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威评《嘉树堂序跋录》︱一部当代碑帖收藏的启示录
《嘉树堂序跋录》，陈郁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209页，80.00元
从“铭心绝品——崔敬邕墓志”说起
碑帖收藏以墓志为大宗，墓志收藏以六朝为首选，若论六朝墓志最著名者，除却《张黑女》，就是《崔敬邕》，绝无二选。《崔敬邕墓志》传世共计五本，在这五本中，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非“扬州成氏本”莫属。此本流传有绪，纸墨并佳，加之光绪丙午（1906）刘鹗用日本珂罗版术精印百部，后又经有正书局、艺苑真赏社、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辗转翻印，成为广为人知的经典。2015年陈郁以重金购得此册“扬州成氏本”，对嘉树堂碑帖收藏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崔敬邕墓志》
善本碑帖除了极高的文物价值外，更多的是传递收藏文化的理念。“扬州成氏本”带有浓厚的“传古”情结，与传统的收藏之道——“秘而藏之，慎勿轻以示人”截然不同，陈郁深受刘鹗影印传播善本的启发，效仿前贤，使之化身千百，于是开启了《嘉树堂珍本碑帖丛刊》的影印工作，每种也印一百册，册前各有出版导言一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嘉树堂序跋录》一书的内容来源。
下面就来谈谈我学习《嘉树堂序跋录》的几点体会和感触。
出土时间准确性的探讨
作为一名碑帖大收藏家，陈郁自然是以获取善本为最终目标。
何为“善本”，简言之，无非是传拓时间早，传拓数量少的珍稀碑帖。传拓时间早，究竟要早到何时？传世著名碑刻，追求宋拓、明拓当然不在话下，对那些后出碑刻，就要追溯到碑刻出土之初。因此，对出土时间准确性的探讨，是陈郁研究碑帖的第一个科目。
《嘉树堂序跋录》载有《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墓石清嘉庆年间陕西咸宁出土，具体时间文献记载各有不同，近现代碑帖鉴定家一般认为在嘉庆二十年（1815），如方若《校碑随笔》言“二志嘉庆二十年（1815）在陕西咸宁出土，为武进陆劭闻耀遹所得，辇归乡里”。此后，张彦生、王壮弘、马子云等均沿袭此说。但是，陈郁并不盲从，查检嘉庆二十四年（181）碑刻原石收藏者——陆耀遹参与编修《咸宁县志》 ，找到“于嘉庆十二年（1807）出土”的记载。因此，其出土时间就有嘉庆十二年（1807）和嘉庆二十年（1815）两种说法。
此后，陈郁查阅到同治甲戌（1874）刊刻《金石续编》卷三有陆耀遹原文：“此元公志石与夫人姬氏志石，并于嘉庆初出土。石完整。予得拓本珍玩十数年，并二石购得之，以嘉庆二十三年（1818）夏载之江左，藏于家。”这样就找到“嘉庆初出土”的第三种说法，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幸好嘉树堂藏本中留有陆耀遹手书题跋真迹，其跋曰：“嘉庆初始出于南山，二石俱完整。余以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见拓本于西安，戊寅（1818）购其石以归。”此段文字不仅提出“嘉庆初出土”，还提及“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见到拓本”，从而彻底否定嘉庆十二年（1807）和嘉庆二十年（1815）两种说法。
此册《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陆耀遹题跋本，是存有原石收藏名家本人题跋的传本，具有第一手文献史料价值，远远高出其他传世善本，这恐怕就是嘉树堂不惜重金购买的决心所在。
注重递藏关系
善本碑帖既不会平白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埋没世间而无人知晓。清代金石学兴盛，历代传世善本碑帖得到系统梳理，历经名家递藏，大多有了好的归属，因此，理清善本碑帖的收藏途径和递藏关系，是陈郁碑帖研究的第二个科目。
嘉树堂藏《景君碑》，清末为端方所有，其金石同好及幕友纷纷题记题跋，均审为清初拓本。在端方收藏之前，此本为庄缙度藏物。陈郁查阅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得知庄缙度所藏汉碑善本甚富，来源多是黄小松、李东桥旧藏，庄氏与黄易曾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同官山东济宁运河同知，他继承了黄易的衣钵，喜好访碑，并亲自椎拓与装订，且装订样式也效仿黄易。庄缙度所藏碑版，日后又多归端方。如此，既理清了递藏关系，又论证了递藏关系的合理性，真可谓“明明白白”藏碑帖。
《明拓天发神谶碑》
2012年7月，陈郁自杭州西泠拍卖购得《明拓天发神谶碑》，这是他花费过百万而收藏的首件碑帖，在嘉树堂收藏的众多碑帖中，它一直是陈郁最喜欢的几件之一。
除了因原石于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存世拓本稀见，且此本为明拓善本之外，还有以下几层思考：首先，装帧考究，古锦面板，题签精到；其次，淡墨精拓，没有任何填墨涂描；再次，历经名家递藏并多有跋语。此本数百年来之收藏者有：王澍、顾武保、杨文荪、吴志恭、陈墫、吴云、张祖翼、陈景陶、秦淦等。题签题端题跋者众多，计有：褚德彝、秦淦、陈景陶、吴志恭、杨澥、张祖翼、钱步文等。这种递藏与题跋的豪华阵容，无异于“联名担保”，这才是历来碑帖收藏家的最爱。一册在手，我们仿佛置身古代金石家的朋友圈，加入了一次穿越时空的金石雅集。
注重文献记录
清代金石学兴盛，金石文献浩如烟海，既有金石专书，又有散见于方志、文集、题跋等等各类信息，梳理這些文献记录，又为碑帖收藏提供了附加的“乐趣”，当然，这种乐趣非有学识和毅力者不能享用。
《三老碑》
《序跋录》开篇就是《三老碑》，陈郁这样写道：“令笔者高兴及难忘的是，当年拍得《三老碑》拓本后，因见册后题跋与一般的校碑鉴赏题记不同，内容翔实，此碑之来龙去脉交代甚为清楚，故首次从校读碑版延及研读文史，查阅了俞樾、蒋光煦、傅以礼等人的相关著述，几经反复，相互印证，终于略知大概，是为近十数年搜寻碑刻拓本首次用力者，也为自己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不仅要读碑，校勘版本，也要披阅文献，弄清文史。”以上文字，可以视为陈郁鉴藏研究碑帖的体悟。
注重文献史料价值，不得不提及嘉树堂藏《蜀中七阙》，蜀中汉阙的清早期拓本极稀见，清中期拓本亦罕觏，何况七阙合为一册，堪称大观。在此篇结尾处，陈郁写道：“笔者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偏好和倾向，即除却人见人爱的碑帖大名品之外，对那些小众的品种，只要意味十足，包括具有文献资料价值，亦必珍视，更何况此前从未印行者。不指想锦上添花，但求拾遗补阙。”陈郁的“偏好和倾向”，确实令嘉树堂碑帖藏品与众不同、高出一筹。
《石门铭》
在讨论《石门铭》“此字本”的传拓起始时间时，陈郁认为清乾隆间拓本似乎最早，即乾隆年间可能是“此字本”的时间上限，历史文献也支持这一点。进而指出“碑版的校勘与鉴别，必须与历史文献相一致，这是笔者近些年来的切身感受，也是以后进一步努力研究探索的方向，希冀能从故纸堆里发现历史的真相，仅仅校碑是远远不够的”。
传统校碑一般只能分出早晚与先后，要推断出确切的传拓时间，恐怕只有检索前人相关文献资料，这是碑帖鉴定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型和突破，陈郁领先了一步，可谓先行者。今后碑帖鉴定的话语权，必将属于那些既拥有大量碑帖藏品又掌握文献资料的知识精英。
穷追考据点的确切时间
旧时收藏碑帖讲究“校碑考据点”，即以某行某字损与不损来分析碑帖的传拓时间先后，至于何时损坏，一般无人去探究，因为费时而无功，陈郁却知难而上，乐此不疲，且形成嘉樹堂碑帖研究的特色。
关于《石门铭》“此”字何时泐损，陈郁检得姚华《弗堂类稿》记载：“曾见端午桥本，标为清初搨者，‘此’字石花尚较好，惟墨色字口笔势结法，终不能满志耳。端本固是较旧之本，抑亦不能在王兰泉前也。”其所谓“王兰泉前”，自当乾隆之前。继而又引用吴大澂《石门访碑记》的文字：“《王远书铭》，石多绽裂，摹拓较难，近遣张懋功精拓一本，较王氏《金石萃编》多三十七字又半字三。第二行‘此门’，‘门’上一字全泐，《萃编》作‘此’字。”吴大澂石门访碑，时在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此”字已损泐并脱落，是为石门铭“此”字本的时间下限。据此，陈郁得出“此”字本初步判定的时间上下限，即从乾隆后期至同治末期。
在如何看待校碑考据点问题上，陈郁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研究《西狭颂》（沈心醇藏本）时他指出：“此摩崖石刻体量如此巨大，表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加之不同拓工不同拓法，再者野外椎拓受制于一时变化无常的自然环境，即使同一时期的拓片都会有差别，如果拘泥于某个字及其细小的笔画之细微差别，恐有钻牛角尖之嫌，会将同一时期的拓本视为不同时期的，使人在寻求早本或善本时，刻舟求剑，以讹传讹。”这一观点将摩崖与普通碑版的校碑方法区别开来，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率先走出了鉴藏的误区。
在《序跋录》中，陈郁还经常提到：“校勘碑版不仅要与早本比较（往上看），也要与晚本比较（往下看）。”这种上下“两看”，过去只有碑帖商人才具备如此条件，普通藏家一般不会同时拥有多种拓本，如今碑帖各种印本广为传播，网上资料层出不穷，为陈郁提出的上下“两看”，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今天的藏家弄清碑帖考据的来龙去脉已经不是难题，相反变成了一门必修课。
不放过任何一个收藏细节
碑帖鉴藏，需要有不放过任何一个收藏细节的能耐，考量的是收藏家的记忆力和串并信息的本事。细节，正是碑帖收藏的乐趣所在，碑帖收藏区别于其他艺术品收藏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一件碑帖有着无穷尽的细节，值得碑帖收藏者不断探索，可以把玩数年甚至一生，始终有常读常新的意外收获。
嘉树堂藏《景君碑》有一段庄缙度题跋：“余藏此碑旧拓一本，将模糊之字割去，以致不完，复少碑阴碑额，大为婉惜。嗣于济庠拓得足本，又不及旧本之佳。今获此册，审为百年旧搨，字无残失，书以志憙。”庄缙度藏有两件《景君碑》旧拓的细节，引起陈郁关注，他在《序跋录》里写道：“近日闲赋于家，整理资料，复见上海朵云轩1996年秋拍有旧拓《景君碑》一册，亦端方旧藏本，有杨守敬、张之洞、张祖翼、李葆恂、吴广霈、褚德彝等题跋。该本亦庄缙度旧物，即庄缙度题跋所言‘模糊之字割去，以致不完，复少碑阴碑额’之本。”
此外，陈郁在把玩《孔褒碑》王瓘藏本時，注意到册末有“王孝禹所藏数百年前旧拓本”钤印，日后又见上海博物馆藏明拓《石鼓文》黄帛本（王瓘藏本），亦钤有此印，由此得出结论：此枚王氏印章从不轻易钤打，是王瓘所藏珍本碑帖的标记。这种意外串并两个善本的乐趣，只有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收藏家方能体会。
注重墨色
碑帖墨色，是碑帖鉴藏的有效抓手，也是衡量碑帖收藏家鉴定素养的一把标尺，运用得好，事半功倍，运用不当，逢“黑”便是明拓，家藏明拓数千，亦只能贻笑大方了。
关于碑帖纸墨，陈郁自有心得。嘉树堂藏《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此石嘉庆初年始出土，嘉庆二十三年（1818）归陆耀遹收藏。旧时相传：“二志未归武进陆氏时，石藏两家，故（初拓）墨色不一。凡墨色一律者，皆已归陆氏后拓本也。”陈郁认为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初拓二志拓法及墨色确实明显不同，应出于不同拓工之手，但是，嘉树堂藏陆耀遹拓本（并非初拓），墨色也不一致。究其原因是，《元公》一石表面有无数横向细擦痕，从而导致墨本墨色与《姬氏墓志》不同，稍浅，这才是两者墨色不一的真实原因，而非拓工不同的缘故。
注重墨色，更注重客观事实。陈郁在分析《孔宙碑》（丁念先旧藏本）时谈道：“依笔者之见，尽管此本纸墨甚古，拓法甚早，但断不敢上溯至宋（注：前人多将此本视为宋拓）。笔者以为，前贤所言‘汉碑无宋拓，摩崖无明拓’，还是有相当道理的。笔者是典型的保守派，自然会恪守这一传统说法，而不越雷池一步。何况，能得到明初拓本之汉碑，已经相当知足。由多年收藏鉴别碑版的经验而知，宋拓仅限于唐碑，而汉碑充其量早至明初而已，其中就是《孔宙碑》。”对自藏本有清醒正确的认知，看似容易，其实不然，许多藏家受此病拖累，且终身不得医治。因此，鉴藏碑帖必须要有一个可供探讨的朋友圈，决不能闭门造车。
记录收藏时间价格与收藏动机
历代碑帖鉴藏虽然存有大量文献资料，但是有关碑帖价格和购买动机鲜有涉及，留下不少缺憾。陈郁将相关内容写进《嘉树堂序跋录》，我认为也是本书一大闪光点，读者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随着时光推移，对后人更有实践指导意义。
早就听说碑帖收藏圈的朋友将陈郁呼为“陈疯子”，认为他购买的碑帖多是“天价”，只要陈郁进入拍卖市场，普通藏家就再无捡漏可能。对“陈疯子”这一绰号，陈郁欣然接受，还刻印一方“有人叫我陈疯子”。如今我们回看这些“天价”碑帖，一定会感佩陈郁的英明决断，而这背后运筹帷幄的故事，则尽在《嘉树堂序跋录》。