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儒”沈曾植的书法

在清末民初时期，有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中国大儒”，他的书法创作融合碑帖、南北一家，力破门户町畦，超越时流，尤其是他的章草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极大，他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沈曾植。他与曾熙、李瑞清、吴昌硕并称“民初四家”。

沈曾植（1850-1922）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书画家、收藏家，同光体的重要诗人；字子培，号撰斋，别署乙庵等，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沈曾植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其中尤以书法及理论最为精湛。在书学上，沈氏首次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碑与帖的联系发展脉络。他在实践上早年攻帖学，仿黄山谷时尚不能得势，中年学钟繇才有入处，晚年穷魏碑，极章草，变态多姿，奇趣横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终使“抑扬尽致，委曲得宜”，进入了碑帖融合的独有理想境界，创造了奇峭博丽的沈体书法。

沈曾植的书法当年即负盛名，对后世影响很大。才高八斗的康有为亦对之折服，当年有人想请康有为写墓志铭，推崇之至。康答曰：“寐叟健在，某岂敢为？”

此幅《行书七言联》（左图）是沈曾植晚年的作品，规格：132×32cm×2，款识：瓞园仁兄雅属，寐叟。印鉴：海日楼、象莲花未开形、知一念即无量劫。释文：磵草石筠催暑去，耕烟锄月与年深。全联结体灵动飘逸，左右映带，熟谙兰亭法书之意；用笔一叹三咏，苍劲无匹，深得金石斑驳之趣，可谓融碑、帖艺术于一炉。此作还体现出沈曾植“生”的书风，曾熙《书林藻鉴》中说：“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叟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拙”与“生”是视觉效果陌生化的结果，是沈曾植“大胆作书”的结果，也包括“刻意求生”的意思。沈曾植晚年竭力变法，以临摹居多，在此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沈曾植书风中的“生”，在于碑帖之间的“生”，既不类于碑又不似于帖，处于交融状态。其门生金蓉镜称：“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北嗜张廉卿。”从中可知沈曾植书法既有碑版中的“金石倔绝”，也有帖学中的“精微细巧”。但与奢侈软媚的书风相比，自然胜出了许多“生”的成分。如果与唐宋诸贤相比，其“生”倒是真是“生”了。这是张扬个性的结果。

总之，沈曾植书风的“生”，不仅仅是对读者而言，对他自己也是如此。他从临摹中得到迥异于自我的风格信息，又从不意之中异化原法帖的面目，产生一种“生”的效果。唯此，才别具生趣，不落俗套。（宣家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