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8期
文 | 本刊记者 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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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风乘用车车间里，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图/刘有志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在不断滚动的新闻里，武汉牵动着全体中国人的心，这座城市和在这座城市里矢志求生的千万市民，被赋予了悲情和英勇的色彩。但是，回归到正常的语境之下，我们不应该忘记，作为一个新工业城市，武汉坐拥汽车制造、钢铁、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能源环保和食品烟草这六大产业板块，每个板块都意味着以千亿为单位的产值。在中国的战略版图上，武汉是不可忽视、极为重要的中部工业重镇。
封城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决定，而现在，武汉正在迎来另一个需要极大智慧的决定：解封。停摆了两个多月的城市，从短暂的失序，到重新走向有序，这套考卷错综复杂，答题者太多，且无标准答案。2020年的春天，这套巨型试卷放在了世人面前，我们必须作答。
一座城市的复苏，除了民生、消费、公共交通这些明显可见的输血功能，还需要考量它的深层造血功能。对于武汉来说，工业和企业的复苏，意味着城市大动脉恢复了生机。
武汉光谷的线上和线下
3月28日早上8：20，在家蛰伏了六十多天严威，第一次迈出小区大门。室外气温在6摄氏度左右，空气中漂浮着熟悉的湿冷。他所在的小区，位于汉口新华路，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不足500米。
根据《关于在全市有序开放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商业网点的通知》，每户每天可派一人在所在无疫情社区范围内购物，每次外出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这份《通知》是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区疫情防控组和市场供应保障与外事组在3月19日联合发布的。不过，严威一直谨慎遵循“非必要不出门”的原则。
严威是武汉聚芯微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聚芯微电子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模拟与混合信号芯片设计的科技公司，总部位于武汉光谷未来科技城，在欧洲、深圳和上海都设有研发中心。3月22日，总部通过了复工审批，作为第二批获准复工的二十余名员工之一，严威在27日刚刚获得了东湖高新区颁发的园区通行码，他决定去一趟公司。
任务被排得满满的。早上从新华路出发去公司的路上，严威需要先绕行去接一位同事。这是公司的规定。为了减少员工的通勤风险，即便已获得复工资格的员工，也鼓励在家远程办公，必须要到办公室工作的，应避免搭乘公共交通，要么自驾，要么找顺路的同事捎带。
这天是礼拜六，在公司附近的高新大道上，严威并没有遇到同事两天前经历的堵车。他住的地方离公司远，疫情之前，每天的通勤时间往往在一小时以上，遇到最堵的时段，时长甚至会加倍。他不会想到，一度让他“很痛苦”的堵车，会在如今被视作生活秩序回归的某种标志。
驱车经过园区，路上走动的人不多。办公室里除了他，还有八位同事。他们大多租住在公司附近的人才公寓，复工不久，周末加班的状态便开始回归。两个多月没见，交谈时，大家都自觉保持着两米左右的距离。
之前午饭同事们大多是自己去食堂或者餐馆解决，如今园区的商铺尚未复工，公司会统一为不自带餐食的员工预定园区食堂的员工餐，“特殊时期，还是要多为大家考虑一些。”严威负责运营的各项事宜，这段时间有好的提议，他几乎都会采纳。中午12：15，严威刚刚收拾完，开始吃午饭。这份25元的套餐包括炸糍粑、炒花菜、烧带鱼、青椒炒肉丝、米饭和一小盒酸奶。解决完午饭，他拎上事先打包好的三份员工餐，便驱车赶往武汉绕城高速豹澥出口。13：00左右，三位包车从襄阳返回武汉的同事将在那里跟他会合。
3月28日，严威在公司吃到的第一顿复工员工餐 图 / 受访者提供
从襄樊到豹澥大约三四百公里，包车司机是同事在襄阳当地的顺风车群里找的，1100元的包车费用由公司承担。按照当前的规定，除运输防疫物资和重要生活物资的相关物流企业车辆外，其他车辆仍然不能随意离开武汉市。所以双方约定，同事会在快到武汉的高速匝道下车，然后步行几分钟过来，再由严威把他们送回住处。这些天，已有多名有车的武汉同事参与了这场“接力”。据严威统计，复工第一周，已经有十名左右的外地同事通过各种途径陆续返汉。
对于包括严威在内的聚芯管理层来说，如何帮助外地员工安全地返回武汉，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聚芯微电子设在武汉的总部共有66名员工，汇集了全公司七八成的研发人员。
和很多技术公司一样，聚芯微电子在1月31日就早早启动了线上复工。“基本上这段期间在武汉的人，大家几乎每个人熟悉的圈子里都会有人感染或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甚至有人去世，这多多少少是会有影响的。”对于身处疫情中心的人们来说，有节奏、有进展的工作甚至是舒缓压力的一个出口。
不过，因为芯片行业讲究研发环境和协同，线上复工的效率还是受限。以芯片版图设计为例，这一岗位对服务器的要求较高，办公环境达不到标准，就会出现延迟。在总部复工批准前，有同事甚至辗转来到深圳分公司，再由武汉同事想办法将办公设备快递过去。
3月30日，武汉聚芯微电子位于光谷未来科技城的办公室里，复工的员工正在工作 图/受访者提供
这也是高新区内众多科技企业一直以来密切关注复工时间及条件的原因。“如果说我们线上复工的效率是平时的七成左右，我们楼上一家做巡检和无人配送机器人的企业，可能只能达到二成，他们的复工需求会更迫切。”
让严威骄傲的是，即便身处疫情中心，他们仍然在3月9日成功地在线上发布了“国内首颗自主研发背照式、高分辨率ToF传感器芯片”，该芯片可被应用于智能手机、AR眼镜、机器人和汽车电子领域。接下来，他们还会有重要产品要出货，其中涉及到的部分版图设计人员，也在3月24日由公司包车从河南接回武汉。
为了满足客户的出货需要，以及发布前关键的现场测试，从2月底，严威他们就一直跟园区联系，希望能回办公室。“申请流程较长，但最终还是批准了。那个时候出门风险挺大的，最后去的都是家里没有小孩和老人的年轻力壮的同事。”他们在3月初成功实现了两批产品的按时交付。
从3月23日复工首日开始，公司每天都会在员工的钉钉群里进行复工情况的通报，包括每日的复工到岗人员、近期的复工返程计划，以及哪些需求是当前最紧迫的，“保持公开透明”。
3月29日，周日，严威去了趟母亲所在的小区，他是去理发的。他已经很久没有理过发了，家里的推子找不到了，正好母亲所在的小区物业组织团购理发，东田的发型师，平时标价380元的服务，团购只需80元。因为预约的人较多，在物业打电话通知下楼前，严威在家等了好一会。“算是从头开始，重新出发吧。”当日，因封城无法返回武汉的创始人和联合创始人也顺利从广州返回武汉。
3月30日，也是严威复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上8：53，九峰一路上，在距离红绿灯五十来米的地方，他停下，拍了张照：久违的堵车回来了。
3月30日早晨，严威上班的路上已出现堵车 图/受访者提供
隔离病人离开了，住店客人还没来
同样有着迫切复工渴望的还有来世明。
说是“复工”，其实在武汉因疫情而冰封的两个多月里，来世明就没有离开过岗位。来世明是东呈国际集团湖北区的总裁。根据公开资料，东呈国际成立于2006年，旗下共有包括城市便捷酒店、宜尚酒店、柏曼酒店在内的15个酒店品牌，在全球两百多个城市拥有3000家酒店，其中在湖北拥有四百余家门店，其中又有半数在武汉。
据来世明介绍，从1月20日到2月15日，集团先后免费提供了2万多间客房，以支援武汉市抗击疫情。2月15日之后，政府开始陆续有偿征用，东呈把所有能够营业的酒店陆续提供给防疫指挥部，统一分配给援鄂医疗队、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志愿者、疑似病人等居住，高峰期有接近三百家酒店提供给指挥部。
来世明还记得封城第一周时的心潮澎湃。据他回忆，在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央视明确表示“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前，武汉市都没有任何的紧张气氛。来世明原本计划回咸宁老家过年，就在当天，他被江岸区有关部门找到，希望他能将一家用于集团办公的直营店腾给指挥部工作。之后的两三天里，陆续又有几家门店收到通知。
真正开始大范围投身为抗疫服务，还是1月23日封城后。因为身处疫情震中，来世明更能直观地感知到疫情的危急。封城之后，武汉市内交通完全瘫痪，许多医护人员上下班不便，来世明便向集团董事长程新华请示，是否可以提供一些酒店给有住宿需要的医护人员。程新华迅速召开董事会后决定，马上腾出至少100家酒店来免费接待医护人员，加盟商的房费应得收入，由集团统一支付。不到9个小时，来世明就列出了一份长长的酒店名单。
从决策到执行，过程一度让来世明“很崩溃”。“那时候本来就人人自危，我们的员工一听还要接待医护人员，很多都不理解，还有威胁要辞职不干的。”除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去做思想工作，来世明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核心干部自己上，对于一些表现优秀的员工，进行公开表扬。渡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周，慢慢大家就由抵触变为接受，很多员工自发到一线当志愿者。集团也出台了鼓励政策，对于在一线上岗的员工，除正常工资外，每人每天发放300元补贴。
截至目前，据来世明统计，他们在武汉地区仍有一百余家旗下酒店被政府征用，用于尚未撤离的外地援助医疗队、志愿者、下驻社区的机关工作人员居住，以及疑似、出院患者的隔离等，而参与武汉征用酒店服务的员工数也从1月底的一两百人增至一两千人。
春节初一到初六期间，来世明（左二）在前线慰问员工 图 / 受访者提供
“3月初，疫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直到3月15日左右，我们接待的一些外省援助医疗队开始撤离，大家才觉得，疫情转机可能要来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来世明等管理层的工作重心，开始往复工复产的方向转移。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接下来的复工复产战役，又将是另一种残酷。
来世明把自己这两个月的心理状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很焦虑，要想尽各种办法来确保防疫物资和员工安全；中间一段，因为整个社会和舆论方向都在积极投身抗疫，员工也相对配合，心情会平稳些；如今，复工复产的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来世明再度落入焦虑之中，“困难想都不用想，肯定一大堆。”
伴随着秩序一同回归的，还有商业理性。之前的两个多月时间，抛开行业普遍存在的潜在营业收入损失，和针对加盟商的系列减免措施外，作为本土企业，积极参与抗疫工作，也增加了东呈的资金负担。虽然来世明强调，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无论是他，还是集团，依然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但他也承认，决策之初，根本来不及细致考虑会付出的代价。
“之前大家出于内心的道德，不考虑成本地想做成这件事。现在一切都过去后，也到了要自我清算的时候，真正落到你头上的，你得自己去面对。”
据来世明介绍，目前已撤空的征用酒店，费用方案已确定（东呈旗下不同酒店品牌疫情前的市价多在两百到四百之间，政府的支付价格不到七折），但如果算上防疫善后工作所需的开销，这部分费用很难覆盖实际成本。
这段时间，来世明等管理人员开始恢复酒店线下巡访，对参与抗疫的店面展开全面摸排。防疫善后工作除了全面消毒，最迫切的还是营业前所有设施设备的修整复原。
“设施设备的损坏主要来自频繁的消毒。比如墙纸、地毯还有布草，两个月来消毒液喷来喷去，很多都损坏了；一些金属制品因为表面被腐蚀，也得更换；另外，有些入住人员不太注意，走了之后，房间跟大闹天宫过一样……以布草为例，我们一般是1:3，一个床会配三套，一套铺床，一套备用，一套在洗。如果更换较高品质的，仅布草一项，有的店可能就要花掉一百多万。”
有的加盟商因此不满，提出要获得进一步补贴，这让来世明很为难。“一直到4月，我们能给加盟商免的费用全都免了，这期间我们自己也一直在亏损。”
截至目前，东呈在武汉市的酒店员工，到岗率已达到90%以上，暂时不具备营业条件的店，则要求员工在店待岗。曾一度风靡的“共享员工”策略他从未考虑过，除了员工技能不对口，也担心共享出去的员工会就此流失了。
对来世明而言，目前最大的支出主要来自三大块——房租、员工工资和修整复原成本。后两者无从节省，大多数物业也不在既有的政策优惠范围内。当下能做的唯有尽快增加收入。这也是3月中旬以来，总部给他的新任务。“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能省一点就省一点，能收一点就收一点。”
开源艰难。和很多同行一样，东呈旗下许多酒店也开始涉足快餐和外卖领域，后厨由原有的早餐厨师加上员工组成。可生意也不好做，“现在外卖的竞争也很激烈，我们在武汉这么多店，各家加起来一天也只能做到几十万。”
重要的指标依然是入住率。除了延续既有的调度和员工安全维护工作，来世明也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倾注到客源拓展上。之前东呈旗下酒店多服务于商务出行人士，目前，个人旅游和商务活动双双停滞，唯一的增量，来源于复工复产企业的人员住宿需求。
“这部分的需求还非常有限，大家都在非常拼命地去争取。除了那些仍被征用的，几乎所有具备营业条件的门店都在做这件事。不管是一百块还是两百块，不管是长租房还是短租房，都想办法卖出去，亏本也要卖，但现在半价都卖不出去。”据来世明介绍，目前他们已经谈定的企业只有十几家，“接下来武汉逐渐解封，肯定就得线下去跑了。”
早在3月初，来世明就向有关部门递交过提案，希望有关部门考虑到东呈在抗击疫情期间所做的贡献，可以在企业复工复产员工住宿分配上，给予一些优先扶持，比如把东呈纳入政府差旅的入住范围，或者牵头组织东呈湖北四百多家酒店与景区联动，带动湖北旅游业复苏。但这些意见暂时并未被采纳。他猜测大概源于两个原因，一来领导的精力有限，二来有关部门担心这种倾斜可能带来质疑。来世明能理解，但有时也难免会有些心理落差。
接下来的4、5、6月份，对于武汉当地酒店行业，会是一段艰难时光。“4月份的客源会逐渐增加一些，5月份应该会有少量人员开始流动起来，会是一个市场适应期，然后6、7、8、9月慢慢爬，到10月份，我估计会恢复到百分之七八十。”
在这段时间内，作为经营者，来世明要扛起的担子还很重。他陷入失眠，“难入睡，睡了也会反复醒来，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全球酒店行业已经出现的裁员或变相裁员的现象，他也在关注。“对酒店行业来说，即便疫情过去，要真正恢复，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爬坡阶段，武汉就更难。我们现在还没有裁员计划，但能坚持到哪一步，还要看市场的情况，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1月20日，来世明（图中）在武汉组织成立东呈国际湖北战区酒店病毒防控指挥部 图/受访者提供
全球化之下的危中见机
和来世明一样，卓尔智造集团总裁吴奇凌也刚刚迎来2020年的第二场“战事”。
根据公开资料，作为卓尔控股三大产业生态之一，卓尔智造生态圈包括华中数控、卓尔棉业、卓尔宇航和卓尔信科。事实上，直到3月20日，临近武汉天河机场的卓尔宇航产业园仓库才完成最后一批医疗物资的分发，宣告其为期55天的应急转运分拨任务完成。
“之前我的工作更多是考虑怎么发挥企业专业优势，协调各方资源，实现集团在疫情期间的公益目标，那现在，就是要迅速转入复工复产的新阶段。” 吴奇凌将这一过程比作“从为大家到为小家”，“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压力。”
在他看来，国内企业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应对不足都指向了两点原因：一是供应链还不够成熟，二是产品结构有待调整。吴奇凌觉得，越是大的企业集团，越需要在后危机时代，思考产业的长远布局，危中寻机。
以卓尔的宇航集团为例，据吴奇凌介绍，之前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轻型飞机、飞行模拟器及工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制造，运营思路多围绕大型航展的承办及飞行培训。疫情给公司后续的战略发展也带来了新调整，接下来，运营方面可能会更加重视航空运输方面的投入；从机型上来说，目前公司已在采买直升机，打算布局面向医疗领域的航空救援，日后也会进一步拓宽机型储备，从自产自研的轻型运动飞机拓展到直升机、公务机和短途运输飞机。
等待交付的卓尔领航400和600型飞机 图/受访者提供
卓尔旗下同样因为应对疫情需求而打开市场的，还有华中数控。上市公司华中数控主要从事数控系统、智能机器人、伺服驱动、伺服电机等数控设备的开发、生产。这次疫情期间，公司生产的红外人体测温设备在包括雷神山、火神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场景下已经获得了广泛应用。据吴奇凌介绍，疫情之前，这部分产品因为使用场景有限，且价格较高，市场有一定局限，疫情发生后，企业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也在进一步开拓产品线，拓宽中端及大众市场。
相关联的多元化战略，被认为是集团业务在疫情冲击下得以保持整体平稳的原因。在疫情期间，他们筹建了新的医疗板块，把传统的卓尔棉纺织业，向医用纺织转型。作为疫情防控物资扩产、转产、新建“三个一批”企业之一，在武汉全城生产停摆的情况下，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在封城期间投入上马的项目。他们从2月中旬就开始密集筹备，短短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克服了交通、原材料等一系列困难，他们完成了14000平米的厂房的装修（包括两个防护服生产车间、一个口罩车间、一个实验室），防护服和口罩生产车间共9条产线中的4条在3月8日和27日相继完成产品下线。
武汉全城从封锁状态之下复苏，绝不可能像按下开关那么简单。解封之下，有待克服的问题仍然不少，比如人员交通问题。“复工前，区政府来产业园实地考察时，我就提过这个问题，但这个要解决，既受国家整体统筹和各地具体政策的影响，也跟大家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的认知程度相关。”
新建的医疗产品车间，在设备调试阶段就曾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新到的设备是需要厂家派技术人员来调试的，但省外的技术人员就不大愿意来。虽然我们身在湖北，知道武汉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外省的人还是会担心。另一方面，各地针对湖北返回人员的政策也不一样，他们从湖北返回后，可能面临非常严格的隔离政策，这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随着全球疫情的蔓延，供应链系统的保障问题也在遭受挑战。卓尔宇航的飞机生产，有很多零部件都来自他们收购的海外工厂，目前生产配件的进口已经开始受到影响。“我们在年前储备了一些配件，接下来的订单生产还有粮草可用，但是国际疫情很难预测，如果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还需要想一些办法。”
全球化所面临的考验，在每家企业的运营链条上，都化成了非常具体、非常紧迫的命题，有时候，这也成为激发改变的催化剂。
“现在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加快我们的TC取证（TC即Type certificate的缩写，代指型号合格证，是适航当局根据适航规章颁发的，用以证明民用航空产品的设计符合相应适航规章的证件）。TC取证后，所有的飞机零件，日后都可以在国内生产。疫情暴发前，我们的紧迫感其实没那么强，会对境外公司有依赖。”疫情之困，反倒成为了他们寻求技术自立的深层动力。
卓尔智造集团总裁吴奇凌试驾卓尔JA600轻型运动飞机 图/受访者提供
机器轰鸣，就是城市造血机能的脉动
卓尔宇航遇到的供应链问题绝对不是孤案，五六十公里外的东风乘用车公司，也在应对相似的境遇。
自2010年汽车超越钢铁成为武汉首个千亿产业至今，武汉汽车产业已连续9年保持武汉第一大支柱产业的地位，和钢铁、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能源环保、食品烟草一起构成了武汉这一中部工业重镇的六大千亿元产业板块。武汉的复苏，必须要看的一个指标，就是汽车工业的复苏。
创立于2007年的东风乘用车公司，是东风公司的核心事业板块，和东风本田、神龙、雷诺同属“东风系”整车厂，主营东风风神品牌自主乘用车业务，现有从业人员近2328人。就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公司的生产数字还相当理想：全年生产整车7.66万辆，完成工业总产值88亿元，同比增长14.09%。东风汽车人没有想到，紧接着的这个冬春之交打乱了他们的生产战略，他们将在特殊的环境下，应对一场攻坚战。
从3月12日开始复工起，每天80%的工作时间，周德元都会待在位于武汉东风大道上的东风乘用车车间里。周德元是东风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制造和技术。
每天早上8：00，是管理层的早会时间，疫情之前，管理层都会围坐会议室开会。而现在，周德元更多在生产车间远程参加会议，他已经渐渐习惯了在车间边走边开会，这意味着，谈到具体的问题时，他可以更快、更直观地展现。
早会结束后是例行的巡查，巡查内容是确保一线的各项工作安全到位。从全员体温监测、生产线运转，到产品品质，疫情之下，需要比往常更多的耐心和谨慎。直到10：30组织每天的信息沟通会，这同样会以远程的形式召开。
午饭后，他的工作场所依然在生产车间，跟分管领域的各级干部进行沟通，了解物料供应、员工技能、品质保证等实时情况。晚上则是远程总结会的时间，周德元需要了解当天的生产销售的所有情况，包括销售部门所需车辆的发运情况、当天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以及次日生产的物料和人员准备情况等等。
他把这种“泡一线+远程会议”的方式称为“立体工作方式”，工作效率反而比疫情之前更高。
3月13日，复工第二天，东风乘用车厂就实现了每小时生产9台的起步产量；到了3月28日，复工两周后，产能已攀升至每小时30台，基本上达到了2019年的同期水平。3月30日，一线1348名生产工人中，实际返汉率超过98.3%，当天安排上岗人数为1223人。他们要把失去的效率追回来。
在周德元看来，汽车生产产能的恢复进度不能盲目，应以市场为导向，后续的产能增长情况，会依据市场需求来调整。“湖北市场之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但今年看来，相较于西南、西北和华南，湖北的终端销售回升会稍晚。很多湖北销售系统的员工还没有办法出差。”
恢复生产后，接下来如何在终端上逐步提升放大，以达到一个比较稳定向好的水平，是车厂面临的一大难题。这并非唯一的不确定性。
东风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周德元 图/刘有志
即便销售能逐渐向好，包括东风乘用车厂在内的国内汽车制造厂还需要经历漫长的产业链恢复过程。一辆汽车的生产会涉及上万个零部件，由供应商逐级出货。虽然到3月22日，东风乘用车公司一级供应商的复工率已达到100%，但后续还要继续二级、三级向下打通更长的供应链条，关口还很多。
和卓尔宇航一样，如何实现进口零配件的国产化，也成为了东风乘用车厂采购和研发部门的最新课题。“进口KD件这块也在经受考验。目前全球疫情正在蔓延，尽管我们海外供应商占比并不大，但从长期看，依然需要强有力的替代方案。”
周德元觉得，疫情的刺激也让厂家意识到了之前的不足，即作为自主品牌对海外零部件的依赖，没有真正努力去挖掘国产化的零部件资源。他把这视作疫情带来的另一种有力的促动，“很多事情往往是被逼出来的，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紧张，但并不是没有机会。”
疫情期间一些好的工作方法，也许会落实到今后的日常工作中。疫情带来了危机思考，管理层意识到，企业应该更加提高紧急情况应对能力，制定针对疫情乃至洪水、干旱等的预案，开展日常演练。
无论面临多少困难，车间的机器轰鸣声，总能让周德元感到安心。他甚至能从中感觉到某种生机盎然的力量。在他看来，这意味着经过近两个月的停工后，一切正从无序向有序迈进，生产制造系统的元气在逐渐恢复。
周德元是湖北天门人，2018年来到武汉工作，虽然只来了不到两年，但他把自己看作“半个武汉人”。在他眼中，武汉这座城市充满朝气和活力，武汉人爽快而豁达，武汉人正携带着这种不败的生命力，为城市的复苏注入能量，“周日（3月29日）我来公司的时候，路上还没什么人，只隔了一天，今天（3月30日）我上下东风高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堵车了！真有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
（实习记者李艾霖、许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