表态度，李勣则声言：“这是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武昭仪的心腹、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宣言于朝说：“乡巴佬收入增加了十斛麦子，尚且想换一个媳妇，何况天子要立皇后，关大家什么事，而妄敢表示异议！”
昭仪命令左右将此宣言报告给高宗。同月，反对最力的褚遂良首先被贬。
冬十月十二日己酉，高宗下诏废黜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家属皆褫（chǐ）夺官爵，流放岭南。
十八日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高宗下诏说：“武氏出身高差，门华族，先帝将她赐给了我，可以立为皇后。”于是在十一月一日，由李勣主持典礼，正式册封武昭仪为皇后。
根据高宗的“立武氏为皇后诏”，显示高宗与武氏均欲掩饰他们通奸乱伦的勾当，诿称太宗早已把武氏赐予高宗。
父亲再糊涂，怎会把自己的媵妾赐给亲生儿子呢？高宗的皇帝诏令，仅是掩耳盗铃的行为而已，《则天实录》根据这些资料来修撰，可靠性也是令人怀疑的。
司马光没有对此事加以考异，忠实地录用官方文献，大概是要让读者自己去分析吧？
废后王氏、废妃萧氏同囚于别院，高宗旧情未断，曾秘密行至囚所，见密室深闭，只有墙壁开凿一孔以通食物，内心恻然伤感，呼唤道：“皇后、淑妃在哪里？”
“妾等得罪为宫婢，怎能再有此尊称！”废后哭泣着说，“至尊若念旧情，使妾等重见天日，乞求赐此院为‘回心院’吧！”高宗安慰地答道：“朕即有处置！”
武后接到报告，大怒，遣人各杖王、萧二氏一百，砍去手足，丢到酒瓮中，并声言道：“让她们骨头也醉吧！”数日之后，二人死去，武后又下令斩之。
这件事在武氏册为皇后不久发生，司马光记载下来，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武后的性格心态，高宗的软弱屈服，及武后情报系统的运用。
后来高宗大权旁落，反对派群臣纷遭整肃，太子诸王迭受迫害，无人能够控驭武后，此事件可说是具体而微的例子。
到了显庆四年（659），长孙无忌等反对派大臣陆续被夺职、流放、杀害，连依违中立的于志宁也罢官还第，武后心腹许敬宗、李义府等拜相执政，横行朝廷。
降至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宦官王伏胜密告武后为厌胜之术，想诅咒皇帝。
高宗当初因武后能屈身忍辱以奉顺他，故立她为后；但武后立为皇后后，即专威作福，动辄控驭高宗，使高宗不胜忿怨。
遂因密告，密令宰相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左右奔告于武后，武后径见高宗，高宗畏羞，复和好如初；他还恐怕武后怨怒，因此自我卸罪说：“我最初没有此心，都是上官仪教我！”
上官仪与王伏胜都曾侍奉过陈王李忠（高宗长子、废太子），于是武后指使许敬宗诬告三人谋大逆，均赐死抄家。宰相刘祥道坐与上官仪亲善，亦罢相职；与上官仪结交的朝臣，也连坐贬黜了很多人。
从这事件发生后，自是高宗每上朝听政，武后都垂帘坐于其后，政无大小都加参与，大权悉归中宫；群臣的黜陟、生杀，均由武后一言而定，天子拱手摆样子而已。因此，全国称呼高宗、武后两人为“二圣”。
利用诬告方式迫害情敌，武后未成为皇后以前，已能纯熟运用；运用同一方式整肃百官，她当了皇后以后即已大肆进行。
皇后宠妃、元舅首相、顾命元老（先帝遗命辅政的宰相），都抵抗不了武后的势力，先后身死命丧。高宗软弱，受制于武后，坐视他们一一赴死而不能救。
实则在上官仪案以前，武后已隐然是幕后天子，自此则正式步上幕前罢了。这年她才四十一岁。直到八十二岁而死，她实际在幕前当真君主，前后总共是四十二年。
上元元年（674）秋八月，全国进一步尊称高宗“天皇”，武后为“天后”，武后的权威又拓升了一级。
翌年三月，高宗生病，准备委托天后单独摄政，幸亏宰相郝处俊反对才止。
这时，天后多引用文学之士，为她撰写书文如《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等书，这是一种“圣训”，她利用文字来塑造意识形态，巩固个人的权威；同时，这些文士时称“北门学士”，天后密令他们参决朝政，以分削宰相之权。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崩逝，遗命宰相裴炎辅政，尊天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
第二年（中宗嗣圣元年，睿宗文明元年，皇太后光宅元年），即位才一个多月的中宗，想拜他的岳父韦玄贞为宰相，裴炎固争。中宗怒说：“我把天下让给韦玄贞有何不可！难道还吝惜这个宰相的官职吗？”
裴炎大惧，禀奏太后。太后本就不想还政给中宗，于是以此为借口，在二月命令裴炎等带兵入宫，宣读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强扶下殿。中宗质问太后：“我有何罪？”
“你想把天下让与韦玄贞，何得无罪！”太后说完，命令将废帝幽禁于别处。
第二天，另立幼子豫王李旦为帝，但太后不还政，睿宗只能居于别殿，不得干预政事。
同年，李之子英国公徐敬业（李绩原姓徐，赐姓李氏）举兵讨武，骆宾王作《讨武曌（zhào）檄》，公开指责武后“人非温顺”“秽乱春宫”（指与高宗通奸）；又揭露她“包藏祸心，窃窥神器”，要求唐皇旧臣起而伐罪。
裴炎这时也了解武后野心，利用徐敬业起事来要挟还政。结果不久，徐敬业被平定，裴炎被杀，株连文武甚众。
司马光写到这里，认定有一条资料叙述不妥，而加以删弃。在《资治通鉴考异》中，他则全录这条重要资料，加以评鉴。
《考异》说，根据《唐统纪》记载，太后解决徐敬业、裴炎等对抗行为后，仍然极为震怒。遂召集群臣质问：“朕（临朝太后皆自称朕）于天下无负，群臣都知道吗？”
“是！”群臣答。
“朕事奉先帝（高宗）二十几年，最忧虑天下啊！”太后说，“公卿富贵，都是朕赏与的；天下安乐，是朕长期培养出来的。及至先帝舍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朕不爱自己而爱百姓。如今兵变的领袖都出于将相群臣，为什么负朕这样深啊！你们有顾命元老、倔强难制超过裴炎的人吗？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胜过徐敬业的人吗？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优于程务挺（支持裴炎的名将）的人吗？这三人都是一时人望，不利于朕，朕能戮之。你们有人能够胜过此三人，则应当趁早反对朕；不然，必须革心事朕，不要为天下所笑！”
群臣闻言，顿首不敢仰视，都说：“听从太后指挥。”
司马光不录用这条极能表现武后专制独裁意识的资料，唯一的理由是：“恐武后亦不至轻浅如此。”
事实上，武后一生，轻浅超过此事的，尚有很多，司马光的理由不能算是理由。这大概是司马光的道德史观作祟，使他的论断有所偏差吧？这种情况，类似的尚不少见。
武后利用《臣轨》《百僚新戒》等书教导群臣，此时又公开严厉警告，声明百官必须“革心事朕”，然后她会赏与富贵；否则，“不利于朕，朕能戮之”。
那一群轻佻无赖、谄媚附势之徒，于是纷纷献力交心，帮助武后完成“革命”，掀起天翻地覆的政潮。
两年后（垂拱二年，686）春正月，太后假装还政，下诏复政于睿宗。睿宗知太后不是诚心，坚决推辞。太后核可，复临朝听政。
同年三月即建立匦（guǐ）检制度，公开鼓励臣民告密言事，投函于匦（铜箱子）中。于是情报特务系统建立，告密之风大炽，政治案屡屡发生，整肃行动肆意展开；反对者，或不支持者，纷纷遭到迫害。
垂拱四年五月，假借神道迷信，自认上承天意，称为“圣母神皇”。载初二年（690）又假借佛教，宣言神皇受命之事，在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为周，改元“天授”，加号“圣神皇帝”；把睿宗降为皇嗣（皇位继承人），改姓武氏，与其儿子、侄子们，分别被幽禁起来。
司马光对此史无前例的变局，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没有加以任何评论。不过，他不承认武则天所建立的周朝，也不承认她是皇帝，只是援用她的正朔（即正月一日。古代朝代交变，有改换正朔之事，故正朔是政权的象征）年号，俾人知道此一变局而已。
因此，《资治通鉴•唐纪》之中，没有杂以“周纪”的名称，笔法写成：“《唐纪》若干（卷数），则天顺圣皇后若干。”仅称则天为皇后，而不称她为皇帝，显然在此含有《春秋》的褒贬精神，发挥“贬天子”与“正名分”的意义。
这种笔法，是援用王莽之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